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篇在「議題」與「書寫方式」上多方嘗試的論文。
在此研究中，我藉著觀察 1920-30 年代間台灣社會內部所蘊涵強大的風俗改 革能量，試圖點出「風俗」議題研究的重要性，並且嘗試解釋此內部改革能量的 形成及變化過程。我以台灣士紳「上國」觀光的經驗、大阪博覽會的展示∕觀看 互動過程以及台灣慣習研究會的風俗調查活動此三歷史元素，去探討「風俗」、「身 體觀」及「現代性」的交織問題。
在書寫方式上，這份論文並非是以編年紀事的方式進行敘事，我期待這份論 文是以多元、重層的面向進行觀察並不斷側擊主旨。所以在正文第二到第四章間 的關係裡，它們並非全然是以線性的歷史敘事連貫進行，而是以問題的點出持續 回溯到更早的時間點予以觀察、解釋。第二章談「上國」觀光、第三章談「大阪 博覽會」、第四章談「舊慣調查」，這樣分散性的談論方式，確實很容易讓讀者感 受不到它們的相互關聯的結構性，似乎淪為個別談論的篇章。所以我必須再次化 約地解釋此三元素之間的潛在關連性：在台灣士紳「上國」觀光的經驗中，我試 圖點出一個「文明」傳播的模式，此模式有助於台灣士紳接觸「文明」並想像一 種有別於本島的傳統風俗與身體形象；直到 1903 年大阪博覽會召開「上國」觀 光模式到達巔峰，博覽會內「台灣館」與「學術人類館」中的展示∕觀看互動過 程，強化了身體「差異」與「落後」風俗的銘刻作用；博覽會內的「差異」風俗 與身體形象，則是根源於台灣舊慣調查下的殖民地知識建構過程；在此建構過程 中，台灣傳統風俗被置入現代性的目光中檢視、評價。
總結正文的討論：第二章中，首先檢討了殖民者在面對台灣傳統風俗的基本 態度，他們以「現代性」與「進步主義」的思考，認為台灣傳統風俗中的三種身 體形象是「未開化」、「戕害身心」而必須改正的。然而，原先抱持反對態度卻因 為忙於進行武力鎮壓「抗日」勢力、台灣居民國籍尚未選擇等因素而採取維持現 況的放任政策。殖民者的風俗教化方針並非是以武力、暴力性的方式強行介入，
而是軟性的、間接性的，藉由被殖民者內部的上層階級進行發酵轉化及自我改 革。並且，藉由討論李春生的訪日案例，先行點出主體對於風俗、身體意識轉變 的最初點，觀察他在歷經嘲諷與戲謔後所產生的內在情感轉變以及他的文明「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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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模式。李春生的觀看模式，可總結兩個重點：一、日本「風俗改革」的背景 是架構在朝向西化的國恥意識及「公德」的培養之上逐漸建立起來的。二、李春 生觀察博物館、生物館內，展現出「文明」的最大特徵乃在於物的秩序體系建立
－「按件分類」的操作形式；觀察學校的「養身紓體法」的培育訓練以及工廠勞 動者的心性、身體狀況：身體動作、姿態的一致化，是為了培育、養成符合於「文 明」的身體姿態。
接著通過東京台灣協會的設立與其組織執行的任務，我檢討了「上國」觀光 模式的推動與形塑。台灣協會在台人參訪路線的規劃，深具「指導性」的原則，
經由官方建議與被排定下旅遊行程與參訪地點，透露出殖民者希望旅者注視的所 在，「觀光引路」文中的觀光路線建議，「行政官署」、「教育事業」、「商業經貿」、
「農商工業技法」等四項「文明」奇景，象徵著以「行政效率」、「勞動生產」為 核心主軸的觀光景點，被有效的突顯並標舉出來。「上國」觀光模式，在日人的 精心打造之下，它展現了多種側面：它可以是殖民官方攏絡台灣士紳的懷柔政 策；透過路線景物的預先安排規劃，它展現了日本朝向「現代性」發展的「文明」
成果；它也可以是讓台灣人盡心協助日人共同投入台灣天然資源殖產開發的手 段；它更是日後二、三十年代台人檢討自我「晦暗」風俗舊慣，不斷思索慾望的
「文明」之道。
第三章中，我藉著觀察 1903 年大阪博覽會中「台灣館」及「學術人類館」
的設置，討論了博覽會展示「差異」、銘刻「落後」的實踐過程，並且檢討分屬 於一帝國之下的各殖民地人種區辨的界定邏輯。藉由人類學學者蒐集、調查、分 類，人類學建構的知識體系提供一套「區分」標準，並從風俗慣習、身體中生產 出「差異」論述。而此「差異」的分類秩序則是構築於社會進化論之下，文明∕
