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及問題意識
第一節 研究動機及問題意識
第一項 以三則實務案例為開端
刑法第 339 條規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 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第二項）。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第三項）。」此即在刑法分則中相當廣為人知的普通詐欺 罪的法條明文，同時這確實也是在實務上經常會用到的罪名1；不過，雖然刑法詐 欺罪的構成要件只有短短的幾行文字，惟在適用上其實仍存在著許多待解的問題，
以下就先從幾個發生於現實生活中的案例開始說起。
案例一：【直播拍賣案】
甲利用深夜時段在 Facebook 群組「XX 屋直播特賣會」上進行直播，販賣各 式偽冒的歐洲名牌皮包；雖然該些皮包正版價格由數萬至十幾萬元不等，惟甲則 是以每個 1000 元之價格購入後，再以約 4000 元之價格賣出，試圖以低價吸引無 知的顧客。警方接獲舉報後展開調查，成功循線偵破案件，將甲逮捕並查扣上百 件仿冒各大名牌商標的皮包，而於偵訊後即依詐欺罪嫌和違反商標法移送法辦。
案例二：【以身相許案】
甲在一場飯局中認識富商乙，並於熟識後開始向乙哭訴要養家，欠下千萬元 債務、父母生病開刀、哥哥癱瘓、還說母親往生沒錢下葬等，並暗示將以身相許，
1 根據法務部的統計資料，於民國 106 年地方檢察署所起訴的罪名中，詐欺罪即名列第五
（20939 人）；前四名則分別為：公共危險罪（61443 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51020 人）、竊 盜罪（26529 人），以及傷害罪（24615 人）。資料來源：法務統計，
http://www.rjsd.moj.gov.tw/rjsdweb/common/WebList3_Report.aspx?list_id=805（最後瀏覽日：
2018 年 6 月 2 日）。
讓乙信以為真，每次都匯款 200 至 300 萬元不等，甚至按月匯款 50 萬元給甲當 生活費；後來，乙發現甲劈腿與其他富商交往且亦要求資助，始驚覺受騙而怒告 甲詐欺。案經檢察官以詐欺罪名起訴，並經台北地方法院有罪判決確定2。
案例三：【行動支付案】
甲透過網路認識乙，並於交往期間取得對方之信任，進而獲得乙之信用卡個 資（包括卡號、到期日以及卡片末三碼）；其後，甲再打電話給銀行客服，透過 自己所知的乙的身分資料通過銀行的身分核對，並要求變更銀行於發送「動態簡 訊密碼（OTP）」時所約定的手機號碼，以此成功將乙的信用卡綁定於自己手機 上的行動支付功能，最終，甲再使用自己手機的行動支付功能（實際上則是使用 乙的信用卡），上網盜刷筆電、手機與化妝品等。案經警方調查，至甲之住處搜 索出大批盜刷贓物之後，並將甲逮捕。
眾所周知，雖然原本詐欺罪所預設的最典型之情形，本即是行為人在交易上 施以詐術而謀取不正利益，舉例來說，甲欺騙乙說，自己攤位上賣的皮包全都是 自外國進口的名牌，雖然價格偏高（價位與名牌價格相當），但品質絕對有保證，
殊不知甲所販賣的皮包都只是隨意縫製的仿冒品，此時，甲即會因施以詐術，而 使乙陷於錯誤並交付財物（價金），故成立詐欺取財罪，並無疑問；然而，這是 否即意味著只要在交易上施用詐術，就一律皆可論以詐欺罪？尤其，在【案例一：
直播拍賣案】中，由於被害人的支出與所購買的商品，在客觀價值上看似即不具 有太大的落差，故此時是否仍有刑法詐欺罪之適用，其實並不是那麼理所當然地 就可以得到解答。
再者，除了在交易場合之外，詐欺罪在日常生活中的曝光率可以說同樣也是 非同小可，姑且不論成天占滿新聞版面的詐騙集團事件，上述【案例二：以身相 許案】之情形，在現今人際關係複雜的社會中，其實也早已算是多見不怪了；不 過，於該案中，雖然行為人確實是施以詐術而自被害人處取得財產，然而，被害 人在處分財產的當下，卻應該也是為了愛情而心甘情願的，是以，在詐欺罪終究
2 台北地方法院 106 年度審易字第 2615 號刑事判決。
