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秦檜負面評價的確立
第一節 和議達成與秦檜形象的反轉
紹興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金國審議使蕭毅等入宋，始定議和之盟，宋、金 第二次和議正式締結。隔年八月，徽宗梓宮與韋太后回到臨安，落實了宋、金原 初的約定，雙方的和平關係也從此確立。1從歷史的發展來看，紹興十一年底和 議的達成，以及之後秦檜長期專權的政治作為，是秦檜負面評價確立的重要轉折。
因為與金人屈辱議和，秦檜擔負起了禍國、誤國的罪名。此外，還有一些事件也 加添了秦檜日後被批判和攻擊的理由。首先，是在岳飛之死一事上，秦檜被視為 冤殺忠良的主謀。在紹興八年第一次和議時，韓世忠（1089-1151）、張俊和岳飛 等擁兵大將即曾激烈反對，因此對朝廷的主和政策造成相當大的壓力；另一方面，
偏安以來一直存在大將專兵、地方權重的問題，阻礙了南宋中央集權的建立。於 是，高宗和秦檜在推動和議的同時，也採取了一系列收兵權的佈署。透過「推恩」
和「眾建」政策的交互運用，張俊、韓世忠、岳飛三大將被解除了兵權，初步達 成軍隊中央化的目的，南宋的軍政形勢又回到強幹弱枝、以文抑武的傳統國策上。
2只是，失去兵權的岳飛最終卻被羅織罪名，遭到殺害。岳飛之所以成為唯一的 政治犧牲者，可能有幾點原因：他曾多次批評和議，與朝廷的立場相左；也因年 輕氣盛，在未理會朝廷軍命的情況下擅自行動；加上建議立儲之事激怒了高宗，
更加深了不「尊君」的印象。3秦檜雖是和議、收兵權及殺害岳飛的實際執行者，
但背後多少有高宗的支持。因此，岳飛被殺一事在後來雖然引起很大的迴響，但
1 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頁 241-255。
2 黃寬重，〈從害韓到殺岳：南宋收兵權的變奏〉，收入氏著，《南宋軍政與文獻探索》（臺北：新 文豐出版公司，1990），頁 125-131。
3 劉子健，《兩宋史研究彙編》，〈岳飛〉，頁 197-199；黃寬重，〈從害韓到殺岳：南宋收兵權的變 奏〉，頁129-130。
在當時，並無朝臣以此批評秦檜，甚至很少有官員敢為岳飛說話。韓世忠雖然在 岳飛下獄時，曾責問過秦檜，並試圖挽救岳飛。但在岳飛死後，也未再提及此事。
4面對岳飛的死，當時官僚群體的冷漠態度固然很耐人尋味，但另一方面也可看 到，秦檜並未被指為罪魁禍首，更沒有成為眾矢之的。殺害岳飛如何成為後來秦 檜的一個重大罪名，是我們後文將要討論的問題。
在收兵權並達成和議之後，為了進一步穩定政局，鞏固自身的權力，秦檜又 施行一系列思想文化的控制手段。其中包括徵集圖書、壟斷修史的資源，查禁私 史的撰作、禁燬書籍，以及嚴厲打壓批評朝政的言論。秦檜掌控和壓制思想言論 的作法，背後有多方面的政治目的，其中一個最明顯的意圖是打擊政敵。紹興十 年（1140），金人撕毀和議，再次南侵時，趙鼎曾上書言時政，秦檜即指示王次 翁彈劾他「陰幸有警，規圖復用。門下黨與，往來於臨安，撰造事端，鼓惑眾聽，
以搖人心」。5終使趙鼎被責授左中大夫興化軍居住。在趙鼎罷政後，秦檜又先後 令言官劾論與他親近或曾受他提拔的朝臣，罪名多與議論時政有關，如鄭厚
（1100-1161）以「謗議朝政，簧鼓眾聽」獲罪，葉三省的罪名則是「撰造語言，
謗訕朝廷」。6秦檜的另一名政敵李光（1078-1159）同樣以言語文字得罪。在紹 興十一年十一月，宋金和議確立之前，言官就彈劾李光「陰懷怨望，鼓倡萬端，
致會稽之民，扶老攜幼，轉徙道路，連日不止，乘時誹訕，罪不可赦」。於是李 光被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藤州安置。到了紹興二十年（1150），又爆發了著名的
