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動機

選票的辦法，以獲得決策權力。」詳參Schumpeter(1976:169)。而台灣光復後，國民黨政府於 1950 年全省各縣實施地方自治，並於次年全面舉辦各種地方選舉，自此以後，政治參與活動逐漸成為 民眾取得地方權力與資源的合法手段。

2 依據 1982 年聯合國原住民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 on Indigenous Populations)的定義，原住民 (Indigenous Populations)是指那些世界其他地區有著不同文化及族群起源的那群人，遷移至某特定 區域後，藉由征服、殖民(settlement)或其他手段方式，而使得他們成為弱勢(non-dominant)、被殖 民的處境後，那些早就已經全部或部份地居住於該地的住民的後裔(existing descendants)，而現今 這些地方是屬於征服者所建立的國家的領土範圍；這群人（原住民）在今日，大部分仍然依照他 住民的正名過程，詳參徐雨村（2006：12）。

政治改善生活環境，提升社區整體福祉。但原住民社會在台灣的民族 階層之中是處於劣勢的地位，經濟依賴以漢人為主體的經濟體系非常 明顯；在整個社會的團體權力結構中，原住民社會亦是長期處於邊陲 地帶；以人口數量論之，更是僅佔全國人口約莫 2%的少數團體。在原 住民社會如此特殊的社經條件之下（政治附屬、經濟依賴、權力邊陲、

少數團體的劣勢地位），是否使其政治參與模式、政治參與意識的發展 有異於其他漢人族群，一般在解釋少數團體政治參與行為的理論是否 仍有助於對原住民政治的了解，乃是本研究所要深入探討的。

1980 年代對台灣地區而言，具備了十分重大之意義，其象徵全新 民間社會力量崛起與萌芽的契機。在 1980 年代之前，威權體制掌握絕 對優勢支配位置，但進入 1980 年代後，政府陸續宣佈解除戒嚴、開放 黨禁與報禁、開放大陸探親等改革政策，俟1988 年蔣經國先生逝世，

執政黨維繫近四十年的強人政治宣告結束，整體社會大環境也逐步朝 向多元方向發展。此時，台灣人民長期以來的政治參與熱情，似乎得 到宣洩出口，政治上的反對運動與經濟上的資本主義所造成的階層分 化，促成了全面的社會改革運動（李永祥，2002：2）。一時之間，包 括政治反對團體、弱勢團體均紛紛抬頭躍興，而原住民向來被視為弱 勢族群，在面臨如此巨大的時空變遷，向來沈默的原住民團體也出現 了改革的聲浪，「泛原住民意識」的原住民族運動與主流社會的民主改 革運動匯流，相互支援，對當權的統治階層提出了挑戰與批判。因此 深入探討原住民在經過一連串巨大政治環境變遷之後，其政治參與情 況如何演變，亦實屬必要。

此外，在解除戒嚴後，自由組黨的禁制不再，因此新興政黨如雨 後春筍般紛紛成立。各政黨為爭取更廣泛的支持，也紛紛在其政綱中 表達對台灣原住民議題的政策態度，舉凡國民黨、民進黨、新黨、親

民黨、工黨、建國黨及勞動黨等，都詳列了與台灣原住民相關的條目³。 然而，台灣原住民真的受到各政黨重視？抑或僅是為了選舉考量的另 一權宜之計？此乃值得吾人細心探究之。

綜觀台灣原住民政治參與之發展，從台灣光復以降，國民黨政府 挾其執政優勢強勢經營策略下，對台灣原住民族之政治資源具有絕對 支配權，對政治人才具有絕對選擇權，對政策方針具有絕對主導權，

對政治議題有絕對處分權，對政治文化具有絕對型塑優勢。因此，國 民黨在台灣原住民族之政治參與發展上的地位，一直是一枝獨秀而難 以撼動，使得原住民的選舉政治始終缺乏競爭性，不僅無法進行有意 義的人才及政策選擇，同時也不利於原住民政治品質的提升（台灣原 住民文教基金會，1998：42-43）。此外，台灣原住民族之政治菁英亦長 期受到國民黨培植，以其強勢的黨意指令進行對原住民事務之操控，

