第五節 金庸生平與政治立場簡介
二、 金庸的政治立場
1993 赴北京，會見江澤民。宣布辭去明報企業集團主席職務，改任名譽主席 1994 正式授權北京三聯書店出版《金庸作品集》大陸簡體字版。獲北京大學頒
贈名譽教授頭銜
1998 五月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和中國現代文化研究所召開「金庸 小說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國際學術討論會。十一月，漢學研究中心、中國 時報人間副刊、遠流出版公司在台北舉辦「金庸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
1999 著手進行作品集的第三度修訂
2000 北京大學舉辦「金庸小說國際研討會」
2001 訪台，與陳水扁總統會面 2002 榮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
2003 新修訂之《書劍恩仇錄》、《射鵰英雄傳》出版 2005 新修訂之《天龍八部》出版
2006 新修訂之《鹿鼎記》問世，《金庸作品集》全數修訂完畢
二、 金庸的政治立場
香港地區的人們大都知道且喜愛金庸的小說，都把他視為一名不朽的武俠小 說家；可是香港以外的地區，比較少人知道查良鏞（金庸）在他當記者時，曾發 表了數千篇社會評論，並且自 1986 至 1989 年間甚至還參與建構香港未來的政治 藍圖。在這兒，我想由金庸的政治立場，進一步探討這個立場是否影響到金庸武 俠小說之創作。
金庸的政治立場，始終與香港當地的社會與政局狀態有著很密切的關係。同 時，中共內政在 20 世紀下半葉中所經過的種種轉變，對金庸的態度也有極大的
影響。尤其他對中國共產黨的態度，經歷了數次的改變。
（一）、 當記者的初期時代
在金庸記者生涯起步的時候，中國還處在內戰狀態；雖然金庸氏沒有明確表 明自己站在哪個政黨的一邊，但是最初，他的立場似乎比較偏向支持共產黨。畢 竟，那時後他的雇主《大公報》，本來就是一個政治立場偏左的報社。在 1949 年 內戰結束後，並在世界大部分國家政府不肯承認中共為「新」中國之際，金庸就 在《大公報》主張中國以外地區的國有財產﹝如飛機﹞現在應該歸屬於中共。次 年，他又赴北京企圖在中共外交部謀職，由此證明金庸承認並肯定中共政權。
不過隨著中共的三反五反運動，金庸對中共政權許多作法日益不以為然，留 置在大陸的一些朋友還遭到共產黨壓迫，使金庸與共產黨開始保持距離。
（二）、 自 1959 至 1966 年
金庸的政治立場在 50 年代從一個相當偏左的態度轉變為中立。這個立場調 適過程，到 1959 年《明報》創辦的時候就相當明確了。
金庸於 1959 年 5 月 20 日創辦《明報》，在 6 月 6 日發表聲言，說明該報的 世界觀：
我們重視人的尊嚴。主張每一個人應該享有他應得的權利，主張每一個人 都應該過一種無所恐懼、不受欺壓與虐待的生活。我們希望世界和平，希 望國家與國家之間、人與人之間，大家親愛而和睦。我們希望全世界經濟 繁榮、貿易發展，自然也希望香港市面興旺、工商業發展、就業的人多，
希望香港居民的生活條件能不斷的改善。118 在同一年 10 月 16 日，《明報》更宣言說：
本報自稱不左不右，絕對中立，……真正中立者惟《明報》一家。119
118張圭陽：《金庸與明報傳奇》，頁 65。
119 同前註，頁 67。
顯而易見，《明報》的創刊宗旨表明中立的立場；至於《明報》的地方認同，
它是逐漸才形成的。最初，金庸和他的同事企圖將《明報》塑造成一個有香港地 方特色的報紙，以便吸引當地的讀者。比方說，該報於初期所發表的文章中，執 筆的編輯刻意使用許多廣東話詞彙，以增加本地的色彩。然而，《明報》這個策 略並沒成功，而逐漸被該報放棄。張圭陽分析《明報》「本土化」失敗，說
金庸一心要辦一份「粵港報紙」而不成功，考其原因有三：一是《明報》
的工作人員，中文根底好，要他們寫廣東方言，並非易事；二是《明報》
的讀者，從內陸到香港的逐漸遠比香港本土的為多；………… 金庸的社 評，也慢慢地走向白話文的路線。120
金庸和他的同事，畢竟大都並非香港或廣東出身，他們和眾多從內陸移民香 港的新市民一樣，始終非常專注所有在內陸發生的事情。當《明報》創刊之際，
從大陸搬來香港的移民，已占人口數的大部分；而這些移民通常不是自願來香港 的，而是像難民一般流亡此地。雖然暫居在這個庇護之港，他們仍繼續熱烈關心 與觀察內陸的種種大事。儘管他們一時無法回歸祖國，他們還是認同那個家鄉所 在的中國，而不是當地的「香港」。
為了滿足這些讀者的需求與興趣，《明報》將報導的重點愈來愈放在內陸事 變上，吸引了更多知識分子的讀者。這樣一來，《明報》就變成一個相當「中國」
的報紙，不同於那些以關注香港當地事情的「粵港」報紙。
