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以台中縣太平市為例，了解當前國人對於一般環境物質有關健 康危害風險判斷及毒理概念，並進一步與美加地區的毒理學專家 做一比較，探討造成差異的原因。
2.了解性別對環境物質的健康風險危害的判斷及毒理概念之差 異，並進一步探討其可能影響的原因。
第貳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基本人口學的變項
將風險的觀念運用在有關化學物質對人體健康的危害及其認知，
稍早有Kraus、Malmfors和Slovic等學者，針對美國毒理協會的成員及 美國中部奧立岡州波克蘭市（ Portland，Oregon）的一般大眾作問卷調 查（1992年）[17]。之後，Slovic、Malmfors、Krewski、Mertz、Neil和 Bartlett等人，再進一步使用類似的問卷內容，酌以增加一些有關高科 技所造成危害的題目，來對加拿大國家毒物協會的成員及 Goldfarb Consultants的市民作抽樣電話訪查（1995年）[18]。此二份研究均假設 毒理協會成員（專家）和市民（一般大眾）對於一般化學物質健康危 害的風險知覺或毒理概念均有差異，而去探討兩者對風險的態度、信 念與價值觀。結果不論在美國或加拿大的研究均顯示：專家和一般大 眾對化學物質在人類健康危害的風險判斷與直覺上對物質的毒理概念 確有不同，如：一般大眾相信天然化合物比人工合成的化合物安全，
專家卻對此抱持著相當懷疑的態度，特別是一般大眾較少考慮到人對 於化合物的暴露程度和劑量多寡，也就是說，一般大眾認為化學物質 不是安全，就是危險（All or None.），甚至對於日常用品若只含有微 乎其微可能有毒或致癌物質的量時，即看成會對人體健康有相當嚴重 的危害，這種傾向可能與民眾對食物中微量殘餘化學物質過度關心，
且認為可以不惜成本去降低風險的概念有密切相關，由此明顯得知一 般大眾與毒理專家心裡所持有的風險判斷的基本概念不同。兩份研究 結果尚發現專家與一般大眾對於實驗室動物試驗結果外插於人類的反 應，其信賴程度差異雖然不大，但當實驗證實某化合物會對試驗動物
人健康的影響機率誤差會很大。由此可知，一般大眾這種基於本身對 化學物質存在於內心的害怕心理作用，深深地影響了民眾對物質風險 的認知與概念。Kraus等人所作的研究，雖不足以完全的來描述大眾在 直覺上對化學物質作用的機轉及模式，但已明顯地指出一般大眾和毒 理專家兩者對物質的風險認知或意向大有差異。文獻中亦探討年齡因 素方面（根據毒物專家的部分來說），資深經營管理者與年紀較輕的毒 裡學家在危害等級認知上有比較明顯的差距。
第二節 個人主觀因素
美國科學研究院（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進行一項藉 著電話訪查的方式[19]，設計了一些問題來分析民眾的風險概念，此份 調查已指出個人對於風險認知有主觀的看法，如風險認知的高低與個 人所得利益成反比。Starr[20]後來也發現風險接受度不僅與科技的風險 評估和利益有關，而且與主觀的方面如自願與否等也有密切關係，例 如醫學藥品中的所使用到科技是一般民眾所認同及接受的，如醫用 X 光、處方藥，民眾是看成高利益且低風險，然而民眾對於工業上使用 科技用於放射線物質（核電廠）、化學物質（殺蟲劑、工業用化合物）
等，即看成低利益且高風險，所以難以接受。風險判斷也常建立在自 己主觀經驗的認知或決定，例如：當非自願暴露時，其風險意識會大 為提高。而且一般人對於一般極小的風險有時會被高估，而機率大的 風險卻被低估了，這種型態是因為人們有不同的實際認知或經驗於事 物而產生。此外，必須注意人們對風險的判斷與科技的風險評估一樣，
可以被視為一個真正主觀性的可能，如自行閱讀和知覺的誤差經常被 廣泛的引用，有一個很明顯的例子是媒體的暴光率會引起比較高的風 險知覺，導致對事物風險的判斷提高，所以造成大眾的風險判斷是比 較複雜且主觀的。關於什麼是「風險」？風險和我們一般生活上使用 與認知的「危險」是有何不同，根據 Niklas Luhmann[21]的說法，風險
（risk）與危險（danger）最原始的差別在於風險源自「決定」，並且 這個決定會招致未來不確定或可能完全未知的傷害，且是一個意識選 擇（自願或非自願）的過程；而危險卻是由外而來的，與個人主觀、
選擇、決定都沒有關係。
第三節 社會環境因素
由於危險本身是客觀的，但個人對它的看法往往受社會現況所影 響，而易於失去其原有的真實性，所以民眾對風險的評估也隨著心理、
