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緣起

本研究重心在於探究進步主義時期楊格夫人（Mrs. Ella Flagg Young, 1845-1918）

之教師角色觀點及其實踐經驗。本章則將本論文之研究緣起、前人研究成果回顧、

相關名詞釋義、研究目的與一手文獻、研究方法與步驟、研究範圍與限制、以及各 章內容架構等依序分為七節加以闡述。

第一節 研究緣起

壹、 寫在研究前

下過雷雨的午后，山嵐漸升的那端，依舊清晰的畫面，載滿兩年的光景。無法 忘懷2005 年 8 月至 2007 年 7 月那段約近七百個日子的時光，初任教職的緣分就落 在那梅香四溢的地方。

猶記得，我這個在台南縣一所偏遠山區國中的菜鳥老師。曾經戰戰兢兢地站在 講台前授課，雖早已記不得語無倫次過幾回，也不清楚煩人棘手的問題一再出現過 幾次，卻知道在臺灣現時的教育體制下，我似乎快趨向只是個「教書匠」。社會課程 節數減少，一週僅剩三節，課程內容的有增無減，每每令人為趕不上課程進度而焦 慮不已。然而，誰能解憂？而誰又願意認真傾聽我們這基層教師的聲音？

那兩年，除教師身份之外，又兼任校內行政人員。位居此職，讓我成為上級主 管命令的傳聲筒，同時也成為校內導師抱怨的垃圾桶。在公文往返之間，深刻體會 上級命令的權威性之大，「遵照辦理」的批閱方式，這樣的字眼雖令人不悅，卻無可 奈何，只好認清「加班」是早點下班唯一的路。而有誰會願意分擔這看來單調又瑣 碎的行政業務呢？

寒、暑假，原本應是教師規劃進修的時機，然而，那天，上級主管機關卻無預 警地下達研習時數的限定，並作為當年考績審核之參考¹，因而打亂部份教師既定之

1 參見《台南縣立中小學教師假期進修及課程準備實施要點》。依據該要點中第伍大點之規定，「台

行程。而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面對這樣事前毫無商議的規定，眼見許多教 師只好紛紛索取研習條，充作研習時數，以此了事，終而吹熄「研習」本該有的「進 修」之美意。如是，形成雙輸局面。試想，這是誰的問題？又如何可能讓基層教師 心服口服地面對上級政策呢？

於是，帶著這些經驗回到學術殿堂的我，總是希望能在哲思的啟發中，藉由心 境的提升，找到問題的出口，儘管只是暫時的答案也好。直到大約一年前，我認識 了文獻中的楊格夫人。雖然已是百年之前，但楊格夫人卻像極一位知己，清楚瞭解 基層教師的工作處境，無形中挑起我過去擔任教職的經驗與感受，親切之情油然而 生。遂而在其匠心獨具的教育理念中，開啟我（以下稱研究者）的研究之路。

貳、 學術價值

除研究者本身的經驗使然之外，更誠如Webb 和 McCarthy（1998: 239）所說，「楊 格夫人曾於一次大戰前，在美國公立教育領域扮演極其重要且顯著的角色」。基於 此，若就學術研究層面而言，本研究則至少得歸納出以下三點學術價值，因而使得 研究動機與興趣倍增。

一、厚實當代教育巨擘杜威（J. Dewey, 1859-1952）之理論學說的重要推手

杜威認為楊格夫人是當代最具有處理學校事務智慧的人。

--Dewey(1951: 29)²

1895 年在教育職場已擁有三十年豐富資歷的楊格夫人³，雖已年屆五十高齡，但 仍有感於自身哲理學識的不足，冀能經由大學殿堂的洗禮，增進自己這方面的知識，

因而選擇帶職⁴方式，申請進入芝加哥大學修習教育學博士。此一同時，杜威正好擔

南縣國中小及公立幼稚園教師，在假期進修方面……每學年寒假至少五小時，暑假至少十小時，進 修總時數不得低於十五小時」。此外，待「寒暑假結束，教務單位應實際核算教師進修研習時數，

並送考績會參考」。

2 珍‧杜威（Jane M. Dewey）（1951）曾根據其父親的筆記完成《杜威傳記》（biography of John Dewey）

的撰寫；本段文字則是引自此篇著作。

3 關於楊格夫人一生豐富的工作資歷詳述於本文第二章第二節。

4 此時正值楊格夫人擔任「助理教育局長」職務。此職原名為「assistant superintendent」，於 1898 年 更名為「district superintendent」（Donatelli, 1971: 113; Smith, 1979: 49）。儘管如此，為顧及閱讀上

任該校哲學、心理學、與教育學綜合學系的教授（Reim, 1940; 引自 Webb & McCarthy, 1996）。就這樣，因緣際會地兩人開始有了第一次的接觸。不久，楊格夫人接受杜威 的指導，正式成為杜威的博士班學生。由是而言，杜威與楊格夫人的友誼關係主要 開始於1895 年的芝加哥大學。

1900 年之後，兩人關係轉變為芝加哥大學的同事，尤其在「實驗學校」的經營 上互動密切⁵。對於相對較缺乏基層教學經驗的杜威而言，與楊格夫人將近十年

（1895-1904）的友誼，正好「增補本身實務經驗的不足」，並且對自身所珍視的「民 主」概念，更因有楊格夫人實務歷練的滋潤，少卻諸多空中閣樓式之譏，終能提升

「落實於學校、甚至擴大到生活中」的可能（Dewey, 1951: 29）。談起楊格夫人，杜 威曾這樣描述：

我[杜威]常常從她[楊格夫人]那兒得到教育靈感的啟發，而當初在「實驗學校」碰上經 營困難時，最主要也是仰賴於她和杜威太太的幫助才能化危機為轉機，為往後三、四 年的延續奠下重要基礎。因此，楊格夫人和杜威太太是經營「實驗學校」兩個最為重 要的靈魂人物。（引自McManis, 1916: 120）

