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政局演變與秦檜形象的惡化
第二節 賣國形象的確立
開禧北伐的失敗並沒有使宋人喪失恢復故土的期望，因此儘管宋廷在嘉定元 年與金方達成協議，重新回到締約和戎的傳統，但倡議復仇的聲音並未中止。79 隨著金朝國勢的衰微，這股聲浪最終化為行動。理宗（1205-1264，1224-1264 在 位）端平元年（1234），在宋與蒙古的聯合軍事行動下，金國最後的都城蔡州被 攻陷，正式覆亡。南宋軍隊一度收復開封、洛陽等地，卻隨即因蒙軍的反擊而敗 退，蒙軍進而南侵，南宋的邊防告急，理宗乃轉而尋求和議。80但由於國內反和
書局，1989），卷 7，頁 426；卷 8，頁 568；卷 8，頁 649-650。
79 方震華，〈復仇大義與南宋後期對外政策的改變〉，頁 10。
80 關於端平年間軍事行動的始末，可參考黃寬重，《晚宋朝臣對國是的爭議──理宗時代的和戰、
邊防與流民》（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78），頁33-58；方震華， 《晚宋邊防研究(A.D.1234-1275)》（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頁 73-75。
的聲浪高漲，和議進行得並不順利。到了寶祐二年二月，理宗下詔太常寺更改秦
議〉則云：「權檜再用，則挾虜以扼君父矣」。86但這些意見的焦點不在和議上，
而是因和議所衍生出來的專權問題。
自寧宗晚期以來，對秦檜主和最嚴厲的攻擊應屬視他為金人的奸細或代理人，
而直指其賣國。前面曾提過，由於秦檜原為金人俘虜，建炎四年才與家人、奴僕 一同逃歸南方，因此當時即曾引起不少朝臣的質疑。秦檜南來後又力主和議，更 令人懷疑他可能是受到金人的指使。紹興八年，御史中丞常同（1090-1150）就對 高宗說：「檜自金歸，受其大帥所傳密諭，陰為金地，願陛下察其姦」。這段談話 出自汪應辰（1119-1176）為常同所寫的〈御史中丞常公墓誌銘〉，在文章一開頭 有「御史中丞常公既葬後十有三年，其孤裕使其弟袟以公之世次、官封、功行來 中都，泣請于應辰」的敘述，因常同葬於紹興二十年，故知此文寫於隆興元年（1163）
前後，當時高宗仍在世，故汪應辰的記載應非憑空虛造。由此可知，秦檜受金人 密謀指使南歸的傳言至少在孝宗初年以前已見於記載。87只是，這類的質疑雖多，
卻始終沒有具體事證的支持。直到嘉定七年，金國遷都至汴京後，出現了一部記 述金朝歷史的作品，名為《南遷錄》，情況乃有所改變。《南遷錄》的作者署名為 金朝秘書省著作郎張師顏，其中記錄了金國中書舍人孫大鼎的上奏，內容談到：
根據《國史》的記載，太宗天會八年（1130），粘罕（1080-1137）等金國將領因 一直無法在戰場上有所突破，於是擬定了一套對付南宋的新策略，即派遣秦檜南 歸，推動兩國的和議；最終秦檜誅殺了名將岳飛，成功壓制南宋的主戰聲浪。88 這段記載被視為秦檜通敵賣國的鐵證，故廣為流傳。但在大約成書於嘉定十七年
（1224）的《賓退錄》中，趙與時（1175-1231）就有這樣的論述：
有《南遷錄》一編，盛行于時，其實偽也。卷首題通直郎秘書省著作郎騎
86［宋］牟巘，《陵陽先生集》（北京：線裝書局，2004 影印清初鈔本），卷15，〈跋忠烈王傳後〉， 頁9；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 63，〈跋方宣諭宗卿庭實奏議〉，頁 3。
87［宋］汪應辰，《文定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影印四庫全書文淵閣本），卷 20，〈御 史中丞常公墓誌銘〉，頁10-18。
88 孫大鼎的奏書收錄在張師顏，《南遷錄》（成都：巴蜀書社，1993），頁 39-41。另外，關於《南 遷錄》的真偽問題與流傳情況，可參考鄧廣銘，〈《大金國志》與《金人南遷錄》的真偽問題兩 論〉，收入氏著，《鄧廣銘全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第九卷，頁 538-559。
都尉賜緋張師顏編。虜之官制，具于《士民須知》，獨無通直一階。其偽
一切作為，被理解為在執行金人的意志。例如黃震（1213-1280）在為高宗朝文臣 鄭剛中（1088-1154）遺事所寫的跋語裡就提到：「蓋公當和議已成，……為中國 計，為恢復計；如檜直為賊虜計耳」。94同樣是面對和議問題，黃震認為鄭剛中 考量的是宋人利益及未來發展，而秦檜卻是為金人做打算。除此之外，秦檜殺害 岳飛之事也被理解成是在執行金人的指令。歐陽守道（1209-？）在〈書崇岳集〉
文中就這樣說：
岳忠武王之死孰殺之？金人不能殺王於戰，能殺王於獄，蓋自遣〔秦〕檜 來相，而金人之命行乎江南矣！其所欲殺豈獨一岳王，檜方次第掃除以報。
而藝祖在天，丕降罪疾殛之，然後三、四忠賢幸免，中國再有生氣。95
「遣檜來相」一語顯然是指秦檜為金人奸細，很可能也是受到《南遷錄》記述的 影響。這段話透露了宋人不僅認為秦檜在和議上遷就金人的利益，包括殺害岳飛 及其他忠臣良士的舉動，也都是為了達成金人所賦予的使命。至此，秦檜的評價 可說已跌到了谷底。理宗時期，姚勉（1216-1262）在〈日食罪言〉詩中，期待朝 廷「賣國若檜等，電掃無孑遣。」足見秦檜已成通敵賣國者的代表。96
自秦檜死後，有關他的負面批評就未曾斷過，尤其在主導和議這一點上，秦 檜更是備受非議。《南遷錄》的流行給予秦檜不同的身分和面貌，同時也加深了 南宋士大夫對他更嚴厲和惡意的批評。最終，他被塑造出一個賣國的形象。從南 宋政治史的發展來看，這項變化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在於：隨著金國滅亡，北方的 外敵換成蒙古，早先理學家不斷強調事關倫常大義的復仇之說，不再適合作為批 評和議的論據；面對沒有歷史仇恨的蒙古，反對和議必須有同樣堅強的理由。於 是，理宗時代的人們利用《南遷錄》，將和議解釋成是秦檜賣國的舉措，秦檜也
94［宋］黃震著，張偉、何忠禮主編，《黃震全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卷 91，〈鄭 資政遺事跋〉，頁2398。
95［宋］歐陽守道，《巽齋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影印四庫全書文淵閣本），卷21，
〈書崇岳集〉，頁2。
96［宋］姚勉著，曹詣珍、陳偉文點校，《姚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卷 17，〈日 食罪言〉，頁211。
從不顧道德綱常的「奸相」，轉而成為出賣國家利益的「奸細」。當和議被視為秦 檜賣國的手段，其本質上就成了一項不利於南宋的外交政策，最終也失去了正當 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