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成果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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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第四章 案例討論與比較分析。
第一節 六里屯垃圾焚燒廠 第二節 高安屯垃圾焚燒廠 第三節 阿蘇衛垃圾焚燒廠 第四節 綜合分析
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成果檢析 第二節 未來研究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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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理論對話
本研究想要探討的是，在中國的社會運動過程之中，宏觀的政治機會結構與 微觀的資源動員條件組合，將會如何影響到運動的最終結果。順著研究脈絡推進，
本章節將首先探討中國的社會運動研究，檢視既有宏觀與微觀層次的研究成果，
指出鄰避運動將隨著城市發展與居民生活環境之間日益嚴重的衝突，成為未來中 國社會運動領域值得關注的研究焦點。
有鑑於鄰避運動於中國城市發展的重要議題，學界紛紛從諸多領域提出研究 解釋；然而，既有的研究成果卻無法解釋，為什麼在處於相同有利於環境運動發 展的時代背景之下，中國城市鄰避運動卻未必都能夠成功實踐居民的期望，改變 政府的決策結果。因此，本研究採用近年來中國各城市沸沸揚揚的反建垃圾焚燒 廠事件作為研究案例，透過與社會運動理論的對話，來探討影響是什麼因素影響 其最終訴求的成功與否。
第一節 中國社會運動之研究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社會和經濟結構的重大改變，利益關係的變化導致 社會充斥各種衝突怨恨和不滿情緒。隨著社會運動的發生頻率和影響力逐年增長，
不但引起中國政府的高度重視，同時也吸引學者對於中國社會運動領域的關注與 研究。
近年來，中國經濟快速成長與社會的日漸富裕，使得公民社會的討論浮現於 中國與國外學者的討論議程，而其中社會運動研究作為國家與社會互動的重要研 究主題，更是受到學界的重視。因此，中國社會運動研究的主題和領域日趨多元，
而研究成果更是豐碩。本文以下將簡略劃分為宏觀的結構層面與微觀的組織個體 層面，來分別討論既有的學術研究成果。（參考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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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中國社會運動研究 研究方向 相關研究
宏觀層次 背景結構 環境運動、精英政治化、單位制與差序格局 國家角色 抗爭政治、分級管理與政策回應
微觀層次 資源動員 氣、怨恨與網路動員、關係網絡、意見領袖與組織 行動策略 依法抗爭（rightful resistance）、以法抗爭
行為者角色 中產階級
首先，在宏觀的結構層面，黃冬婭、馮仕政從國家體制的結構，來詮釋其如 何形塑、限制社會運動的選擇。黃冬婭檢視「國家」於社會抗爭中扮演的角色，
將其視為概念變項來區分為「穩定」、「較為穩定」和「變化」的政治背景等三 個概念層次，進而於此基礎上討論國家如何形塑與社會的認同和互動模式，並且 於認為中國獨特的國家特性，以及單位制與中央地方關係的制度變化是中國社會 運動研究的議題。1
馮仕政分析中國單位制的工作性質和行政級別對於社會運動之間的關聯，發 現其對於集體抗爭顯著的抑制、分割作用，但同時卻也蘊藏集體抗爭的潛能，並 且在國家屬性強的組織內部，對於生活收入現狀不滿者為參與社會運動的「高風 險人群」。2此外，馮仕政也發現由於中國社會治理模式的人治色彩依然濃厚，因 此在差序格局結構影響之下，資源配置必然僅服務於有利社會經濟地位與社會資 本者，因此多數人仍屬於「沈默的大多數」。3
1 黃冬婭，「國家如何塑造抗爭政治──關於社會抗爭中國家角色的研究評述」，社會學研究
（北京），第 2 期（2011 年），頁 217~242。
2 馮仕政，「單位分割與集體抗爭」，社會學研究（北京），第 3 期（2006 年），頁 98~134；
馮仕政，「『大力支持、積極參與』：組織內部集體抗爭中的高風險人群」，學海（南京），
第 5 期（2007 年），頁 40~50。
3 馮仕政，「沉默的大多數：差序格局與環境抗爭」，中國人民大學學報（北京），第 1 期
（2007 年），頁 122~132。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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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蔡永順（Cai Yongshun）、張永宏和李靜君則從不同層級政府的視 野，觀察國家於因應社會運動的反應選擇。蔡永順從國家因應社會運動的宏觀角
6 Yongshun Cai,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 Suppression of Popular Resistance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93 (March 2008), pp. 24~42；Yongshun Cai, “Power Structure and Regime
Resilience: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China,”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8, no. 3 (July 2008), pp. 411~432；Yongshun Cai, “China's Moderate Middle Class: The Case of Homeowners' Resistance,” Asian Survey, vol. 45,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5), pp. 777~799；Fayong Shi and Yongshun Cai, “Disaggregating the State: Networks and Collective Resistance in Shanghai,”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86 (June 2006), pp. 314~332.
7 張永宏、李靜君，「製造同意：基層政府怎樣吸納民眾的抗爭」，開放時代，第 7 期（2012 年），頁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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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抗爭」（rightful resistance）方式來維護自身政治與經濟權利；8于建嶸進一步 強調抗爭者的積極性與挑戰對象，提出「以法抗爭」。9應星則批評指出，中國社8 O’Brien, Kevin J. and Lianjiang Li.,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pp. 5~15.