我在楊格夫人身上學到太多了，其中最主要的莫過於將抽象的哲學概念落實成實際經 驗。很多時候都是經由楊格夫人的提點後，才讓我更具體透徹地明瞭某個概念的實質 意義。……。我認為楊格夫人修習哲學課程的目的，主要是希望能在此尋得支持實務 工作的理論基礎。而我必須承認……從她那兒我學到所謂的「自由」以及「對自由的 尊重」，其意除是消極地去除外在的約制及保障意見表達的自由外，更涉及個人探詢

（inquiring）或反思（reflective）的過程，重要的則是賦予個人自主思考（thinking operation）的空間。（引自 McManis, 1916: 120-121）

然而，彼此的影響並非單方面的進行。聰穎的楊格夫人自小泰半依靠自學成長，

根據相關文獻的記載來看，楊格夫人接受正規教育前後不過五年，初任教職時亦年 僅十七，而至與杜威相識時，已擁有逾三十年的豐富資歷。縱使經驗的積累讓她無 形之中已保有一套行事的準則，但一生體現「活到老，學到老」的好學態度，為期

的一致性，本研究通篇仍以「助理教育局長」稱之。

5 據稱「實驗學校」（Laboratory School）一名乃是採楊格夫人之建議。她認為此名稱比原先的「大 學附屬小學」（University Elementary School）更能凸顯該校所蘊含的教育實驗意涵（Donatelli, 1971:

151）。而關於楊格夫人對實驗學校的影響，亦可見於今日芝加哥大學的學校網頁。2008 年 9 月 9 日，取自http://www.lib.uchicago.edu/e/spcl/centcat/city/citych3_10.html

使自身想法更加圓融，並強化行動的背後信念，挑高思想的層次與視野，誠如林秀 珍（2006：11）所認為，具有追深究底性質的教育哲學雖然不是萬靈丹，「卻能提供 超越自省的力量，讓老師在匆忙的步履中保有清明的意識與靈動的空間」。如是，儘 管已經年屆半百，楊格夫人仍選擇虛心求教於當時年僅三十六歲的年輕杜威。

對於楊格夫人這樣帶職進修的決定，其傳記中有這麼一段有趣的小插曲，

McManis（1916: 102）提到：

為能順利修習杜威先生的課，我[楊格夫人]被通知必須先徵得他的簽名以示同意。我望 著樓梯的那一端，看見許多年輕的面孔，心想此地應是屬於這些具有充沛活力的年輕 人。正當我準備轉身離去時，一位認得我的年輕人疾步前來，要我上樓到杜威先生的辦 公室，並取得他的簽名。就這樣，我進入了芝加哥大學。

在芝加哥大學就讀博士班的前後五年間，楊格夫人修習過邏輯學、倫理學、形 上學等課程（McManis, 1916: 102）。而在進修的第一年，她亦曾修過杜威開設的「黑 格爾（G. W. F. Hegel, 1770-1831）思想」相關課程。因此，有關黑格爾哲學所強調內 在綜合理念的絕對精神，超脫無限者與有限者的二元對立（傅偉勳，2000）之觀點，

似乎深刻影響楊格夫人往後一生追求跳脫二元對立，以達於圓融和諧的處事態度

（Goddard, 2005）。

在杜威精闢的學術指導下，楊格夫人尤其透徹理解學習原理與「民主」意涵

（Tyack & Hansot, 1982: 197），因此，博士班畢業後幾年，不論是擔任師範學校校長 或是芝加哥教育局長，皆是讓她一展所學的機會。楊格夫人曾於其代表作，同時也 是博士論文《學校中的隔離現象》（Isolation in the School）裡提及諸多當時學校體 制的問題，尤其針對教師與行政當局的關係，提出深具意義的「教師委員會」

（teachers’ councils）構想，不久更將此想法付諸實際，而非僅止於空思冥想。由此 可見，強調理論與實務的結合，乃為楊格夫人畢生的行事風格；此不僅有別於學院 式的純粹理論學者，同時亦應是她向杜威虛心請益的結晶。

好學的楊格夫人，深令後人感佩。班上同學對她在芝加哥大學求學的表現，有 這樣的印象（McManis, 1916: 102-103）：

我印象中她是個非常認真的學生，對於當時發生的任何事情皆十分留意，不僅很有自己 的想法，而且能夠清楚表達……。她好像很會處理事情，而且我知道她和杜威很熟，或 許正是因此，所以感覺上杜威總是給她很多的指引……。杜威甚至曾經因和她討論黑格 爾過於專心，而忘了我們的存在……。

由此可見，杜威及楊格夫人對彼此的影響確實是雙向的；而其中的重要性並非 在於誰的影響較多，反之，卻因相互尊重與賞識的互動，形塑出這段難得的友誼。

在《杜威傳記》中，亦能見得杜威並不因在楊格夫人這名女士身上學習很多而感到 羞愧；又因杜威本身的教育學理堪稱二十世紀之顯學，實務經驗豐富的楊格夫人則 猶如是隻推動杜威思想搖籃之無形的手（Lagemann, 1996: 174）。職是之故，研究者

在《杜威傳記》中，亦能見得杜威並不因在楊格夫人這名女士身上學習很多而感到 羞愧；又因杜威本身的教育學理堪稱二十世紀之顯學，實務經驗豐富的楊格夫人則 猶如是隻推動杜威思想搖籃之無形的手（Lagemann, 1996: 174）。職是之故，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