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原住民居於臺灣的時間甚長，本為島嶼主宰，但隨著外來者的移 入而受到統治。關於原住民歷史能從國、高中歷史教育中略知一二，
但是過於疏略，僅能知曉原住民受到日人不當管理而引發霧社事件，
以及近年來原住民發起一系列運動以爭取自我權利。因此筆者對於原 住民之歷史甚感好奇，進而在就讀大學與研究所時，修習相關課程並 閱讀相關研究，從中知曉戰後原住民得以參與政治，例如，泰雅族林 瑞昌不僅擔任第一屆臺灣省山地籍參議員，並於雜誌上評論時政。林 瑞昌認為中國國民黨政府雖自由平等地對待原住民，但「山地的行 政，不只沒有較前顯著進步，反而在若干方面不能維持過去所達到的 水準。」1箇中關鍵，在於中國國民黨政府視原住民為一般邊疆民族，
忽略戰前原住民豐裕的物質文化，使原住民戰後生活困頓，文化亦隨 之低落，繼之喪失對三民主義的共鳴。2因此，從當時人的眼光來看，
不同時期的山地行政確有不同，而此差異源於中國國民黨政府將其施 政理念與經驗移植至臺灣，而未考量臺灣原住民之特殊性。
但是，所謂的差異究竟為何？而中國國民黨政府又建立何種治理 體制？當時為何誕生此體制？該體制為一穩固不變之制度亦或是隨 時變動之系統？造成此種情形的原因又為何？為探究以上種種疑 問，筆者方以「中國國民黨政府對臺灣山地治理的籌畫與建置」為題，
欲探究中國國民黨政府形塑山地治理的發端、過程與其結果，並藉此 明瞭戰後山地治理策略之承繼與獨特。
筆者所謂的「中國國民黨政府」，係含括南京國民政府與中華民 國政府二時期。1927 年中國國民黨清黨後，成立南京國民政府，並施
1 林瑞昌，〈本省山地行政的檢討〉，《旁觀雜誌》，2 期（1951 年 2 月），頁 11-12。
2 林瑞昌，〈本省山地行政的檢討〉，頁 11-12。
行訓政體制，由中國國民黨掌控國家政權；1947 年憲法頒行，中國成 為憲政體制，南京國民政府隨之改組為中華民國政府，但國家政權仍 由中國國民黨掌控。31949 年中國國民黨來到臺灣後，中國國民黨更 建立黨國體制，4獨攬政府實權。由此可知，南京國民政府與中華民國 政府係由中國國民黨獨攬大權，因此本文將二時期統稱為「中國國民 黨政府」，後簡稱「國民黨政府」。至於筆者所指稱的「山地」，係承 繼日治時期之特殊行政區「蕃地」，成為戰後之山地鄉村。5而居於蕃 地之原住民，最初被國民黨政府稱呼為「高砂族」、「高山族」或「山 地同胞」，61946 年國民黨政府進行戶口登記時，亦以日治末期針對「蕃 地高砂族」之本籍戶口調查簿為本，7將蕃地原住民之戶籍加蓋「山」
之印以茲劃分。後更於 1954 年以法令規範原籍設於山地行政區、本 人或父系親屬在日治時期戶籍簿之種族欄記載為「高山族」者，即為
「山地同胞」。8可見山地區域具有特殊性，施政上亦應有特殊政策，
因此筆者以之為研究對象。
筆者雖對國民黨政府諸多的山地治理政策感興趣，但限於筆者的 能力與碩論之篇幅，本文雖略為討論經濟與教育兩種政策，但主要聚 焦於行政議題。所謂的行政，旨在處理公共事務，形成社會生活，實 現國家目的，9可見行政對於國家之重要性，王泰升甚至直言國家之作 用大部分屬於行政。10因此，行政是政府機關為達其既定目的，訂定 完備的工作計畫，配備適當的人、財、物，並建立合理的組織以有效
3 王泰升，〈國民黨在中國的「黨治」經驗──民主憲政的助力或阻力？〉，《中研院 法學期刊》，第 5 期（2009 年 9 月），頁 69-228。
4 若林正丈著，洪金珠、許佩賢譯，《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臺北：月旦出版，
1994），頁 81-106。
5 張松，《臺灣山地行政要論》（臺北：正中，1953），頁 73。
6 詹素娟，〈從「山胞」到「民族」─臺灣原住民的身分認定與族群意識變遷
（1945-2000）〉，收入余敏玲主編，《兩岸分治：學術建制、圖像宣傳與族群政治
（1945-2000）》（臺北：中研院近史所，2012），頁 253-280。
7 松岡格著，周俊宇譯，《「蕃地」統治與「山地」行政：臺灣原住民族社會的地方 化》（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8），頁 214-215。
8 詹素娟，〈從「山胞」到「民族」─臺灣原住民的身分認定與族群意識變遷
（1945-2000）〉，頁 253-280。
9 王保鍵，《圖解行政法》（臺北：五南，2013），頁 2。
10 王泰升，《臺灣法律史概論》（臺北：元照，2012），頁 155。
