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少年感化教育之功能與執行
第一節 現行少年事件處理法立法理念及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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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少年感化教育之功能與執行
我國現行刑法、少年事件處理法均有規定「感化教育」，除此些法律外，
早期懲治叛亂條例第 9 條3、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第 8 條4，也曾將「感 化教育」作為對政治犯行為之人思想改造，感化其不同政治理念而達到同 化為一致之目的5；然此種以「感化教育」為手段，對政治犯或流氓進行之 思想改造，是否符合原先「感化教育」之本質，均尚待討論。在懲治叛亂 條例以及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均於 1991 年廢除後，現行感化教育似乎 回歸原先單純希望教化非行少年之目的。然而感化教育之理念以及欲達成 的功能為何？且我國現行執行感化教育之機構有無以及如何落實感化教 育功能，乃係檢討現行感化教育制度所須了解之面向。
第一節 現行少年事件處理法立法理念及 目的
1958 年少年法草案移送立法院審議，1962 年少年事件處理法公布全文 80 條，開啟我國針對「少年」用專門法律予以規範的歷程。然而該法制 訂後，立法理念卻經過多次修法之變革，理念之確立涉及面對少年事件 時，應秉持何種精神來處遇少年。1971 年與 1997 年可謂對少年事件處理 法有較大幅度之修改，尤其 1997 年之修改決定我國現行少年事件之處理 方向，將少年事件之處理原則予以定調，本文探討之「感化教育」所依 據之現行法源既然是少年事件處理法，該法之立法理念自然亦會影響感 化教育之執行，因此本文以下介紹少年事件處理法立法理念是以 1997 年 所確立之目標為分析方向。
3懲治叛亂條例第 9 條「犯本條例之罪，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不起訴或減輕或免除其刑:一、
自首或反正來歸者 二、於犯罪發覺後，檢舉叛徒或有關叛亂組織因而破獲者。前項案件，經不 起訴或減輕或免除其刑者，得按其情節，施以三年以下感化教育。感化教育不得延長，認為無繼 續執行之必要者，得免除之；其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4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第 8 條「前條最高治安機關對於被逮捕人得為左列處置:二、情節輕微而 有感化必要者，交付感化。」
5葉眉伸，〈論少年之感化教育〉，國立中正大學法律所碩士論文，2012 年 2 月，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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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少年健全成長之目的
1962 年少年事件處理法之立法採取以「預防」為主要機能的「保護主 義」，其具體內容表現可用「少年宜教不宜罰」予以詮釋；惟 1971 年之修 改卻一反常態地將保護主義原則予以修改，加強應報主義之呈現，以「教 罰並重」取代「宜教不宜罰」；至 1997 年，卻又修法刪除處罰傾向，回復 原先保護主義之理念以及增加程序轉換之多元性6，惟不應僅以此種理解看 待現今少年事件處理法。當少年犯錯，社會應站在何種立場看待？是嚴厲 地指責或是理解少年背景之後，建構其成長及學習空間？少年事件處理法 立法原則一直在此種光譜間搖擺，1997 年修法將「少年健全人格發展權」
規定於第 1 條作為整體法律之立法原則，其所代表之意義與早期少年事件 處理法理念有莫大之不同，背後隱藏之理論更係展開以下「感化教育理念」
討論之前提，因此對「少年健全成長」當然必須要有透徹之理解。
第一款 我國少年事件處理法之起源
我國少年事件處理法起草當時，深受日本少年法之影響。惟日本少年 法之制定，係於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後，以美國之少年法為參考，因而非可 謂我國未受美國少年司法之影響；然而弔詭的是，我國刑事法制度長期承 襲歐陸體系之思考，卻在少年司法體系走向美國制度，難道其未受歐陸社 會防衛理念之影響？實則不然，無論是 1962 年所制定抑或 1971 年修改之 少年事件處理法，雖然都宣稱基於理性與愛，但卻透過少年司法程序標示 一般少年及犯罪少年間之差異。有學者即認為此種少年司法系統，反而造 成一股更大之暴力氛圍7。立法之初，參酌國外針對少年多以專門法律予以 規範，進而開始召集各領域學者、實務家等商討少年法之訂立，但觀察當 時之立法背景，是希望以國家之力加以管理、規訓少年，為達迅速且有效 解決相關少年非行問題，僅僅是為了解決少年非行問題，而非陪伴少年解 決相關發生於「少年自身」之問題8。
6李茂生，〈我國少年事件處理法的檢討與展望-以刑事司法與福利行政兩系統的交錯為論點〉，《月 旦法學雜誌》第 74 期，2001 年 7 月，頁 50。
7李茂生，〈少年犯罪的預防與矯治制度的批評-一個系統論的考察〉，《國立台灣大學法學論叢》
第 29 卷第 2 期，2000 年 1 月，頁 125。
