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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論文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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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朝向對社會現象與傳統文化的討論、批判。然而,子敏的《小太陽》、《和諧人 生》與發表在「茶話」專欄中的其他文章,在批判力道與態度上顯然溫和許多。

這當與《國語日報・家庭》的版面性質關係甚密。

第三節、研究方法與論文架構

論及報紙副刊與文藝政策、文學體制對戰後臺灣文學的影響,張誦聖的研究 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與基礎。她在〈台灣女作家與當代主導文化〉中借助 布赫迪厄的場域論,揭示國家文藝政策形成的主導文化,如何在「文壇」此一具 有自主性運作成規的場域中,對一九五〇年代以降臺灣文學造成影響24。然而,

從五〇年代到七〇年代,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得市場力量對文學場域的影響逐漸提 升,正如張誦聖在另一篇文章〈「文學體制」、「場域觀」、「文學生態」——台灣 文學史書寫的幾個新觀念架構〉中所述:「解嚴前的十五年間,儘管政治力仍然 主導著實體的文化生產機構,市場力已把整個文化場域快速推向相對性的自主

(relative autonomy),而奠下了大分水嶺之後文化發展的基礎。」25此處的「市 場力」,正是透過七〇、八〇年代蓬勃發展的「報紙副刊」與出版工業,影響著 文壇。

事實上,無論是五〇年代還是七〇年代,國家文藝政策始終都得透過特定刊 物、機構以及與之關係密切的個別作家、編輯作為中介,方能對作家的創作產生

賴芳伶、簡宗梧主編,《中國現代散文選析2》,頁 486-487

24 張誦聖,〈台灣女作家與當代主導文化〉,《文學場域的變遷》(臺北:聯合文學,2001 年),頁 113-133

25 張誦聖,〈「文學體制」、「場域觀」、「文學生態」——台灣文學史書寫的幾個新觀念架構〉,《現 代主義・當代台灣:文學典範的軌跡》(臺北:聯經,2015 年),頁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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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力。林淇瀁在臺灣文學的傳播研究中,援引阿圖塞(Louis Althusser)的「意 識型態國家機器」概念,說明大眾媒體(報刊)與國家統治的關係:「意識型態 作為國家機器的『教化』工具,乃是透過大眾傳播媒介的運作,在政治上它合法 化了權力的宰制基礎,在經濟及社會層面上則合理化了資本主義體系對社會的操 縱。」26五〇年代以降國家文藝政策及其所形成的主導文化,確實在報刊媒體上 留下明顯的作用痕跡,《國語日報》又是穩定國民政府統治的「國語政策」一環,

其官方意識形態之特性應甚為顯著。

本文除探究報刊性質外,更聚焦在報紙的特定版面——家庭版,因此必須更 進一步分析其副刊特性。林淇瀁指出,六〇年代的報業隨著臺灣經濟發展而起飛,

市場競爭益發激烈,使得副刊的經營更加讀者取向27。也就是說,報紙副刊除了 得回應國家政策形塑的主導文化外,尚需面對其報紙與版面設定的讀者群。《國 語日報》作為語言政策的一環,其教育性報刊性質與以新聞為主體的大眾報刊有 別,六〇、七〇年代市場力的提升對其內容影響有限。但又正因作為教育性報刊,

《國語日報》對其讀者需求有明確設定,勢必對於其副刊內容生產造成影響。誠 如林燿德所言,報紙副刊的版面特性對文體、文學出版乃至文學生態的影響甚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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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歷史性的爬梳《國語日報》與國家政策的關係,且更進一步釐清《國 語日報・家庭》的版面特性,是精確詮釋、評價子敏散文的必經途徑。本研究將 整理戰後初期至五〇年代的語言及文藝政策,梳理《國語日報》的創刊背景及親

26 林淇瀁,〈第六章 打開意識型態地圖〉,《書寫與拼圖:臺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臺北:麥田,

2001 年),頁 157

27 林淇瀁,〈第一章 副刊學的理論建構基礎〉,《書寫與拼圖:臺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頁34-36

28 林耀德,〈「鳥瞰」文學副刊〉,收錄於林燿德、孟樊主編,《流行天下:論述當代臺灣通俗文 學》(臺北:時報,1992),頁 369-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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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的立場。而後聚焦在報刊內容,利用國家圖書館的全國報紙資訊系統,檢核

《國語日報》影像資料,分析1968 至 1973 年間的家庭版以及「茶話」專欄內容,

藉以廓清家庭版的版面性質。

以上脈絡建構,皆為了本文的核心關懷:子敏在《國語日報・家庭》「茶話」

專欄上發表的家庭書寫和人生議論,與報刊性質乃至主流文化、文學體制之間的 關係為何?要回答這個問題,勢必得立基於細緻的文本分析,從而將內緣與外緣 研究聯繫起來。

家庭書寫方面,我將以女性文學既有的研究成果為對照。首先利用空間理論,

挖掘子敏家庭書寫中對家屋的大量描寫所隱含的意義。家屋不僅提供物質的安居 空間,還被內化為一種穩定的空間意象,成為精神安頓的所在。房屋做為一個相 對客觀的「空間」(space),勢必得仰賴日常生活經驗的累積才能成為具備主觀 意義的「地方」(place)。人文地理學家段義孚(Yi-Fu Tuan)在《經驗透視中的 空間和地方》中談到親切經驗與地方感的生成時,指出人對家的想像往往不是完 整的一間屋子,「而是只能看到其中之單元部分和裝飾部分,例如閣樓和地窖、

壁爐和凸窗、隱蔽的角落、高椅子、鍍金鏡、削製的貝飾,都是可以觸摸和聞味 的。」29段義孚在列舉瑣碎事物說明何謂家屋局部的同時,亦建立起家庭書寫中 瑣碎敘事與安定感的關係。這種安定,或許將與反共文藝政策形成有趣的張力。

然而,家庭書寫不能只靠空間,而須以家庭生活為血肉。因此我將繼續順著女性 主義文學批評的視角,分析子敏散文中的性別權力關係以及家庭秩序,據以分析 其與官方政治、文化意識形態,以及快速現代化的臺灣社會之關係。

人生議論方面,則以既有的男性知性散文研究為參照系。先回溯臺灣現代散

29 Yi-Fu Tuan 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臺北:國立編譯館,1998 年),頁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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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源頭,梳理小品文及雜文的內涵,及其在臺灣的繼承、轉變及典律化情形,

從而指出威權統治如何影響戰後臺灣散文的發展。接著將子敏與吳魯芹、顏元叔 等以知性散文成名的作家進行比較,分析其文化資本、創作主題與美學風格的不 同之處,確立子敏在男性知性散文中的特殊位置。無論如何,所謂的「男性知性 散文」必然鑲嵌在文藝體制中,是創作者與主導文化頡頏、對話的結果。因此,

在細讀子敏議論散文集《和諧人生》,探究這批散文所提供的人生指導後,我將 試圖詮釋,這批文本如何在符合刊物與版面性質的情況下,形成一種既上承傳統 中國文化又朝向西方現代化的「和諧」論述,從而呼應官方意識形態及現代社會 主流文化。

根據前述問題意識、文獻回顧與研究方法,本論文章節架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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