仍是在保護財產法益的前提下，行為人這種嚴格來說反而比較像是欺騙感情之行 為，是否仍可算是侵害他人之財產而應成立詐欺罪？這同樣也應該是非常值得再 進一步探究的問題。
最後，在同樣也是科技進步、交易型態愈發多元的現代化社會中，詐欺之手 法似乎也從未停滯，且反而早就已經順應時勢地將市場逐步移往機器、電腦領域，
甚至是網路世界；依此，在一般傳統的對「人」的詐欺已經算是小巫見大巫的時 代背景下，單就刑法第 339 條之普通詐欺罪，當然也就早已不足以應付。雖然，
我國刑法也可以算是不落人後地有新增了第 339 條之 1 至第 339 之 3 等與電腦 詐欺相關之罪名；然而，光就新制定的三項罪名，即欲一舉解決在現今複雜多元 的交易型態下的詐欺案件，可能還是過於天真。在此，單以上述的【案例三：行 動支付案】為例，究竟行為人應成立其中的何項罪名，甚至是否皆無可適用之餘 地，即亦無法一目瞭然地就下定論。
結合上述三則案例可知，不論是傳統詐欺罪的範圍，抑或新型態的詐欺，無 疑地皆仍存有許多可再深入探討的空間，也因此，學說上對於詐欺罪的問題提出 與爭論可以說至今仍舊未曾間斷，甚至要說詐欺罪是整部刑法分則中爭點數名列 前茅的罪名，或許也不為過；然而，光就前兩則案例而言，我國實務見解卻似乎 可以毫不猶豫地認為行為人會成立詐欺罪3，至於，在電腦詐欺之情形，過往法院 也未曾具體地論述適用相關罪名的依據或理由，由此即可看出我國實務見解對於 詐欺罪不求甚解的態度，而也正是因為這樣的學說（尤其是外國學說）與我國實 務見解之間所存在的如此巨大的差異性，即成為筆者決心想要深入研究上述詐欺 罪之相關問題的契機。
第二項 問題提出：詐欺罪的保護法益與構成要件之解釋
為了要解析上述案例，最核心的問題仍莫過於，刑法詐欺罪所保護的對象法
3 在【案例 2：以身相許案】中，法院即是幾乎不附理由地判被告成立詐欺罪（台北地方法院 106 年度審易字第 2615 號刑事判決）。
益究竟為何？又對此是否仍應有一定的範圍限制？雖然，在此或許可以直截了當 地說詐欺罪的保護法益就是財產法益；然而，就財產法益的內涵而言，事實上學 說至今對此亦難謂已達成共識。按我國多數學說見解承繼德國學說見解而認為，
詐欺罪所保護的應是整體財產法益，故應將「財產損害」當作是詐欺罪的不成文 構成要件；換句話說，被害人必須要有整體財產減損，才有討論詐欺罪的空間。
不過，如此一來，被害人單純對於財產的處分自由即會完全被排除在保護範圍之 外；或許，多數學說的觀點是在於，財產法益本來就是指「財產」本身，因此，
只要沒有對於客觀的財產造成侵害，本即無論以財產罪之餘地，然而，為何不能 將財產法益定性為個人對於財產的支配關係呢？儘管有受到客觀上等值的財產 填補，而難謂有整體財產損害，惟此對於被害人而言，仍舊是受有現實上的不利 益，難道這就不能轉換為法律上的不利益而一律不值得保護嗎？此或許即為在進 一步討論詐欺罪的構成要件之前，首先必須要釐清的問題。
再者，以詐欺罪所保護的財產法益之內涵為基礎，如果認為此應包含個人對 於財產的支配關係，則下一個所要面臨的問題就會是，在客觀上應如何去判斷被 害人的財產處分自由是否有受到妨害？在此，為了要排除被害人的自由根本就沒 有受到干擾，或者其所受到干擾的是不值得由刑法加以保護的自由之情形，詐欺 罪中「施以詐術」以及被害人「陷於錯誤」之要件，在解釋上即有必要具備相對 應的篩漏功能；而在討論與被害人的錯誤相關之問題時，當然也就不免要論及由 德國學者 Arzt 在 1970 年代所提出的法益關係錯誤論，並且在這之後也有許多包 括德國、日本的學者嘗試對此提出更為合理或者更加完整的見解，由此可知，整 理並深入探討上述的學說見解，即將成為這一部份最重要的課題。最後，其實我 國刑法第 339 條之 1 至第 339 條之 3 的問題，同樣也會與財產法益的內涵有所 牽扯，此將會影響應如何定位這些與電腦詐欺相關之罪名，亦即，究竟這些罪名 果真在本質上即為詐欺罪，抑或其實是較接近於竊盜罪？而這就又會與詐欺罪的
「（被害人的）財產處分」要件產生關聯，並且也可能會左右該等罪名構成要件 中「不正方法」之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