9 于建嶸，「當代中國農民的『以法抗爭』──關於農民維權活動的一個解釋框架」，文史博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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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避運動（Not In My Backyards, NIMBY），又稱為「地方上排斥的土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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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Locally Unwanted Land Use, LULU），是由 O’Hare 於 1977 年首次提出的 概念。鄰避運動是指，在城市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市民的環境意識隨之成長，認 為其有權利拒絕危害地方環境或生活福祉等的設施進駐其鄰近地區。 因此，在 恐慌、不滿等負面情感因素的動員之下，市民透過體制內或體制外的集體行為，
來促使目標設施設置產生實際的困難。
鄰避設施最顯著的特徵便在於利益分配結構的不對稱性：重要的社會利益分 散在廣大地區的群眾，但是其衍生影響的生態、環境與經濟成本卻集中由設施場 址周圍的居民來承擔，導致成本與效益不相稱的不公平現象。
一、西方鄰避運動
在歐美地區，隨著 19 世紀中葉以來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維護和保存自 然資源和生態的環境意識逐漸興起，經過民間團體的宣傳，逐漸成為鄰避運動最 初的萌芽階段。161960、70 年代，二次大戰後快速復甦的工業發展和基礎設施的 興建嚴重衝擊生態環境，各國政府、專家學者們開始重視與提倡環境保護永續發 展議題，民間社會的環境與健康意識亦隨之抬頭，因此使得鄰避運動快速發展，
而後於 1970 年代末逐漸邁入成熟發展階段。17
西方鄰避運動是奠基於歐美民主國家的相對開放政治體制和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傳統，以及繼承 1960 年代以來追求後物質主義價值的風潮。因此，社 會運動者的行動策略模式往往由地方居民組織，與環境保護團體等建立聯盟；同 時，更藉由重新定義議題框架，結合種族、環境正義價值，轉化鄰避性議題成為
「不要在任何人的後院」（Not In Anyone's Backyard），擴大社會運動的動員資 源。此外，隨著議題擴張，西方鄰避運動更發展成競逐選票和權力的機會，而成 為了運動的隱性訴求。
16 Christopher Rootesa and Liam Leonard,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and campaigns against waste infrastruc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 18, no. 6 (November 2009), pp.
835~850.
17 陳寶勝，「國外鄰避衝突研究的歷史、現狀與啟示」，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 版），第 41 卷第 2 期（2013 年 3 月），頁 184~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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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避運動作為挑戰既有社會秩序的分歧型危機（dissensus types of crises），需要 依照「預期損失—不確定性」作為評估的風險指標予以分類治理。19趙小燕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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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 Xie、Thomas Johnson 從環境政治研究的視野切入，發現隨著中國政府逐 漸重視環境評估、程序正義，與建立公民參與制度的訴求，於環境政治領域中呈
28 Lei Xie,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 China’s Urban Decision-Making,” Taiwa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Vol. 3 (March 2011), pp, 160~179；Thomas Johnson,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n China: policy developments and NGO responses”, The Policy Press, Vol. 39, no. 3, (July 2011 ), pp. 399~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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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Thomas Johnson, “Environmentalism and NIMBYism in China: promoting a rules-based approach to public participation”,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19, no. 3, (May 2010 ), pp. 430~448；Thomas Johnson, “The Health Factor in Anti-Waste Incinerator Campaigns”,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14, (June 2013 ), pp. 356~375；陳曉運，「去組織化：業主集體行動的策略——以 G 市反對垃圾焚燒 廠建設事件為例」，公共管理學報，第 2 期（2012 年），頁 67~75。
30 郇慶治，「政治機會結構視角下的中國環境運動及其戰略選擇」，頁 28-35；Thomas Johnson,
“Environmentalism and NIMBYism in China: promoting a rules-based approach to public participation,” pp. 430~448；Thomas Johnson, “The Health Factor in Anti-Waste Incinerator Campaigns in Beijing and Guangzhou,” pp. 356~375.
圖 2-2、中國式鄰避衝研究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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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城市中產階級雖然能藉由資源動員與策略運用，嘗試影響政策，但是 卻並非所有的鄰避抗爭都可以順利地成功落幕。是故，既有的研究論述無法解釋 在相同的政治條件之下，究竟是什麼使得相似的微觀動員行動所取得的成果有別。
因此，本研究將以近年來各地民怨沸騰的反建垃圾焚燒廠事件作為檢視的案例，
運用政治機會結構理論和資源動員理論來觀察在相似的鄰避運動過程之中，是什 麼因素影響其最終訴求的成功與否。
第三節 垃圾焚燒議題
由於垃圾焚燒廠具有產生戴奧辛、嚴重威脅健康的鄰避爭議特性；因此，中 國政府於如火如荼地引進和推出興建垃圾焚燒項目的同時，卻也引起了城市居民 的疑慮、恐慌與不滿，並且紛紛發起維護自身的權益、停止焚燒項目的街頭運動。
從 2007 年至 2015 年期間，中國發生 16 起規模從百餘人至數千人不等的反建垃 圾焚燒廠運動。其中，在北京、廣州、南京和上海等城市的運動中，更迫使地方 政府重新思考焚燒政策與環評選址，而中國政府也將反建垃圾焚燒廠運動視為
「一鬧就停」的困局。31
正是因為反建焚燒運動同時具有三個重要特點：涉及的潛在人數更龐大、攸 關健康生命價值，居民動員能力特別強，以及抗議的持續時間長；32因此，中外 學界也開始重視、探討中國的反建焚燒運動，並且一樣可以運用第二節鄰避運動 圖像來進行宏觀結構與微觀行為者的架構分類。
首先，結構層面的公共治理與市民社會發展等議題上，張緊跟、龔志文觀察 到廣州番禺反建焚燒運動的過程之中，地方政府從「傳統官僚理性」控制模式逐
31 范正偉，「人民日報評論員觀察：靠什麼破解“一鬧就停”難題」，人民日報，2014 年 4 月 15
31 范正偉，「人民日報評論員觀察：靠什麼破解“一鬧就停”難題」，人民日報，2014 年 4 月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