自從他當記者開始，金庸始終公開承認他是不受任何意識型態約束的愛國主 義與民族主義者。雖然他在 60、70 年代常表示自己對中共政策的不滿，但同時，
他堅決反對台灣或少數民族的任何獨立活動，迄今這個立場沒改變：
中國人不論左派右派，均反對台灣獨立，決不容許有兩個中國出現。121 我們的立場很明顯，談不上左傾右傾，只是堅決主張維護中國領土之完 整。西藏是不能讓它獨立的，外蒙在蘇聯的全力左右下獨立，必須設法收
120 同前註，頁 106。
121 《明報》1960 年 8 月 20 日，見張圭陽，《金庸與明報傳奇》，頁 201。
回，讓它像西藏一樣，是中國範圍之內的一個自治區。122
由於中共「大躍進」政策失敗，在 1962 年 5 月大量大陸難民潮湧入香港。
對這件事情，香港的偏左報社，為了保全中共政府的面子而統統保持沈默。而金 庸與《明報》卻決定面對事實，採取詳細而完整報導。金庸更奮筆撰寫〈火速！
救命！〉一篇社論，呼籲港府和香港人民伸出友愛的手，幫助困難中的大陸同胞；
同時，他並呼籲各界籌集資金和物資，救濟難民。
然而，難民潮日益擴大，使香港政府已無法繼續收容這些難民，不得不採取 嚴格的措施以阻擋難民湧入。《明報》的社評立場，以單純的人道立場、呼籲對 中國同胞展開「火速救命」，並且也站在香港官方的立場，看待難民潮的問題，
現在便呼籲市民不要阻撓警方處理這難題，並且不要輕視這個危機，因為難民湧 入境內已經開始嚴重威脅香港的公安。
隨著難民潮風波，香港的左派報社已不再看待《明報》為同道報紙。可是《明 報》對難民問題的看法似乎相符合當時多數市民的意見；而《明報》的銷量，隨 著這一系列的相關報導大賣特賣。
到了 1964 年，中國人民共和國宣布核試成功，讓中國躋身擁核大國。香港 的報章一般都從正面的角度看待此事，讚美中國自強，但是《明報》於該年 10 月 24 日評論核彈是一種罪惡，宣示不贊成中共製造核彈，決不認為那是中國人 的光榮，而是一件有害人類的事。親中共的左派報社因此怒火中燒，《大公報》
指責那是「反華行為」123，使《明報》與那些偏左報紙之間決裂越深。
（三）、 1966-1976 年
另外一件影響到《明報》的前途，就是中共文化大革命。其實，《明報》對 共產主義意識型態，本來已經採取保留態度，並且完全肯定香港當地的資本主義 制度。
122 《明報》1961 年 10 月 2 日，見張圭陽，《金庸與明報傳奇》，頁 378-379。
123 張圭陽：《金庸與明報傳奇》，頁 143。
自從 1966 年中共文化大革命爆發以後，金庸和他的同事所撰的社評激烈反 對文革所引發的暴動。尤其是金庸等人所熱愛的中國傳統文化遭受紅衛兵的破 壞，使金庸等人於那幾年的社評中一再表達銳利的批評。這段時間，也正是中國 共產黨開展掃除「四舊」的活動；金庸則常使用儒家學說對抗馬列主義、共產思 想，強調中國人民根本不要階級鬥爭，而中共主張階級鬥爭，是違背民意的行為。
香港偏左報社卻對文革之暴動不是採取贊成，就是採取沈默的態度，這又引 起了《明報》與《大公報》一場激烈的筆戰，使文化大革命的波瀾也不只停在香 港邊境之外。不久，金庸與《明報》的批判性立場，使該報變為左派極端分子的 攻擊目標。在 1967 年，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的展開時，香港極端左派份子，
揚言要革殺本市五個人。死亡名單上第一個人為電台廣播員林彬，已在街上被活 活燒死。金庸是第二個革殺的對象。1967 年 8 月，金庸收到左派分子的炸彈郵 包，幸好及時發覺，由警方在查家門口外引爆。金庸為了要躲開暗殺，甚至還去 新加坡暫避風頭。
還有一天，幾百名暴動分子來到《明報》所在的大廈，找《明報》編輯部，
《明報》知道了消息，把鐵門鎖上；最後警察趕到，危機才化解。
儘管面臨種種巨大的威脅，《明報》依然堅持其中立的立場，並在文革期間 開闢一個不但關注文革，而且報導整個大陸情形的專欄「北望神州」。《明報》能 夠在極其嚴控的文革期間採集到許多有關內陸實況的資訊，為香港報界獨特的成 就，吸引起了更多讀者。
連金庸每天所連載於報紙上的武俠小說，也難免受到內陸政治波濤之影響。
文化大革命的同時，金庸正在連載《笑傲江湖》、《鹿鼎記》，而這兩部小說特別 帶著金庸對文革的反感之痕跡。作者在此兩部作品的後記中，指出當時中國的政 局對寫作過程的影響；《笑傲江湖》以古代的環境做背景，敘述奪權鬥爭之惡劣 手段，書中的江湖領導人代表著那些無所不用其極、不擇手段的政治人物。至於
《鹿鼎記》，它在描寫清代文字獄的形狀下，特別反映著中共在文革時代所採用 的極為激烈之檢查制度。
總而言之，關於 60 年代初難民潮的報導、針對文化大革命的報導與社評以
總而言之，關於 60 年代初難民潮的報導、針對文化大革命的報導與社評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