社會、文化、和政治等因素而變遷。國內於民國六十九年起，各部會 對於核四廠的興建引發許多討論，民國七十四年核四議題在社會上更 引起廣泛的注意，迫使行政院暫停興建起，至今已超過二十個年頭。
最近新政府面對能源開發與環境保護的取捨，也備受矚目。關於建廠 所造成的爭議，及社會上相應的行動（例如：遊行、公聽會、辯論會、
遊說、座談與討論會），隨著社會現況的轉換，正一波坡地展開。尤其 在核能安全的議題上，主張核能與反對核能的專家各自擁有一套「科 學說法」，而且對核四建廠後可能帶來的風險，民眾與專家的看法也有 極大的差距。在國外，除了核能議題外，有關環境物質的風險判斷與 民眾直覺毒理學的研究，也在熱烈地探討中，如 Malmfors 和 Slove
（1991 年）[22]等 人 研 究 毒 理 專 家 與 一 般 大 眾 （Portland, Oregon, American）對化學物品在直覺上的毒理概念，發現一般大眾多持否定 的態度，此與專家有相當程度的差異。當決策專家進行風險評估時，
應盡量去了解民眾所處的社會環境現況，才能真正與民眾建立溝通的 管道。再者，民眾對於政府或工業部門有關環境決策之反應，在研究 風險溝通方法中，有一點是常被重視，即民眾與專家共同來參與，對 解決問題是比較容易的。另外，以世界觀（Worldviews）來看，在
第四節 性別差異影響
自 1990 年來，國外有關風險認知的文獻[24-28]裡已漸將性別列為研 究變項，許多研究[29-30]指出男性比女性在風險的判斷是較為緩和的，
且對環境化學物質有較正面的看法。為了要解釋有關風險認知於性別 上的差異，許多假說已進一步被提出[24-25]。其中一種說法[26]將性別差 異對風險的認知不同，是以生物學的觀點來看，例如：女性在身材體 格上比男性較易於遭受暴力的傷害，如：被掠奪、強姦等。除此之外，
還有社會學的觀點，如女性比男性有比較關心人類健康與安全的特 質，因為她們負起孕育下一代的角色與責任（如：懷孕、哺乳、養育 等），因此結合了生物性與社會經驗的特殊情形，女性對於週遭的危險 容易呈現較敏感的意向，所以當進行有關健康風險判斷之研究時，要 將性別列入考慮。而性別對風險認知所造成的差異還有另一種看法
[27]，他們一般認為因為女性比男性缺乏對科學工業的專門知識或技 術，特別是針對高科技工業方面，如核能、化學有害物質特性等，或 女性在求學階段與就業時，也比較不被鼓勵去從事有關科學的範疇，
因此女性科學家或女性工程師的人數並不多，因此而造成女性對風險 認知的看法與男性有異，基於這種論點已有其他的研究提出質疑，如 Barke 等人[28]對物理學家所做的研究發現：女性物理學家比男性物理 學家仍有較高的風險知覺。同樣地，Slove 等人[29]對美國毒理學會的 成員所作有關健康危害的風險認知研究的問卷調查，指出女性毒理學 家對社會或環境物質的潛在危害，比男性毒理學家顯得較為敏感。此 二份研究的結果一致。所以當具備有關科技的知識或技術一致時，男 女的風險認知仍然有差異。
性別對於風險認知的研究中的方法有很多，常被使用的是定量分
受的，而且通常採用問卷調查和統計分析，將問卷中的固定式選項（封 閉式問題—close ended questions）中篩選某些特定的問題，深入調查 男、女對危害項目的關心程度。大部分的文獻結果指出[30]：女性對同 一危害項目皆投以較大的關注與擔憂。而有關性別與風險認知差異的 研究應用在定性分析上，是進一步在其認知的特性或種類方面去深入 探討，一般是採用自填開放式問題（open ended question）的調查方式，
使應答者去填入他們所察覺或關心的危險為何？結果發現：因性別不 同而對風險認知有很大的差異，例如 Jakobsen 和 Karlsson[31]針對藍 領階級的民眾來做調查，結果顯示：女性較關心家庭裡相關事務的安 全性，如對家人健康方面的風險；男性則關心與他們工作有關的風險，
如失業、經濟問題等。Fischer 等人[32]以半開放問卷調查方式（題目中 有提示項目），發現兩性對衛生與安全方面的風險看法也有差異：女性 較擔心有關環境方面的風險，而男性卻關心自身的健康與安全。
Larsson 和 Monten[33]進行一項以電話詢問的方式，來調查個人對職業 安全方面的風險判斷，結果指出女性較關心過度操勞所造成的危害或 職業傳染病方面的風險，男性則注意他個人在工作場所中可能的意外 傷害。
性別對風險的看法扮演一個顯著的角色，有許多方法可以來敘述 性別如何造成對風險有不同看法或態度，而大部分的學者一般同意
[34-35]以「社會機制」的觀點來說，此觀點認為女性與男性生活背景有
[34-35]以「社會機制」的觀點來說，此觀點認為女性與男性生活背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