野蠻的線性軸線命定了這一切。由人類學蒐集、調查並分類，再經由博覽會展出、
確認「差異」，並由帝國「挪用」、「消費」此學術論述，成為不可逆的人種區辨 邏輯。藉此展示過程，台灣人對自我風俗、舊慣的再次進行理解與認識，是一種 從「他者」的觀察與風俗展品展示中，再次重新建構、理解出「我」（被殖民者）
的形象，意即我再次透過別人的目光中的「我」來看見、認識「我」自己。接著，
「落後」、「不文明」的風俗，這些記號開始銘刻與註記到自己的身體之中，從而 導向台灣人認識文明、現代的過程，逐步認知到自我的「醜陋」而強化、慾望文 明的身體形象。
接著，台灣士紳「上國」觀光的遊歷經驗，藉由他們返台後的遊記書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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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了「文明」於台島內傳播、下達與實踐的過程。此傳遞過程為：博覽會觀覽
「差異」（展示平台）－官方媒體進行士紳赴日消息與觀光遊記的大量登載曝光
∕地方的演說活動、筵席會談、公學校教育單位的演說（傳遞渠道）－台灣大眾 知曉「文明」（預期讀者）。並且返台後，台灣士紳開始進行「文明」的實踐：新 身體想像、解纏剪辮；鼓勵就學、新式教育；殖產工藝技術引進；「公利」思維。
並且，「風俗」的議題，在日治時期的台灣儼然成為一個非常政治性的場域，它 不僅只是影響庶民日常生活的不成文性規約，而且是在帝國議會〈六三法〉延長 案討論中的核心關鍵，總督府利用台灣傳統風俗中展現的「差異」，而形成差別 立法統治的根據。後藤新平「尊重舊慣」的政治主張，除了是他個人醫學知識背 景、因應據台初期治安危機、生物學的統治原理等因素產生外，置放於日本帝國 與西方帝國的視野比較中，「尊重舊慣」是被用來作為是避免「文明性」暴政的 政治策略。
第四章中，我將時間點回溯到「差異」風俗被制定的時刻，討論台灣慣習研 究會的舊慣風俗調查，探討舊慣調查目的之轉變以及殖民者對台灣風俗的觀察、
描繪工作；討論他們如何觀察、描繪台人的身體形象並生產殖民地「知識」，並 且這些看似「客觀性」的知識如何被納編入殖民統治技術具體轉化為管理政策之 中。從論文中，我們可以得知台灣的特殊「風俗」成為被觀察、評比與紀錄的對 象，日人將抽象的風俗具體化、客體化，並進行系統性的區分、詳查與命名，將
「奇」與「異」生動地描繪出來，由博覽會中的實體展場、殖民文學等方式呈顯、
制定出「差異」。從舊慣調查開始生產殖民知識，此「知識」成為殖民統治的技 術，成為國家治理的有效工具。國家的治理滲透至人口數字、特殊風俗身體的管 理；國民素質、智能表現的探測；以及在特殊「迷信」風俗下的衛生管理。在這 些看似客觀中立的學術性調查，潛藏著殖民者為「公利」出發的「價值判準」。 並且，台灣慣習研究調查目的，原是為了做為施政的重要參考以及制定適宜台民 的治台之法。隨著時勢的變動，調查方針轉變為以研究台灣慣習成為瞭解中國風 俗慣習，帝國殖民擴張的踏板。
日據時期的台灣，「風俗」是為一個非常政治性的場域，殖民者藉由「差異」
的風俗的描繪與定製，將其用來是作為「殖民地」差異統治的根源，形塑內地∕
台灣間不可逆的人種區辨邏輯。在那個進化論思維支配一切的時代，台灣人不斷 慾望著「文明」、追求著「進步」，他們思考著、想像著、並帶有目的性的方式前 進，他們期待著藉由「陋習」的改正、「舊慣」的排除，能擺脫「落後」、「野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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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記號，以換來與內地人齊頭式的平等權利。然而，在這條朝向「文明」道路上，
他們走的並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