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動機

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陳述研究者進行研究之背景與動機；第二節說明研 究目的與問題；第三節則為名詞解釋。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一、日漸現身：雙性戀議題的浮現

雙性戀（bisexual）是性傾向（sexual orientation）的一種，美國心理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2008）將雙性戀定義為個人在情緒上（emotional）、 情感上（romatic）和／或性吸引上（sexual attraction）對於異性與同性皆受到吸引 的長期形態。這不只是代表個人在選擇親密伴侶性別時的偏好，也是個人基於這 樣的偏好而產生的自我認同感（APA, 2008；Fassinger & Arseneau, 2007）。雙性戀 族群通常被並排納入女同性戀（Lesbian）、男同性戀（Gay）中一起討論，並習慣 以 LGB 代稱這三個非異性戀（non-heterosexual）族群，如美國心理學會提出的 21 項心理治療準則，即是同時針對 LGB 三個族群的案主提供（APA, 2011）。與國 外相同，台灣在討論性少數（sexual minority）議題時，也習慣以 LGBT 的縮寫來 代稱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transgender）等四個性少數族群，並 慣以「同志」一詞廣義地涵蓋之（認識同志手冊編輯小組，2005）。

近年來，不論國內外，同志議題均逐漸開始受到關注，蓬勃發展的相關知識 與研究，也對於文化、政治與心理實務工作都帶來了影響（Firestein, 2007b）。例 如國外有同性婚姻、性少數者的公民權益、民事伴侶結合權益、領養法律、軍隊 政策的改變、反歧視政策以及對於性少數的仇恨犯罪⋯⋯等等議題浮現。在台灣，

於文化上，有第一個全國性的同志組織「社團法人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在 2000 年成立，致力於為同志族群發聲，並提供同志多元服務。後續以台北為首，2003

年開始有同志公民運動及同志遊行等大型活動出現，2010 年後，高雄、台中、花 蓮陸續也出現在地的同志社群、公民運動及遊行活動。於政治上，有關性別教育 政策、同性婚姻、多元成家、同性伴侶領養⋯⋯等等議題也在這幾年引起諸多的爭 論與攻防。在報章雜誌、書籍、電視、網路等多元媒體的傳播下，民眾也開始有 機會接觸並認識同志議題，唯早期多以女同性戀及男同性戀為主，雙性戀族群至 晚近才有獨立現身的機會。

雙性戀是一個近幾十年才出現的當代性傾向認同標籤，西方約自 1980 年代開 始發展與雙性戀相關的研究論述，並開始在地下運作雙性戀社群組織；到 1990 年 代則陸續出現在地性、全國性到國際性的現身運動（曾渼津、游美惠, 2008；Hutchins

& Kaahumanu, 1991/2007）。台灣則遲至 1999 年才有第一篇探討雙性戀論文的發 表，並在 2003 年藉由《認識同志手冊》增設的雙性戀專題，首次出現在台灣同志 運動中（曾渼津、游美惠，2008）；隨後在社會學、性學、人類學、諮商輔導領 域，逐漸開始出現雙性戀的相關研究。2007 年，台灣成立第一個雙性戀團體 Bi the Way，並在第五屆同志大遊行中現身，自此，雙性戀在台灣性別論述的舞台上正式 登場（陳洛葳，2011）。同年，台灣開始引進雙性戀論述的翻譯書籍《異／同之 外：雙性戀》（Klein, 1993/2007）及《另一個衣櫃：雙性戀者的生命故事與認同》

（Hutchins & Kaahumanu, 1991/2007）。在 2011 年，則出版了台灣第一本探討雙 性戀的本土著作《我愛她也愛他—18 位雙性戀者的生命故事》（陳洛葳，2011），

可說是台灣本土雙性戀運動的里程碑。雖然晚了西方十多年，但這些研究、社群 與出版品的出現，讓同志議題中的 B—Bisexual 不再是紙上空談，而有機會真正地 被看見與被理解。

