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民眾的風險判斷，近年來已成為決策者政治議題和風險研究 者感興趣的焦點，同時對於了解環境與科技間所衍生的的問題，也扮 演著決定性的角色[1-2]。在國外，有關風險認知的研究已從統計學、經 濟學拓展至社會學、心理學以及行為科學的領域[3-7]，此範疇研究的起 源，可追溯到 1960 年代對核能的辯論，如 Sowby[8]在他的研究中已明 顯指出：了解一般大眾對物質的風險判斷，將有助於風險溝通的進行。
既然民眾對不同環境問題的看法是一項重要的議題，而在這麼多種污 染物質中，社會大眾究竟關心哪些問題？若基於維護人民健康的理論 上，對任何危害社會大眾的環境問題，政府皆有責任制定風險管理政 策，但限於經費及人力，不得不有其優先順序，在這個選擇過程中，
通常較重視科技專家們的意見，而忽略了民主體制下民眾心目中的想 法，結果政府與民眾缺乏理性對話與解決爭議的機制，使得環境問題 愈演愈烈，徒增社會成本。國內近年來頻頻發生有關環境污染抗爭事 件，如台中拜耳案設廠的攻防戰、彰化溪洲焚化爐抗爭事件、高雄林 園瓦斯工廠爆炸事件、台電核能廢料處理場擬設地點、以及化工廠汞 污泥掩埋事件等[9]。這些事件涉及污染防治、經濟產業開發，有些則 與工業能源政策有關，雖原因不同，但對於環境品質的影響卻是一致。
雖然政府想要盡其所能來發展有關環境影響評估政策，並且試圖向民 眾說明政府對危害物質的風險評估結果，但民眾卻往往拒絕這種溝通 方式。因此政府對有關環境的決策要根據社會大眾的需求，並且要瞭 解民眾對環境物質的風險判斷與專家的差異，對促進風險溝通與管理
環境風險，因為就一般專家心目中的風險評估，往往是單純的科學或 技術上之問題而言，傾向於注重預測生命或財產的損失，他們也常將 大眾的抗爭，歸因於非理性或是無知的行為；然而以社會科學及人類 學的觀點來說[11-13]，風險是社會及文化所建構出來的產物，他們認為 風險評估的內容應該包含民眾心裡對害怕心理、潛在性的大災難、自 願與否、公平性、媒體---等對風險判斷或風險溝通過程的影響。台 灣社會民主化已完成，未來風險評估與風險溝通必然在重大決策中扮 演重要的角色，了解民眾對環境物質風險判斷與專家的差異，將有助 於政策的實施。
過去，人們多憑藉五官的感覺來界定週遭環境的風險，也就是在 人暴露於危險的環境後，才了解危害究竟有多少，對有害物質的認知 也由直覺上的毒理基礎去下判斷。然而環境污染物質包羅萬象，有些 對人體健康的影響短期內較不明顯，需要長時間的觀察才會顯現出 來；有些污染物則深具毒性，少量的暴露就能致人死命[14]。而且，我 們似乎也已了解到生活環境中，如土地、空氣、水所遭受到有毒物質 的污染已更甚於往[15]。為避免現階段的風險評估與將來的風險管理政 策引起爭議，科學家和工業專家需要重視民眾對物質風險的看法，否 則兩極化的辯論和抗爭即可能越來越普及，此時不論專家如何要去除 民眾對化學物質「害怕和敏感」的心態，或與其溝通並給予教育和資 訊，皆不得其道而行。然而，科技專家與一般社會大眾的風險判斷為 何如此大的差距？國內學者劉錦添先生[14]提出他的看法：第一種可能
短缺---等，因此而無法完全解決與民眾對風險管理的不滿與衝突。
這份研究的主題是以假設推理的方法，來探討一般民眾心目中對 環境物質的風險判斷與直覺毒理概念，並與國外毒理學家做一比較，
希望藉由本研究逐步去建立國內民眾風險概念的基本資料，對將來國 內風險溝通與管理政策有實質的參考。這個研究背後的動機，除了去 了解一般大眾和專業毒理學家在化學物質風險方面的差異外，同時也 為了幫助兩者在風險觀點上的溝通，以及降低兩者之間的歧見，以利 將來風險溝通與風險管理的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