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intelligentsia」原指俄國社會的一個新階級(即城市精英分子)，第一次世界大戰 後，這一名詞譯介成中文「知識分子」(或「知識階級」)，係指受過良好教育，不以 手藝或勞力為職業，是促進現代化的精英分子，是新觀念的倡導者。1清末民初的中國 面臨著數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余英時認為政治制度的崩潰並未立即衝擊傳統的社會 結構，知識分子仍保存了濃厚的士大夫意識，他們的思想和言論為中國求變求新提供 了重要的依據，肩負著「當今天下，捨我其誰」的氣概。2
美國公理會傳教士明恩溥(Arthur H. Smith,1845-1932)在其著作《中國鄉村生活：一 項社會學研究》中指出：「中國農村是這個帝國的縮影。」3在以農為本的傳統中國，
農業可說是中國人經濟和生活方式的靈魂，農業活動與中國人的生活密切地結合在一 起。清末以來，由於外力的衝擊下，中國政治與社會各層面出現巨變，通商口岸的開 放、大都市的興起、農村人口流向都市等等，農村社會逐漸由自給自足為主體的農業 經濟，趨向以工商業為主體的經濟型態。連年的戰禍、政局的紛亂，促使土地集中化 現象加劇，農村資金困乏，高利貸問題日益嚴重。因此，自十九世紀晚期以來，中國 知識分子已覺察農業改良對中國的重要性，紛紛提倡改良中國農業以求經濟的發展。
如張謇、張之洞、陳熾等人主張以農立國的觀念，提倡改良傳統生產技術，引進新式 農業機械、興修水利、建立農業學堂與農業試驗場等。4康有為在戊戌變法期間即非常 關注中國的農業情形，在他編訂的《日本書目志》中介紹了數百部有關農業經濟的著 作；5清末秀才羅振玉意識到西方列強之強項在於「法制之美，學業之精」，欲透過創
1 張朋園，〈清末民初的知識分子〉，收入許紀霖編，《20 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史論》(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5)，頁 223-224。
2 余英時，〈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台北：三民書局，1995)，頁 36。
3 明恩溥著，午晴、唐軍譯，《中國鄉村生活》(新竹：理藝出版社，2005)，頁 1。
4 趙豐田，《晚清五十年經濟思想史》(台北：華世出版社，1975)，頁 19-41。
5 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喪權辱國的現實促使時人開始正視西方文明，康有為認為「泰西之強，不在 軍兵炮械之末，而在其士人之學」，便於 1896 年編《日本書目志》，整理能促進中國維新的日文書
辦農學會、翻譯西方近代農學書報，引進西方先進農學思想。在汪康年、徐樹蘭、朱 祖榮及蔣黼等人的協助下，1896 年於上海成立「農學會」並發行《農學報》，成為當 時最活躍的學術社團之一。6
民國以後，由於社會經濟的問題日益惡化，更多知識分子對農村種種現況感到憂 心，進一步提出各種改革思想，如提倡改良農業耕作技術外，亦關切農村組織的健全、
土地分配的合理性及整個農業制度的問題等。特別是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 農村更是面臨著嚴重的危機。1928 年開始的全國性災荒，「至少席捲了 25 個省份，尤 其以西北、華北的旱荒最為嚴重。…旱情曠日持久，從 1928 年一直延續到 1930 年……
大約 1000 萬倒斃在荒原上的餓殍」。7在 1931 年後，農村經濟更到了總崩潰的階段。
農產品輸出銳減，價格下跌，農村的貨幣收入大減，農村金融呈現枯竭之狀。此外，
荒地面積不斷擴大，飢寒交迫的農民流離死亡，不計其數。種種現象，引起了社會的 不安和各界的關注。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學界掀起了一股關注農村社會經濟的熱潮，農村經 濟研究逐漸成為為一門顯學。農村議題不僅經常見諸書刊報端，而且還出現了用現代 科學理論和方法對農村經濟和社會問題進行實地考察研究的機構和學者群，農村經濟 調查蔚然成風。這些農村調查的目的不一，深淺有別，但都為日後的中國農村經濟研 究留下了珍貴的資料。 此外，1930 年代的中國學術界更興起了社會史論戰的思潮，
論戰的中心問題有二：第一是農村經濟的研究方法，即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問題；第二 是中國農村社會性質及其動向問題。8由此可見，不論當時的學者提出何種主張，農村 問題皆是關注的焦點。當時《中國農村》發刊辭即表示：
研究農村經濟，最根本的問題是要徹底地明瞭農村生產關係和這些生產關係在
籍，欲仿效日本的成功經驗，全書分為 15 門，其中農業門共介紹 404 種書，如農學總記、農業經 濟、農業雜書、農政書、農業化學書、土壤類、肥料書、農具書、稻作書、果樹栽培書、圃業書、
菸草類、林木書、害蟲書、農曆書、畜牧書、蜂蜜附蠶桑書、茶葉書、漁產書等等，1897 年由上海 大同書局出版發行。上述資料節錄自張曉麗〈康有為《日本書目志》的目錄學成就〉，《學術界》， 2009 年第 3 期。