二、若隱若現：雙性戀者的生活經驗

雙性戀論述的出現與雙性戀者的現身，讓性傾向的概念出現更多流動與變化 的可能，同時也讓許多人生命中不同階段、不同對象、不同關係的情感與愛欲受

到認可。但在雙性戀者爭取被看見（visibile）的同時， 也仍然在傳統二元分立的

（dichotomous）結構中受到挑戰，在社會中經驗到的正負影響各有其千秋（Firestein, 2007b）。

在 Bradford（2004）針對 20 位自我認同為雙性戀者進行的質性訪談研究中，

許多的受訪者表示自己以雙性戀的身份生活，感覺到了自信（self-reliance），比 起過往增加了力量、自我接納與獨立性；也感受到自己對於他人的差異性，有更 多的開放（openness）與容忍，對於同樣受到壓迫的族群也更具同理心與熱情；受 訪者也表示性傾向的認同與肯定掙扎歷程，讓他們能夠超越性別的限制、開放內 在心靈，回過頭看來是一段滋養（enrichment）的過程。然而，受訪者也提到，即 使存在這些正向經驗，但仍然必須面對文化中存在的偏見，以及隨之而來的羞恥 與自我懷疑，對於雙性戀者來說是一趟辛苦且持續進行中的旅程（Bradford, 2004）。

雙性戀者在社會與生活環境中，經驗到各種形式的不被看見（invisible）。 社 會對於性別與性傾向的二元分立傾向，對於雙性戀的刻板印象與汙名，以及同時 來自於異性戀社群與同性戀社群的恐雙（biphobia），使雙性戀者需要花上很大的 力氣來維持自己的認同（Hayfield, Clarke, & Halliwell, 2014）。二元分立的脈絡對 於性傾向抱持著單性戀常規（mononormativity）的立場，認為所有人都應是單性 戀 （monosexuality）的，亦即只會被一個性別吸引，是以性傾向「非同即異」，

雙性戀被認為只是階段性的過程，最終會成為異性戀或同性戀者。這樣的觀點不 只否認了雙性戀的存在，也讓雙性戀者被視為是一種發展不完全的性傾向，並且 是不成熟的、困惑的、混亂的、尚未下定決心的（李淑敬，2004；陳洛葳，2011；

Bradford, 2004；Fox, 2006；Hayfield et al., 2014）。雙性戀者也常被認為具有高度 性需求，無法進入承諾的關係，並承受著 HIV（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散播者與感染者的污名（陳洛葳，2011；APA, 2008；Bradford, 2006；Fox, 2006；Hayfield et al., 2014）。雖然雙性戀者的偏好性別並不只限於一

種，但並不代表就能夠同時獲得來自異性戀與同性戀的社群支持，事實上反而可 能是面臨著雙重的歧視（double discrimination）（APA, 2008；Dodge & Standfort, 2007）。雙性戀者對於異性戀社群來說，是不敢完全承認自己是同性戀的膽小鬼；

對於同性戀社群來說，則可能被指控為不願意捨棄異性戀優勢（ heterosexual priviledge）的騎牆派；而同樣會面臨到的，是雙性戀者對於另一個性別的情慾可 能會直接被忽略或否認，被迫草率地收編為「收編」為同性戀或異性戀者（陳洛 葳，2011；Bradford, 2004, 2006；Hutchins & Kaahumanu, 1991/2007）。這樣的處 境，讓雙性戀者開始管理他們的認同，選擇性、策略性地出櫃或轉換性傾向，以 同性戀或異性戀的方式生活，讓自己可以歸屬於特定的社群中（陳葦玲，2013；

Hayfield et al., 2014）。然而，無論是被迫或者自主選擇的不被看見，都讓雙性戀 者感覺到不夠完整，並經驗到缺乏歸屬的孤寂感（Bradford, 2004；Hayfield et al., 2014）。

這些來自於社會的態度、刻板印象、偏見與歧視，對於雙性戀者的精神健康 可能會帶來負向的影響，並面臨到內在的危機如自我認同的發展與維持，外在的 危機如親密關係、原生家庭衝突、以及與同儕或同僚的關係等等（APA, 2008；