的方式推行工作。11由此可知，行政對於政策之施行甚為重要，行政 組織即為處理公共事務而設立，12所以山地行政機關對於山地治理有 其重要性，故筆者將研究戰後山地行政體系，瞭解省、縣、鄉與村四 級行政組織之權力，同時關注山地基層組織，明瞭山地行政區域之劃 設與山地鄉村長之選派。
為了瞭解山地治理的發展情形，本研究的斷限將始於 1943 年，
終於 1952 年。雖然國民黨政府在 1940 年籌設臺灣黨部，顯露收復臺 灣之意圖，13並於 1942 與 1943 年時將此意圖公諸於世，14但 1943 年 11 月開羅宣言認可臺灣將歸還給中華民國後，15國民黨政府方提出收 復臺灣的相關籌畫，16並於 1944 年設立臺灣調查委員會，17負責規劃 戰後臺灣之接收。18可見國民黨政府雖在 1940 年即有收復臺灣之意 圖，但實際籌畫則於 1943 年，因此本文以 1943 年為研究起點，藉此 瞭解國民黨政府之施政理念與接收原住民之籌畫。至於時間下限方 面，則結束於國民黨政府山地行政體制已趨於穩固之時。最初國民黨 政府對山地體制處於摸索實驗的階段，省縣鄉村各級均在「一元化」
與「一般化」之間擺盪，最終山地行政體制確立為一般化的模式。所 謂的一元化，係指設立一山地專門機構，綜理各種山地事務；而所謂
11 張潤書，《行政學》（臺北：三民書局，1976），頁 6。
12 王保鍵，《圖解行政法》，頁 2、54。
13 近藤正己著，林詩庭譯，《總力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下）》（臺北：臺 大出版中心，2014），頁 553。
14 1942 年 11 月 3 日外交部長宋子文於重慶言「中國應收回東北四省、臺灣及琉球。」
1943 年 8 月 4 日宋子文則於倫敦言「中國期望於日本失敗後，收回東北與臺灣。」
參見秦孝儀主編、張瑞成編，《抗戰時期收復臺灣之重要言論》（臺北：中國國民黨 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0），頁 4、10。
15 〈蔣委員長與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在開羅聯合發表對日作戰之目的 與決心之公報〉（1943 年 11 月 27 日），收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編 輯委員會編輯，《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臺北：中國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1981），頁 547。
16 馬有成，〈戰後初期國府接管台灣之籌畫〉，《臺灣風物》，第 59 卷第 4 期（2009 年 12 月），頁 24。
17 〈中央設計局臺灣調查委員會一年來工作大事記〉（1944 年 4 月至 1945 年 5 月），
收入秦孝儀主編、張瑞成編，《光復臺灣之籌劃與受降接收》（臺北：中國國民黨中 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0），頁 44。
18 〈附錄：蔣委員長覆行政院秘書處電〉（1944 年 6 月 2 日），收入秦孝儀主編、
張瑞成編，《光復臺灣之籌劃與受降接收》，頁 43。
的一般化，則指山地如同平地般由各主管機關分掌各類事務，如：農 林事務無論平地或山地均由農林處負責。省級山地行政機構底定為一 般化的時間為 1949 年，該年省級山地行政機構從權力集中的山地行 政處，改組為僅負責民政業務與聯繫各單位的山地行政指導室；縣級 山地行政機構確立為一般化的時間則遲至 1950 年，當時係從事權集 中的山地區署轉為僅負責聯繫各單位的山地室；19鄉村級山地行政機 構底定為一般化的時間則為 1952 年，該年山地鄉公所裁撤警衛股，
同時將鄉村公所的要職改為專任，鄉文化股主任與副村長不再兼任鄉 村國民學校校長，使得山地鄉村公所不再兼管警務與教育業務。20因 此，1952 年後已大致底定山地行政體系，山地行政機關不再兼管其他 事權，故本研究止於此年。
在此情形下，筆者的研究將有助於釐清國民黨政府對臺灣山地之 治理，藉由整理二戰期間國民黨政府對日治時期理蕃政策之認識，以 及相關接收之籌畫，瞭解戰後山地施政與二戰期間之籌畫的關聯性，
同時明白戰後山地政策與日治理蕃政策的承繼或變異關係。但是本研 究係從國家治理的角度切入，關注山地政策與行政機關，較無提及原 住民在此制度下的想法或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