即便此種黨意高於民意的做法已普遍引起原住民之反感（台灣原住民 文教基金會，1998：59），但為何台灣原住民在投票行為的政黨選擇上，

國民黨仍為其中大多數人的最多選擇？此種現象也頗值得吾人深入了 解與探討。

台灣有四十六萬隸屬至少十三個不同族群的原住民⁴，他們生活在 我們周遭，是我們台灣人民的一份子，但奇特的是，在憲法第五條「中 華民國各民族一律平等」的規定前，原住民們似乎成了被稀釋、透明 化的族群一般。其原因即在人口比例僅佔台灣總人口的2%，在中央民 意機構立法院中，針對某項議題或具體事物進行決策時，台灣原住民 族的利益很可能在多數決原則下被「稀釋」（林淑雅，2000b：60）。在 縣級民意機構縣議會中，台灣原住民族的利益亦在多數非原住民議員 事不關己、漠不關心或無關痛癢的偏好強度(intensities of preference)差

3 有關國內主要政黨原住民政策比較，詳閱林淑雅（2000b：88-90）。

4 台灣官方目前認可的民族計有阿美族、泰雅族、排灣族、布農族、魯凱族、卑南族、鄒族、賽夏 族、達悟族、邵族、噶瑪蘭族、太魯閣族、撒奇萊雅族等十三族。

異上，往往被嚴重剝削或擱置犧牲。台灣原住民無論在中央層級的立 法院，或地方層級的縣議會，凡對其重要的、切身的相關法案或具體 事務的議事表決上，均處在非常不利的少數地位。然而在以鄉為單位 的基層政治運作中，台灣原住民為什麼仍然無法提升其「弱勢」的表 現呢（何信安，2002：3）？在實務上，雖然台灣原住民族各鄉之政治 發展是以其傳統政治制度文化為基礎，而各族群部落⁵均以山川為界，

各自盤據一方，擁有獨特的傳統政治結構、社會組織與文化特色，但 此種傳統遺續對台灣原住民邁入民主體制之範疇所引起的因果互動關 係，值得吾人進一步深入觀察。

2000 年總統大選，民進黨取得中央政權，國民黨首次淪為在野黨，

台灣政治生態掀起了巨大變革。民進黨亦在不少縣市取得地方政權，

故不再擁有執政優勢的國民黨，不可能再提供豐沛的政經資源給鄉鎮 市長及民代，過往合作無間的地方政治勢力，為顧及自身的利益與生 存，有的紛轉投民進黨、或被收編、或自立門戶，長期依附於國民黨 羽翼下的地方政治勢力多已昨是今非，促使原有威權政體獨大政黨－

國民黨壟斷地方政經資源的基礎受到強大衝擊，造成原有地方政治勢 力進行板塊移動，或西瓜效應移動（趙永茂，2001：158）。雖然在一 般人觀念上的認知，台灣後山的花東縣市普遍仍是國民黨所謂的鐵票 區，但在此重大變革之下，經由政黨輪替後的刺激、政經資源的消長，

確實也在原住民社會中的政治參與產生若干變化。因此，此番變革與 影響亦值得研究。

民主國家中選民的選舉行為，不但賦予當權者權力的合法性，也 會對政府的組成與政策產生影響，選民的選舉行為實際上就是一種政

5 多年來，人類學界對部落(tribe)一詞的使用早已產生質疑，但因國內仍習用之，因此本文亦予以 沿用。不過，在使用此一名詞時，基本上指涉日誌初期以前的社會形態，以凸顯各聚落相當程度 的獨立自治事實。納入國家體系後，則將用村落（或社、社區）代替。至於聚落，通常是指地理 上的人群聚居點。詳參黃宣衛（2008：3）。

治參與行為，是「為支持某政黨或某種目標而採取的最普遍形式」。各 級政府均由定期選舉形成，也可以說公民的政治參與是多層次的：既 可影響地方，亦可影響中央（孫家琦，1997：101）。筆者有幸於花蓮 縣光復鄉光復國中擔任教職，在這個以阿美族原住民居住人口比例為 大宗的原鄉，種種豐富又獨具特色的阿美文化深深吸引筆者，同時也 因專業認教科目所致，對花蓮縣、乃至於包括以阿美族原住民為主的 光復鄉之政治參與及政治文化產生極大熱忱。尤其在親身目睹與體驗 原住民政治參與的現況、對國民黨的高支持率、以及政黨輪替後政治 生態之轉變等特色後，更是激發筆者研究之興趣。另一方面，台灣原 住民不論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長期處於被貶抑、被邊 緣化的弱勢地位，鮮少有人投與關心眼光。是故，長久以來研究台灣 原住民的學術論文並不多，針對原住民政治參與行為的學術研究更是 屈指可數。因此筆者希望能研究有關原鄉部落的政治參與議題，另外 一方面也希望此舉能收拋磚引玉之效，吸引更多有志之士一同投入更 深入、更廣泛的原住民議題之研究，為原住民部落提出針砭，以期振 興地方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