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三節 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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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相關研究
以棒球運動作為敘事對象，所呈現出來的文本相當多見於市面，而這些文本 也多半以雜誌、寫真圖片書或是文學性的傳記、散文、小說集等方式流通。這些 休閒形式的文本，也相當程度的呼應了棒球運動本質裡的「遊戲(game)」性格。
至於探討台灣棒球運動與社會之間的脈動，在近來才陸續開始有些以社會學觀點 的研究。
這些研究多半以歷史發展的軸線為主，進行與社會脈絡之間的對話，並各自 提出切入觀點，以進行社會學觀點的論述。本研究在此先行將這幾篇較有相關性 的過往研究進行簡單的彙整，並敘述該研究所著眼論述之處，本研究也將在往後 章節裡與之進行下一步的對話。
一、 《社會發展、權力與運動文化的形構──台灣棒球的社會、歷史、文化分 析(1895－1990)》
梁淑玲(1993: 1)對於當時因中華職棒成立，並且造成台灣棒球運動風氣大盛 的社會現象首開先河的進行了發展史觀點的研究，不僅以豐富的史料搜尋挖出了 日據時代台灣棒球的開端期，並且更進一步地對於「人們總是以『運動歸運動、
政治歸政治』的說法來合理化運動世界的不平等以及運動與其他社會因素的關係」
這樣的說法提出非難。因此梁淑玲(1993: 3)的重點即放置在：「我們必須要探討的 問題應著眼在台灣棒球史與台灣社會發展、社會結構關係為何，以及運動與權力 網絡的關係，最終才能認識到台灣棒球文化是如何形構出來的。」
在結論的部分，梁淑玲(1993: 94)分別提出了 3 個要點，首先是棒球史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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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結合：「這將近百年的棒球史，也正是台灣發展的寫照」；雖然台灣棒球運 動在發展的過程當中曾經遭受初來乍到的國民黨政權「中國化」的鎮壓，但是「大 眾文化畢竟還是會隨著共同記憶的累積而沉澱」。此外，對於60 年代末期、70 年代初期的外交態勢，梁淑玲(1993: 95)也認為：「紅葉少棒……一方面扮演穩定、
凝聚當年不安民心的部分功能；另一方面，也是官方棒球史觀的開始」。至於80 年代由於「各種社會力量的興起，自主性相對提高」到90 年代職業棒球的成立，
梁淑玲(1993: 95)則是認為：「這一方面是由於社會結構走向消費社會的必然性，
一方面則是因為累積多年的棒球文化，早已成為人民生活記憶的一部分」。
其次，梁淑玲(1993: 95 - 96)談論到的是主體與客體是如何被權力結構所控制，
並且深受其影響的關鍵，也就是「運動──身體──權力關係」。她說：「身體無 疑是運動的主要特徵，並且是運動的物質核心。由於運動本身的獨特性──遊戲 的性質、受制於正式的規則、參與者之間的競爭，使得運動場域給球員及觀眾去 賦予意義。而戲劇效果又為運動具象徵性格的儀式活動所強化，於是將球員與觀 眾的注意力吸引到思考、感覺的客體──身體上。……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參與 國際比賽時，運動員的身體成了國家的象徵」。
在最後的部分，梁淑玲(1993: 98)回歸到了結構功能論的觀點，對於運動的本 質在社會生活當中扮演了何種角色進行論述。她說：「運動因其特質做為休閒型 態的一種有其重要性：一、是快感興奮的重要媒介；二、扮演集體認同的重要功 能，如：國家、地區；三、是許多人生活意義的主要來源，尤其是男性」。並且，
「社會越是文明，文化的規律性程度也就越高，對情緒表達的控制也就越嚴苛。
運動這項休閒活動，有消除規律性的呆板與平衡緊張──興奮關係的功能」。
雖然梁淑玲(1993: 100)在結論章節的末尾也提及到了運動對於個人而言，無 論在情感或是日常生活中都有相當程度的「感受」，但卻以「這種自發性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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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不是以理性或權力分析能掌握的」這樣的論述方式帶過，則是研究者認為可 以繼續進行補足之處。畢竟行動者對於其自身的行動仍有一定程度的意識，並且 也能構成一套論述的方式，對此進行研究勢必能更深入到「行動意義」的層面。
二、 《運動與政權維繫──解讀戰後台灣棒球發展史》
在後續研究當中，林琪雯(1995: 1-7)則接續著提出：「國內對於運動領域的研 究，長期以來多數侷限在技術層面的討論，面對體育活動同時做為一種文化現象、
教育環節、政治資源的現實，缺乏適當的認識與評量」。因此，就林琪雯的角度 而言，要探討棒球運動戰後10在台灣的發展，就得從「政治性邏輯」來下手。她 說：「政治性邏輯指涉的是以政權為第一考量的思維脈絡，因而對台灣棒球所產 生的影響，多半是透過以這種思維模式運行的典型組織──政府──來行使。」
