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台灣慣習記事》的出版內容中可以察覺，不僅有呈現台灣奇風異俗 的慣習描繪內容，並時時潛藏著國家進行殖民治理的痕跡。上節，我們處理了國 家透過台灣傳統風俗、慣習的調查而生產殖民知識，「知識」再次被援用成為殖 民治理「實用性」技術的過程。其實，在《台灣慣習記事》裡，筆者察覺不只是 存在對「內」（台灣）的殖民地調查活動，更不時具有向「外」擴張的文字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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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以觀察台灣風俗什麼以觀察台灣風俗什麼以觀察台灣風俗什麼以觀察台灣風俗、、、慣習的研究、慣習的研究慣習的研究慣習的研究刊刊刊刊物物物物會會會會存存存存在著殖民在著殖民在著殖民在著殖民擴張擴張擴張擴張的的的的言言言言論論論論？？？？兩兩兩兩者者者者具有具有具有具有何何何何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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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你」跟「我」，不一樣：日、台「差異」的人類學建構
日人對台島內奇風異俗的描繪，「差異」的元素不斷透過調查與紀錄從內部 提煉且被突顯、具體化，可能的「相同」卻非殖民者關注的重點。同時，醫學視 野中身體、生理的「差異」也被強調。
十九世紀末日本在各地成立許多地方性的人類學會以推廣人類學知識，在 1890 年至 1895 年間，就有「四國人類學會」、「奧州人類學會」、「中國人類學會」
等研究組織成立。這些地方性的學會，隨即成為東京人類學會在地方上的知識衛 星，不斷在地方上進行實地的人類調查研究，提供東京各地人類學研究上的素材 與成果。2301895 年 12 月，東京人類學會會員田代安定、伊能嘉矩於臺北成立「台 灣人類學會」。日本的人類學是在坪井正五郎的領導下展開，他所介紹的人類學
230 陳偉智，〈殖民主義、「蕃情」知識與人類學－日治初期台灣原住民研究的展開（1895-1900）〉，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碩士論文，1998 年，頁 7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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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其實是十九世紀當時由 Tylor 所集大成的進化派人類學；而伊能嘉矩所習 得人類學知識，主要即是由坪井正五郎轉譯後的進化派人類學。
足立醫學博士向東京人類學會報告其研究本島番人體質的研究成果。足立在 台灣測定了北部生番頭顱二十餘個，每個均註明其出處、性別及姓名等。他將觀 察到到頭顱外觀上的差異做出分類：第一，頭狹長而面額高的。第二，頭中等寬 度而面額低的。第三，頭圓而面額低的。在數量上，第一、第二種頭顱類型者最 多，第三種最少。我們可以觀察一下足立的描述：
日本人中，大多是頭圓而面額高。這種頭顱在台灣的生番中幾乎未有所 見。其他，四肢骨中，最引人注意的乃是脛骨非常扁平，尺骨呈顯著的 S 字形之彎曲，腓骨有突出的稜角且扁平，大腿骨的轉子之下前後均薄，諸 筋的附著部（例如下膊骨的三角筋結節）甚強固，被認為與一般日本石器 時代的骨類似。……由於日本出土的石器時代遺跡中之人骨究竟屬於什麼 人種，目前尚未定論，故若對台灣生番之體質研究結果可以進而解決此一 大問題。231
藉由對頭骨、臉型、腿骨等特徵的觀察，足立進行生番頭顱的分類，並以此對比 日本國內出土的人骨遺跡。並且，當時在台研究「台灣生番」的研究者，常認為 與北海道之「蝦夷人」為同種，他們認為：
番人與蝦夷人婦女的形成分子，截然不同，但均在嘴邊塗墨，及番人的一 部分會砍人頭；而蝦夷人有熊祭，就外表極端的判斷，在本土習俗的特徵，
頗為相似…232
他們以共同類似的祭典、以及臉部裝飾特徵說明兩族源起的一致性。然而，則有 研究者於《東京人類學雜誌》發表刊物，針對日本北方領土居民「蝦夷人」與南 端領土台灣「生番」為不同種族人做出學術性的論斷，認為：番人砍頭後飲酒作 樂與蝦夷人獵殺熊之後進行同樂上，雖然相似，但是其表現精神卻極其不同；並 且在臉部裝飾上，愛斯基摩人與紐西蘭「馬奧利」種族，雖有部分相同之處，但
231〈足立醫學博士談台灣人類〉，《台灣慣習記事》第 6 卷第 12 號（1906 年 12 月 13 日），頁 225。
