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結論
近代以來中國不斷受到列強的壓迫與挑戰，社會發生嚴重地衝突及矛盾化，具體 呈現在農村經濟的衰敗；知識分子為解決農村社會的問題，須正面檢視中國農村社會 的本質，才能找出一條走向富強的道路。在傳統與現代的過渡時刻，知識分子如何理 解農村、面對或解決農村社會之問題與困境，成為清末民初愛國志士的重要課題。當 時學界普遍存在兩大派理論；一為封建主義的研究範式，另一則為資本主義的研究範 式。封建主義派認為中國仍停留在封建關係，農村的封建階級(即地主)剝削農民的血 汗，主張生產關係阻礙農業的生產與革新。資本主義派認為中國已進入商品化經濟型 式，因土地利用零碎化及農作技術的落後而導致生產力不佳。這二派觀點的分歧，致 使民國時期的國民黨與共產黨走上了二條截然不同的道路。中共政權係以農民革命起 家，1920~1930 年代為其革命重要之孕育發展階段，故重新檢視民國時期之農村相關 問題，有益於我們對中共農民革命的內涵有進一步了解。本文透過對《東方雜誌》中 有關農村議題專文的論述分析，認識民國時期的知識分子對於農村社會性質論戰的立 場與觀點。
《東方雜誌》創刊於 1904 年（清光緒三十年）1 月，至 1948 年 12 月停刊，爲近代 中國發行量最大的刊物，其草創之初，自揭其宗旨是「介紹新知」和「啟導國民」。
在 1920 年前後，由於受到《新青年》、《新潮》等代表新思潮刊物的批評，編輯群進行 了一次的大換血，期刊也從月刊改為半月刊，開始部分使用白話文，並在欄目的編排 上有了重大的調整，強調該刊旨在促進社會之自覺。在創刊的第二十年時，更期許作 為輿論的顧問者。在中國近現代的公共輿論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時承擔著眾多 的社會功能。它不僅僅是資訊交流與擴散的重要渠道，而且在知識傳授與傳播、意識 形態灌輸與教化、社會輿論導引與控制諸方面均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它積極參與和社 會政治息息相關的思想啟蒙和思想論爭，也關注著人們的休閒娛樂和文化生活。
近代以來，農村經濟殘破的問題逐漸成為知識分子關注的焦點，《東方雜誌》幾 乎在每個卷期都有一定數量的刊載，尤其在 1920 年代以後有集中化的趨勢。其中的土
地租佃、田賦和農村金融問題為當時學界普遍認為最應立即著手解決的面向，《東方 雜誌》的農村問題關懷也大致表現在這幾個方面，即有相當的篇幅論及土地利用與分 配、田賦及高利貸問題。土地分配不均及租佃制度不合理的論點大量地出現在《東方 雜誌》的論述中，土地分配不均的主因為中國可耕地太少、人口太多。此外，耕地面 積逐年減少、荒地面積逐年增加、種煙面積增加及災害面積擴大，致使墾殖率下降影 響到中國的地權分配。中國地形與氣候的限制，使多數地區不適宜耕種，地狹人稠也 造成地權分配的不均。
在租佃制度方面，繁重負擔更讓農民生活在飢餓線邊緣，一旦遭逢水旱蟲匪等災 害，生活更無以為繼。《東方雜誌》中的知識分子提出「二五減租」及「耕者有其田」
以減緩土地分配不均的問題，更有提議透過國家政治力介入，仿效國外政府的政策，
以改善中國土地分配不均的狀況者。英國、愛爾蘭及丹麥的農地收買法，亦為知識分 子所推介，且建議在收買土地過程中若遇到阻礙，亦可採取強制徵收權的作法。
針對地權分配問題，《東方雜誌》上的討論極多，有人介紹蘇聯的土地國有制度，
但說明中國社會並不適合走上土地國有的道路，而主張『耕者有其田』的土地農有政 策實為中國當前最重要的施政方向及目標。閻錫山的「土地村有」政策亦曾在《東方 雜誌》引起熱烈的討論，但為大多數人所反對。有人認為其所收買之「份地」包括地 主及自耕農所有耕地，將導致「未收分地之功效，先見奪地之事實」；也有人認為村 有制度將會使國家的財政系統更加紊亂，破壞國家行政上的統一；主張實行土地增值 稅，制止土地投機行為，重徵不勞而獲，以解決土地交易的投機情形，抑制土地集中 化的趨勢。有人認為土地村有在執行上有極大的困難，建議落實「耕者有其田」。此 外，亦有多人從歷史角度，認為均田制並非符合『天下為公』的理想，僅是封建制度 下的另一種役使勞動力的結果，並肯定解決中國農村土地問題的最佳方式為「耕者有 其田」政策。
至於田賦部分，大多學者均有此一共識：廢除苛捐雜稅是發展中國農村經濟的前 提，認為中國當時所有的捐稅無論直接間接，結果大部分都要轉嫁到農民身上。有人 便表示，想救民族必須先救農民，想救農民必須先廢除苛捐雜稅。如果苛捐雜稅不能 免除，一切振興農業都是空談；若欲復興農村經濟，應整理田賦。