「私史案」，李光次子李孟堅（1115-1169）因李光私作小史、譏謗朝廷事被拘入 獄。7同時牽連到有交結及書信往來的官員朝士，如胡寅（1098-1156）、程瑀等 人，分別遭到落職或降官的處分。8這類以言語文字羅織罪名、打擊政敵的方式，
4 劉子健，《兩宋史研究彙編》，〈岳飛〉，頁 202；何忠禮、徐吉軍，《南宋史稿》（杭州：杭州大 學出版社，1999），頁 126-127。
5《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136，紹興 10 年 6 月，頁 2556-2557。
6 黃寬重，〈秦檜與文字獄〉，頁47-48；《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148，紹興 13 年 3 月，頁 2801；
卷163，紹興 22 年 3 月，頁 3093。
7《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142，紹興 11 年 11 月，頁 2680。關於李光「私史案」的過程，可參 考黃寬重，〈秦檜與文字獄〉，頁54-60。
8《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161，紹興 20 年正月，頁 3044。
常株連甚廣，不僅使士大夫的思想言論受到壓抑，更形成一種恐怖統治的氣氛。
除了打擊政敵之外，秦檜壓制思想言論還有一個政治目的，即使和議成為「國 是」，確立其不可質疑的正當性。紹興十一年底和議達成，隔年，太后回鑾、梓 宮還闕，左朝散郎黃達如藉機上奏，希望令詞臣為此盛事創作詩歌，薦之郊廟；
同時要求將「前日異論、沮論者，明正典刑。其力主和議者，重加旌賞，庶上慰 徽宗、二后在天之靈，少紓太母留滯抑鬱不平之氣」。顯然是企圖鼓勵官員歌頌 和議，同時打壓反對派。十多天後，右諫議大夫羅汝檝（1089-1158）在入對時，
又直接向高宗表示：「陛下近可臣僚之奏，以前日異論者明正典刑，此誠今日先 務」。他口中的「異論者」，就是當初反對和議、語涉譏謗的官員。9至此，表達 對和議的不滿成了政治上的禁忌。如紹興十四年（1144）三月，趙鼎一派的解潛 就因「不從和議」、「倡為異說」被言官彈劾而遭到貶謫。10朝廷一開始的獎懲只 是為了壓制朝臣的議論及反對聲浪，之後的行動則深入到個人著作的進行搜查與 禁絕。李光的私史案之所以受到嚴厲整肅，背後就牽涉到他對和議的怨憤與質疑。
當高宗知道李光私撰野史之事時，就曾生氣地說：「光初進用時，以和議為是，
朕意其氣直，甚喜之。及得執政，遂以和議為非，朕面質其反覆，固知光傾險小 人，平生蹤跡，於此掃地矣」。11後來李光的罪名就是「坐主和議反覆」，在貶所 常出怨言，撰作私史「譏謗朝廷」。12如前一章所說的，和戰本來是可以討論的議 題，許多大臣甚至認為和與戰可以交相並用，不相衝突。但自和議成立之後，高 宗和秦檜開始打壓不同的意見，「和議」被視為唯一正確的政策。
在秦檜專權時期，特意關注圖書和歷史資料的掌控，並嚴禁野史的撰作，還 有另一層政治目的，即要把持有關「中興」的歷史敘述，對於兩宋之際政權轉移 的過程，以及相關諸多政治事件的記錄，提供一個符合官方立場的一致性觀點，
9 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頁 301-303；《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147，紹興 12 年 11 月，頁2779-2783。
10《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151，紹興 14 年 3 月，頁 2853。