林琪雯的研究就從日據時期的「教育」制度進行問題開展，她認為日人在台 灣建立起新的教育系統，就是為了要維持台灣社會長期穩定與馴服，其中：「體 育教育作為學校與社會教育的一環，自然也是輕忽不得」。也因此：「深受日本人 喜愛的棒球運動，便在這種政治的情勢與考量下，輸入台灣。」(林琪雯，1995: 1) 而後續接替台灣政權的國民黨政府先是「邊緣化」了棒球運動，爾後棒球運動在 70 年代國際賽事中的風光成就才使得「政治上風雨飄搖的情勢，提醒統治者注 意到運動文化在感情上的奧妙作用，因而再一次塑造了棒球運動在台灣社會的主 流行情。」並且要一直到80 年代後期，台灣社會才因「經濟條件」的成熟，使 得政府不再是對於社會資源大把抓牢的情況下，「經濟邏輯已漸次取得對棒球運 動的『發言權』。」(林琪雯，1995: 1-3)
10 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即 1945 年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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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林琪雯的研究看來，一方面的確是進一步提供了梁淑玲對於「文化形構」
上政治層面的不足；另一方面來說，林琪雯的研究其實也尚未跳脫梁淑玲所架構 的「政治面──經濟面」這條發展軸線。以林琪雯(1995: 137)在末章所陳述的這 句話：「台灣政府在棒球運動的管理上，也出現了相應的發展，時間則是以政體 轉型、基本朝向更民主自由前進的80 年代後期，作為分界」看來，台灣棒球運 動的發展幾乎就是以「文化霸權」的方式進行著。而她要探究的就是：「政權對 棒球的利用根源於特定歷史情境與社會型態，透過相關施為的研究，分析政府究 竟負與棒球何種意義，必須對照當時社會與國際情勢」以及「這個意義賦予的最 大利益，並非一直是在說服最大多數人有意識地表示同意，而且是在於讓這些人 甚至沒有清楚思及這個意義的內容與論述，就能夠以相應的行為表示同意」。(林 琪雯，1995: 137)
而這樣的觀點與林琪雯所進行的論述，時至今日，在這份研究當中我們都有 必要再次審慎地予以重新思考，因為就她所言的「更民主自由」的確是現今的寫 照，而依舊是如她所言的最大多數人無法思及的「意識形態」持續作祟嗎？而她 始中著墨不多的「後期」，也就是關於經濟邏輯的部份，在社會型態轉變多時的 現今，事實上奪取了「發言權」了嗎？本研究的進行以「個別行動者」的角度出 發，並且將發言位置給予了受訪的行動者們，目的就在於彰顯個人的能動性，畢 竟社會環境對於個人的影響力總是持續不斷地發生著，因此由個人的論述角度出 發，方可觀察並理解棒球運動在台灣社會的位置與時至今日的發展到底為何。
三、 《台灣棒球與認同──一個運動社會學的分析》
再後起的張力可(2000: 3)對於台灣棒球運動與人民認同之間的探討，則完全 跳脫了以上兩位研究者的方向，改以「全球化發展」的角度，進行「認同」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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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學式分析。以他的說法來詮釋台灣棒球運動的起源，則是側重於日本政府 的「輸入」，並且「縱使是客觀上暴力地由上而下之強加(impose)或強迫(force)也 不可能是乾淨俐落的移植，不可能沒有任何在地人民的詮釋和回應」。因此，台 灣棒球運動的發展在他看來是具有時間和歷史的向度介入，而「這些輸入和在地 回應的過程就會不斷地發生動態變化，而充滿了各個時空環境下的社會學意義。」
至於張力可何以使用全球化發展的角度做為切入，他則是引用了Friedman 的話 進行詮釋：「因為雖然各種認同策略總是發展於在地，但它們總是在這全球化時 代與其他在地的消費和生產相互作用的。」(引自張力可，2000: 3)
簡單的來說，張力可(2000: 4)所進行的研究著重之處在於「在地人民的認同 建構之形式與動態」，而他更進一步的要探討的是「現代人的生存環境和自我認 同之問題」。因此，我們可以從他的研究目的當中清楚知道：探討台灣棒球發展 的社會學式研究路徑，已經從單一面向的「政治──經濟」權力結構中跳脫了出 來，開闢出來的新路徑則開始移轉至較為個體層面的探討。這樣的轉變或許也是 呼應了諸多學者所謂的「晚近現代(late modernity)」或是「後現代(post modernity)」
作用於我們的相關研究之上，總之，我們應該樂見的是台灣棒球運動發展的探討，
有了較為不同的樣貌出現。
因此，張力可(2000: 107)在結論的章節較先前研究者不同之處就在於：日據 時期棒球運動的風行其實是根源於現代運動所特別強調的「公平性(fair play)」，
而這個特質正好可以提供台灣人民在與日本球隊進行比賽時，有了較為公平的機 會。更進一步地說，也就是：「棒球場上兩支球隊的競賽，被詮釋為社會上台灣 人和日本人對抗的反應，也形塑了台灣人對抗日本人的意識和台灣人的集體認 同。」
至於70 年代台灣的「世界冠軍」時期，張力可(2000: 107-108)的觀點則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