《東方雜誌》中不少知識分子也指出，田賦問題主要在於田地資料的訛誤、徵收 稅率的不公、徵收方式的不良，故提出改革的主張也是大同小異，不外整理田賦、改 良徵收制度、清理各縣積欠。具體地說，透過〈整理附加原則〉來簡化當時苛重的田 賦外，並提高地方稅制上之效能。革新田賦徵收制度是大多數知識分子的看法。此外，
亦有建議借鑑美國學者的觀點，建議從「稅人不稅地」之制度進行改革。
民國以來由於內戰的頻繁、賦役繁重及土地兼併的激化，迫使農民破產，農家負 債問題亦是農村經濟的重要課題，尤其在 1920~1930 年代日趨惡化，已嚴重地阻礙了 大多數農村家庭生產與生活的正常運轉及社會的進步。《東方雜誌》中的知識分子對 其產生的原因進行分析，有人認為自國際資本主義侵入中國以後，中國的農業逐漸商 品化；自耕農需要生產資本，佃農須支付地租，加以種種苛捐雜稅、天災人禍，都使 農民需要資金；農民入不敷出時的周轉方法不外乎借債或出售存糧及其他財產。農民 需款愈急則借貸條件愈苛，物品出售價格更低；在此種情形下使得商業資本業者及高 利貸業主可從中上下其手，任意剝削。針對農民債務的問題，《東方雜誌》中有多位 學者希冀引介英國、美國等外國金融機構辦理農業貸款，以解決農村金融偏枯的現 象。此外亦有譯介各國的農業合作運動，如建議仿照普魯士中央金庫和日本合作社中 央金庫的辦法，由國家設立一合作社中央金庫，並在各省設立分庫，省分庫以下選擇 交通便利之都市設立辦事處，至各縣的業務則委託各縣合作社縣聯合會辦理。
民國時期的農業經濟日趨衰退，更是無法承受天災人禍所帶來的衝擊，直接衝擊 到中國的米食問題。《東方雜誌》中所呈現的米糧問題受各種形勢的影響而有所不同。
1922 年以前，主要聚焦在米荒的發生原因及米禁政策的廢除與否；1922 年以後，則集 中在洋米徵稅問題。且隨著災荒頻傳，災荒研究也受到《東方雜誌》中許多知識分子 的關注。除了探究災荒的原因，亦多強調防災及禦災之積極性策略，其中又可略分為
「科學化防災」、及「產業協濟會與華洋義賑會之賑濟活動」等措施。
綜合本文對《東方雜誌》中農村問題的論述分析，大體可將其歸納為二大方面：
一、對於中國農村經濟殘破成因之探討；二、農村問題救濟方案之提出，以下分別說 明：
首先，《東方雜誌》探究中國農村經濟殘破之成因，大致可分為以下四個面向：(一)
自然因素，特別是災荒的頻傳。災荒不僅種類多、災域廣，而且在時間上也有連續性，
許多災荒都有併發之趨勢。(二)政治因素：1.盜匪肆虐；2.軍閥割據，窮兵黷武；3.稅 捐繁重；4.公債濫發。(三)經濟的因素：1.收入太少：農作方法的陳舊，農村副業被機 器工業剝奪；2.交通不便，使農民不易接受新思想和新方法，無法將農產品運到大城 市以獲取較高的報酬，日用品也會因運輸不便而提高售價；3.缺乏資本，農民無能力 更新高效能的農具及購買田地；4.貿易入超：資本主義商品之侵入，破壞中國小農經 濟原有的機構，切斷了農業與家庭手工業之聯繫。(四)社會因素：1.農民無知識：致使 不知增進農業生產、提倡農業經濟 2.沒有領袖人才；3.社會忽視：工商業抬頭，農民 漸被忽略。
《東方雜誌》中的知識分子也針對上述造成農村經濟殘破之四大面向，大致提出 下列七項救濟之方策：即 1.改良土地私有制度、平均地權。2.舉辦運輸生產和產銷合 作社；3.廢除苛捐雜稅；4.改良農村教育；5.實施農業機械化；6.解決農村資金缺乏問 題；7.提倡農村自治。
楊國樞在〈知識分子的心理特徵及社會角色〉一文中指出，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 行為大概可略分為六類：一、社會理想的建立者；二、社會問題的診斷者；三、社會 現象的分析者；四、社會事務的批判者；五、社會改革的建議者；六、社會改革的行 動者。民國時期的知識分子，面對日益困頓的農村社會，幾乎上述六種角色行為皆具 備了，「復興農村」、「救濟農村」更成為普遍的口號。鄉村作為中國經濟社會之主體，
知識分子多能加以關注，冀望略盡自己綿薄之力來扭轉惡劣之時局。在近現代中國期 刊出版界和思想文化史上占極其重要地位的《東方雜誌》，其辦刊風格具有學術性、
知識分子多能加以關注，冀望略盡自己綿薄之力來扭轉惡劣之時局。在近現代中國期 刊出版界和思想文化史上占極其重要地位的《東方雜誌》，其辦刊風格具有學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