11《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161，紹興 20 年正月，頁 3040。
12《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161，紹興 20 年 3 月，頁 3044。
甚至是為高宗和秦檜的各種行為辯護。13紹興十四年四月，秦檜上奏請禁野史，
高宗也同意地說：「此（野史）尤為害事。如靖康以來，私記極不足信」。14紹興 十五年（1145）八月，秦檜再次抱怨有些野史曲解了他在開封被圍時的行為，於 是禁私史逐漸形成政治問題。15秦檜不僅積極介入官方史書的修纂工作，更企圖 透過徵集史料、訪搜圖書和查禁書刊，禁絕不利於自己或朝廷政策的著作文字，
掀起一股告訐之風，士人常因撰私史或文章涉及謗訕朝政而被構陷入獄，眾多的 藏書和歷史資料也因此遭到銷毀，嚴重地壓抑士大夫的思想、文化生活，也影響 了南宋初期文集、歷史記錄的流傳。正如薛季宣（1134-1173）後來的回憶：
初，先君下世（時為紹興九年），當秦相檜柄國，伯父司封為君行狀，雖 書法不隱，於事不敢加詳。先兄集錄遺書，懼為家族之禍，故如議和劄子、
請岳相飛書之類，皆別匱藏貯，有待而出，某不能知也。不幸先兄早世，
某罪大惡深，徒知寶藏已錄之書，不意尚多遺落。旋歸自蜀，始能編閱家 書於棄紙中，得前書手澤一策，及議和奏草。奏草亦先君手澤，書首已不 可見，雖號天自痛，計無所及矣。16
可見秦檜嚴格掌控思想言論的統治策略，造成了一種緊張和壓抑的政治氣氛，不 僅危害士人的知識生活，更造成文獻資料多遺佚殘缺的遺憾。因此，相對於殺害 岳飛的政治行動，箝制思想文化的諸多手段可以說更直接地衝擊到士大夫的現實 生活，它在後來引發士人對秦檜反彈的聲浪，不容輕估。
秦檜在壓制言論、排除異己的同時，也援引自己黨羽進入官僚體系之中。這 裡頭除了秦檜的親友，更多的是藉由依附他以奪取權力的各級官員。秦檜的黨派 是他之所以能維持專權體制的重要基礎，可是另一方面也造成許多政治上的爭議。
13 黃寬重，〈秦檜與文字獄〉，頁 48-49；Charles Hartman, “The Making of Villain: Ch’in Kuei and Tao-Hsüeh”, p. 87.
14《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151，紹興 14 年 4 月，頁 2855。關於這次查禁野史的對話，熊克在
《中興小紀》中有較完整的記錄，參見《中興小紀》，卷31，頁 364。
15《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154，紹興 15 年 8 月，頁 2907。
16［宋］薛季宣著，張良權點校，《薛季宣集》（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卷 33，
〈書先右史《遺編》〉，頁509-510。
比如秦檜將自己的黨派安排進入臺諫，利用言事官的職能進行監察、彈劾等工作，
使臺諫成為控制輿論、打擊政敵的工具。17另外，還有一些不適任的官員，只因 為依附、諂事秦檜而獲得任官及升遷，例如汪汝嘉雖然殺害表弟李穎，遭到停官 編管的處分。但數年之後，因交結秦檜親黨，又重新獲得官職。18更有不少地方 官吏「贓污不法，為民所訟，檜復力保之，故贓吏恣橫，百姓愈困」。19類似的案 例相當多，說明秦檜專權、任用私人，造成南宋官僚體系相當程度的腐化。然而，
更值得注意的是權力腐化背後的封閉性。根據寺地遵的研究，在紹興十一年和議
更值得注意的是權力腐化背後的封閉性。根據寺地遵的研究，在紹興十一年和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