6 〈編者的話〉，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編，《近代中國的鄉村社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 3-4。
7 李文海等，《中國近代十大災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頁 169。
8 王碩，〈《中國農村》與《中國經濟》關於中國農村問題的論戰〉，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05 年 5 月，頁 1-2。
殖民地化過程中的種種變化。簡單的說，就是要找尋那些壓迫中國農民的主要 因子，這些壓迫中國農民主要因子一經剷除，非但農民可以活命，我們的民族 也便有翻身獨立的一日。同時中國民族的獨立，間接的可以促成資本主義內在 矛盾的消滅，完成全世界的和平和全人類的自由。9
在各黨派的政治綱領中，亦都有關於農村問題的主張。如在 1932 年創刊的《中國 經濟》在當時也呼籲應把農村經濟關注的重心從生產關係拉回至生產技術層面，雙方 曾在《益世報‧農村周刊》進行一場論戰。10此外，鄉村建設派、中華平民教育促進 總會亦提出「下鄉去」的口號，與鄉村建設相關的各類傳媒也紛紛出現，除了各鄉村 建設團體主辦的「機關」刊物(如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編的《鄉村建設》，中華職業教 育社附設漕河涇學園編的《農村改進》等等)，也有政府相關部門主辦的「行業」刊物 (如農業部編的《農聲》及國民黨中央黨部編的《農民運動》等等)。另有報業發行之 特刊或專刊(如《益世報》的《農村周刊》，《大公報》的《鄉村建設》等等)。11由此可 知，「農村救濟」成爲當時知識分子救亡圖存的口號，「復興農村」、「鄉村建設」、「農 村改進」、「改革土地制度」成爲強勁的社會改革思潮。
近代的中國面對了內憂外患不斷地交互侵逼，「出版救國」成為當時多數知識菁 英的歷史使命，他們紛紛欲透過翻譯西學、廣印實用書籍及發表時論來喚醒民眾，期 能達成社會之覺醒與進步。作為近代中國公共輿論界深具代表性的一本雜誌，《東方 雜誌》的出版顯示了清末以來中國社會所面臨的一切挑戰，在中國近現代的公共輿論 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不僅僅是資訊交流與擴散的重要渠道，而且在知識傳授與 傳播、意識形態灌輸與教化、社會輿論導引與控制諸方面均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它積 極參與和社會政治息息相關的思想啟蒙和思想論爭，也關注著人們的休閒娛樂和文化 生活。蘇聯學者伊文在民初亦曾撰文討論中國的言論界，指出《東方雜誌》為「中國 輿論大多數趨向的指示器」12。《東方雜誌》的辦刊宗旨為「啟導國民、聯絡東亞」，
其編輯群陣容堅強，發行時間及發行量更成為當時雜誌界之冠，成為清末民初時期中 國知識分子最重要的輿論重地。
1932 年元旦出版的《東方雜誌》第 29 卷第 1 期，譯載賽珍珠的小說〈大地〉，《東
9 〈《中國農村》發刊辭〉，《中國農村》，第 1 卷第 1 期，1934 年 10 月，頁 1-2。
10 王碩，〈《中國農村》與《中國經濟》關於中國農村問題的論戰〉，頁 9-15。
11 曹立新，〈鄉村建設運動中的《農民》報〉，《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第 85 期，2004 年 10 月，頁 54。
12 齊水，〈蘇俄的中國研究與東方雜誌〉，《東方雜誌》，第 22 卷 7 期，1925 年 4 月 10 日，頁 28。
方雜誌》記者在序文上說：
本篇所描寫的，不是我國大都市中，享有物質文明的上流中流社會的人物，卻 是內地農村社會的窮苦、愚昧、靠天吃飯的男女。這些我們的同胞們，雖然佔 據我們人口的大多數，卻是被我們學道的大人先生置在腦後的。現在布克 (John.L.Buck)夫人偏偏揀了這些可憐的農民來描寫，這在久居都市的富於布 爾喬意識的讀者看來，也許不免有些嫌厭吧！然而我卻以為中國的運命，全繫 於這些哀苦無告的農民。13
賽珍珠的〈大地〉與其〈序文〉頗能反映了當時中國農村的悲苦以及知識分子對農村 問題的省思。
中國學者王先明強調，農村社會的變遷是中國歷史變遷的主要內容，欲了解近現 代中國的歷史變革，如果不從農村社會而僅從城市研究入手，很難確實完整地掌握變 遷的本質。自 19 世紀 60 年代至 20 世紀 20~30 年代的中國，農村危機日益嚴重，與此 伴隨，中共在農村建立根據地，鼓吹革命，致使政局動盪不安。農業人口仍占全中國 人口 80%以上的農村，其日漸疲敝的慘況更引起學界的普遍關注。14民國以後，農村經 濟因社會矛盾的激化而陷入困境，《東方雜誌》對農村問題的報導和分析。自 1920 年 代到 1930 年代，農村問題更成為《東方雜誌》論述的重要內容，那些以《東方雜誌》
為言論舞台的知識分子，對中國農村問題所抱持何種見解，足以反映當時知識分子對 此一問題的普遍認識，值得進一步觀察。
13 記者，〈大地〉序文，《東方雜誌》，第 29 卷 1 號，1932 年 1 月 1 日，頁 75。
14 蘇雲峰，〈民初之農村社會〉，《中華民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4)，頁 6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