8陳孟萱，〈少年司法保護制度之契機-以美國少年法制為借鏡〉，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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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少年犯罪問題是透過高壓控管，政府並未對少年犯罪提出具體政策予 以解決12，而是希望藉由防衛社會高度壓抑之立法，進而防堵少年非行行 為之產生。
第二款 「健全成長」的立法政策
歷經大約四十年關於少年法政策之討論，台灣法制看來似乎尚未有重 大變革，仍然站在一種較壓抑、控管之立法政策。然而少年立法政策至 1997 年少年事件處理法之修法，已產生重大之轉換。依照當時立法公報之資料 記載：
「由於社會結構急遽變遷，青少年犯罪率逐年增加，青少年問題之事 前防範與事後輔導刻不容緩，而本法之規定或有不合時宜，或保護少年仍 有不週，或其相關法令已有修正、廢止，為適應當前社會之需要，即應速 作配合修正。」
實際上，修法背景的描述並未精確地表達當時整體社會氛圍。隨著解 嚴時代的來臨，無論政治、經濟等發展，均呈現與前期台灣社會不同的發 展；相對地，關於少年犯罪也開始產生與前期不同之面貌，集團化、年輕 化、暴力化等特徵，成為少年犯罪之特色13。隨著相關研究的產出，政府 也重新思考將少年犯罪以社會防衛之態度予以處理，是否妥適，或者確實 可以解決相關少年之問題，且越來越多社會資源可以投入處理少年犯罪問 題。無論是教育系統、福利系統、相關處理少年事件之專門法官、少年保 護官及少年調查官等，均已累積足夠能量投入少年問題之處理，奠基了 1997 年之大變革。
1989 年制定少年福利法，開啟少年福利領域之法制化，惟是否代表少 年事件處理法將越趨向刑事事件之處理，二分少年刑事及少年福利二大不 同領域？造成少年犯罪之成因並非單一要素，是複數原因所交織的結果，
無論是少年家庭背景、個人因素甚或整體社會變遷，當然一般成人犯罪也 是多重因素所造成，惟少年屬於一段介於轉變、面臨選擇的階段，少年為 犯罪行為，各國法制以及我國立法開始思考應如何對少年予以處遇，讓其
12周愫嫻，《少年犯罪》，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 年 3 月初版二刷，頁 4。
13周愫嫻，《少年犯罪》，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 年 3 月初版二刷，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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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背負被烙印之標籤，得以面對受肯認之未來。1997 年少年事件處理法 之修正，便是帶有許多改革目的之角度重新檢視關於少年之立法，此次修 法具有二大特點：其一，加強福祉性機能，藉由提高少年保護官及少年調 查官處理少年事件之地位；其二，則是加強少年程序上人權之保障機能，
展現出該次修法版本以「少年」為核心主體，將修法方向定調為「以保護 優先主義為經，全件移送原則為緯14」。
1997 年修正少年事件處理法若干法條，第 1 條之修改即可彰顯整部法 律走向之變革，「為保障少年健全之自我成長，調整其成長環境，並矯治 其性格」，學者論述此條即是規範少年之人權以及成人的責任。申言之，
少年的人權是少年得以「健全(自我)成長發達權」，而所謂成人責任則是希 望透過「矯治性格」、「調整成長環境」等二種手段，來提供少年健全自我 成長之機會15。此條文之展現，已經與前開討論少年概念演進之走向脫離，
透過另一種眼光理解「少年之成長」：希望少年如何成長？是符合國家、
社會、老師、家長期待的少年始為健全的少年？抑或是讓少年可以擁有充 足資訊，讓其了解如何做出適合自己未來的選擇？此種概念之轉換，便代 表如何看待少年之地位，是將其處於「國家客體」抑或是少年擁有自主權 之「少年主體」？1997 年之修法，所闡明的少年司法，已經形塑出少年主 體之地位，少年可以對自己的成長過程握有選擇、自主之權利；而國家或 者家長，則是定位在了解少年其成長與選擇的協助者，而非替代少年主體 之地位，應由少年選擇以及創造屬於少年本身所希望之未來。此種少年健 全之「自我」成長，並未被限制發展方向，代表一種空間性之存在而非定 點之存在，擁有多種複雜性，且是不能預測其發展之任何可能性16。
立法目的雖然揭示少年事件處理法新方向之開展，然而亦有學者認為：
社會對待少年犯罪之態度已有共識，即少年犯仍具有未來之可塑性，需要 更多之勸導及教育，因此將少年犯與成年犯分隔處理，乃事出必然，似無 必要於立法說明部分，增加如此高深之立法目的，以及課予執法者可能力 有未逮之要求17。
14陳孟萱，〈少年司法保護制度之契機-以美國少年法制為借鏡〉，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 論文，2001 年，頁 100。
15李茂生，〈新少年事件處理法目的規定釋疑〉，《月旦法學雜誌》第 40 期，1998 年 9 月，頁 34。
16李茂生，〈少年犯罪的預防與矯治制度的批評-一個系統論的考察〉，《國立台灣大學法學論叢》
第 29 卷第 2 期，2000 年 1 月，頁 128。
17林東茂，〈評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正〉，《月旦法學雜誌》第 50 期，1999 年 7 月，頁 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