Bradford, 2004）。這些影響可能讓雙性戀者產生心理諮商的需求，而心理師在面 對雙性戀族群的求助時，是否具有足夠的專業知能與勝任能力（competence），在 相關的態度與知識上有所準備，讓雙性戀當事人接受到適切的諮商服務，是心理 師的責任、是當事人的權益，同時也是本研究所關注的焦點（台灣輔導與諮商學 會，2002；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2012；APA, 2011）。

三、仍顯匱乏：心理諮商領域的現況

目前在提供雙性戀當事人適切的諮商服務上，心理師與整個諮商專業領域仍 然還有進步的空間。在 Page（2007）針對雙性戀當事人使用精神健康服務經驗的 研究中，多數研究參與者表示找不到適合的實務工作者；在陳宜燕（2008）訪談

同志當事人諮商經驗的研究中，多數的受訪者也都提到「多方打聽」並「慎選」

心理師的重要；而研究者在台灣同志諮詢熱線的服務經驗中，也時常遇到同志們 來電詢問哪裡有友善心理師的資訊。這樣的狀況反映了同志族群對於諮商專業的 不信任，擔心諮商是否能夠帶來實質的幫助，或者心理師因為對於相關議題的不 解或誤解反而帶來傷害。同時也反映出當事人對於樹立同志諮商專業的期待，以 便能夠快速且明確地找到適合的諮商服務，並減少在篩選友善心理師過程中帶來 的心力耗損（陳宜燕，2008）。值得慶幸的是，除了陸續開始有心理師在專長議 題一欄寫上同志或性別議題，也有機構開始推動「同志友善諮商人員名單」的自 主登錄與查詢，讓民眾在有諮商需求時，能夠更快速、更直接地找到在地的同志 友善心理師（台灣青少年性別文教會，2012）。然而，自陳式的登錄有其限制之 處，且概括地陳述對同志友善，並不代表就能提供真正適合雙性戀當事人的諮商 服務。

Eady、Dobinson 與 Ross（2011）的研究指出，雙性戀者的獨特經驗與男同性 戀者或女同性戀者是不同的，所以並非提供給同志族群的服務資源都完全適用於 雙性戀者。在陳宜燕（2008）的研究中，一位雙性戀當事人也從一段不那麼令人 滿意的諮商經驗中提及類似的想法，認為心理師並不能夠以對異性戀者或同性戀 者的瞭解來理解雙性戀，而必須要體會到雙性戀者所承的社會壓力背景、迷思及 刻板印象的特殊性，才能夠提供給雙性戀當事人最貼切最需要的協助。在其他研 究中則提到，雙性戀當事人在諮商或精神健康服務的經驗中是正向或負向的，主 要關乎於服務提供者是否認可雙性戀的存在、是否對於雙性戀有正向或中立的態 度、以及是否具有正確的相關知識等因素（Eady, Dobinson, & Ross, 2011；Page,

Eady、Dobinson 與 Ross（2011）的研究指出，雙性戀者的獨特經驗與男同性 戀者或女同性戀者是不同的，所以並非提供給同志族群的服務資源都完全適用於 雙性戀者。在陳宜燕（2008）的研究中，一位雙性戀當事人也從一段不那麼令人 滿意的諮商經驗中提及類似的想法，認為心理師並不能夠以對異性戀者或同性戀 者的瞭解來理解雙性戀，而必須要體會到雙性戀者所承的社會壓力背景、迷思及 刻板印象的特殊性，才能夠提供給雙性戀當事人最貼切最需要的協助。在其他研 究中則提到，雙性戀當事人在諮商或精神健康服務的經驗中是正向或負向的，主 要關乎於服務提供者是否認可雙性戀的存在、是否對於雙性戀有正向或中立的態 度、以及是否具有正確的相關知識等因素（Eady, Dobinson, & Ross, 2011；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