232〈生番與蝦夷人〉，《台灣慣習記事》第 5 卷第 6 號（1905 年 6 月 13 日），頁 283-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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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黥面表現上確有不同，也不將兩族視為源於一族。
我們從足立以醫學領域的視野進行台灣「生番」的外觀特徵調查、或是台灣
「生番」、北海道「蝦夷人」的起源論爭來看，其實都與日本開始定義自我，展 開自我認同機制有關。種族分類的指標，無論是在文化性的或生物性的，他們都 獲得完全的定義權，在界定與建構「異己」。1870 年代北海道、琉球納入近代日 本國家領土後，也成為人類學研究的對象，並成為討論日本人種來源的「對照組」
研究。以「比較」的觀點出發的人類學研究中，形成了「日本人種」北來說與南 來說的解釋。這種看法一方面將北海道、琉球的原住民視為日本人在文化發展階 序上的古代階段。233另方面也是藉由從北海道、琉球研究「異己」體質的差異，
將目的設定於回頭觀看「自我」，即是探討「日本國族」的起源，以此論述邏輯 實踐日本國族主義，進行「日本」的文化定義工程。同樣地，台灣漢人風俗的調 查、生番的人類學研究也是透過對「異己」的比較而漸次強化一帝國之下本島∕
內地人的區辨想像。
不光是台灣，隨著日本帝國的擴張與佔領，從蝦夷族、偽滿州國、台灣、韓 國、南洋群島到大東亞共榮圈，這種經由學術調查所生產出的殖民知識有增無 減，殖民知識亦被具體地運用在日本南進的戰略性策略上。除了是藉由生產「差 異」將島民視為是他者（the other），成為日本人的自我身分認同機制外，被觀察、
分類的島民成為日本人眼中需要被治療與改善的主體。234
二、以研究台灣慣習為跳板
1903 年 11 月 24 日，慣習研究會召開討論會，凡各法院內的諮詢問答紀錄 以及舊慣調查會的報告書，均在討論會中進行宣讀討論。幹事長鈴木宗言率先發 表演講，提出：
日本國民必須負起修改大清法律的責任。蓋十月九日，中日兩國的全權大
233 陳偉智，〈知識與權力－伊能嘉矩與台灣原住民研究〉，《當代》第 135 期（19998 年 11 月），
頁 45-46。
234 富山一郎〈殖民主義與熱帶科學：「島民」差異的學術分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28 期
（1997 年 12 月），頁 121-143。從此延伸出的問題相當重要，究竟台灣作為最初的島民知識生 產過程，日人是否將此研究模組與生產方式延續到其他的殖民地領有之上，或者做出了什麼改 變？又「大東亞共榮圈」上，日本所帶有狂熱的國族主義，是否與此殖民地的學術調查與建構 異己有關呢？生物、人類學生產的知識，如何被運用在殖民擴張之上？此皆是重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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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在上海簽訂中日通商條約235，其中第十一條236說：中國深欲整頓本國律 例，以期與東西各國律例同，日本國允願盡力協助，以成此舉。一倭查悉 中國律例情形及其審斷辦法及一切相關事宜皆臻妥善，日本國即允棄其治 外法權。這就是日本最近所負的修改中國法律的責任。237
清國政府提出希望能修正其司法制度以適應日本及西洋各國制度。鈴木認為日本 國民依照其條約內容，均應肩負起修改大清法律的責任。要協助中國進行修改律 法的工作，就非得要深入研究瞭解中國的習慣不可；並且，給予中國相當的「援 助」並非是給予法制上的直接建議，而是必須溯源中國古來之法制，並適當的給 予損益意見。238然而，更重要的，要快速地理解中國舊慣與律例的法學原理，則 必須仰賴台灣的舊慣調查。鈴木認為台灣的慣習雖與中國的習慣區分為二，但實 為同一個，居住於台灣的日本官員，在研究慣習上至為方便。他並舉例前台灣土
清國政府提出希望能修正其司法制度以適應日本及西洋各國制度。鈴木認為日本 國民依照其條約內容，均應肩負起修改大清法律的責任。要協助中國進行修改律 法的工作，就非得要深入研究瞭解中國的習慣不可；並且，給予中國相當的「援 助」並非是給予法制上的直接建議，而是必須溯源中國古來之法制，並適當的給 予損益意見。238然而，更重要的，要快速地理解中國舊慣與律例的法學原理，則 必須仰賴台灣的舊慣調查。鈴木認為台灣的慣習雖與中國的習慣區分為二，但實 為同一個，居住於台灣的日本官員，在研究慣習上至為方便。他並舉例前台灣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