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高教國際化成為全球趨勢
在全球化的影響下，教育國際化己成為各國增加國際競爭力的重要策略，
高等教育近年來的快速改變，就如 Jane Knight(2004)指出“Internationalization is changing the world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globalization is changing the world of internationalization.”。國際化的範圍廣大，涉及國家與國家間、不同文化間、
以及全球和地方層面的互動關係 (Knight, J ., & De Wit, H., 2018)，藉由國際交 流活動可增進國與國之間的相互了解，進而減少衝突 (Altbach, P. G., & De Wit, H., 2015)，而教育的國際化，正是最促進彼此了解的最佳途徑。
高教國際化有其理想性，最為普及的高等教育國際化定義為 Knight (2015) 所提出的將國際、跨文化與全球層面納入高等教育教學、研究和提供服務的 整合過程；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IAU)也定義高等教育國際化 為將國際，跨文化或全球層面融入高等教育的目的，功能和提供教育的有意 過程，以提高所有學生和教職員工的教育和研究品質，並為社會作出有意義 的貢獻(De Wit H, Hunter F., Howard L., Egron-Polak E., 2015)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Global Engagement (CIGE) 定義全面國際化是一個策略 性的協調過程，旨在調整和整合國際政策、計劃和倡議，並使學院和大學更 加全球化和國際化 (AC E, 2018) ；另外，Hawawini 也於 2016 年提出一個更 為廣泛的定義: 教育國際化是一個持續變革的過程，其目標是將機構及其關 鍵利益相關者 (其學生和教師) 融入新興的全球知識經濟。雖然對於國際化有 許多不同的定義，但透過以上定義可知多數學者傾向強調國際化是一個推演 的過程，是一項工具，一種手段而非最終目的(Knight, J., 2015；De Wit, H. 2009) ， 也因此高教國際化在近 30 年成為一個世界共識，也成為主要伴隨全球高等教 育系統經歷的重要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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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 30 年內，高教國際化逐漸成為高等教育的核心重點，而不再是高 等教育的配角 (Knight, J ., & De Wit, H., 2018)；推動高教國際化最重要的理由 為提高國家競爭力，以及被視為吸引海外學生的策略，進而可以增加國家的 國家收入 ( Chen, D. & Lo, W. , 2013)，除此之外，透過境外學生的就讀，也有 助於全球的學術合作及創造國際外交關係的連結。
高教國際化帶來正面效益
高等教育國際化帶來的益處可分為質性以及量化的效益；質性效益包括 加強人力資源、加強與鄰國的策略聯盟有助於區域發展、增加商業貿易及增 進國際間收益、建立民族文化認同以及促進民族國家之間的文化間理解(Kight, J., 2004)。量化效益則是以出口為導向的高等教育輸出，以美國為例，國際學 生現在是美國高等教育的重要收益來源，根據 Open Doors(2012)報導，每年在 美國的國際生所繳交的學費及生活費為美國經濟貢獻超過 200 億美元的產值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12)。除了以上的益處之外，Glob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in Taiwan (臺灣全球化教育推廣協會，GEAT)也曾整理出 幾項國際化的好處，包含學生可以至國外先進國家汲取最先進高深的知識、
可以為促進對不同文化的了解與包容、建立國際溝通的管道、可以藉由研究 國際各種社會及產業的法規習俗，讓國家的商業產品及文化能夠符合國際規 格，通行於全球，而跨入國際社會，最後則是可以了解國際的情勢，才能維 持國家在國際之間的競爭力 (GEAT, 2018)。
臺灣高等教育國際化現況
為了爭取上述高教國際化所帶來的優勢與商機，臺灣於西元 2000 年左右 開始意識到國際化競爭的重要性，在 2002 年臺灣加入 WTO 後，根據協議，
臺灣的教育服務業必需適度的開放，讓臺灣從此進入一個全球化的教育市場，
也促使臺灣的教育政策朝國際化進行修正。行政院在 2004 年起將高等教育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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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化納入國家發展計劃，以因應全球化及市場開放的趨勢，並以提高高等教 育品質，做為永續提昇國家競爭力的手段；之後，政府推出一系列的措施，
包括為了吸引國際生開始發放臺灣獎學金、教育部華語獎學金等，以優質的 臺灣教育及華語文做為吸引境外學生之手段；2005 年起，為了發展國際一流 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教育部推動 5 年 500 億計劃，用以補助重點大學成為 世界一流教育中心、研究中心；2010 年行政院將高等教育產業作為臺灣十大 服務業和主要出口產業之一，除了強調使用英語教學、推動華文學習、改善 對境外生友善的校園環境外，深耕與東南亞的聯繫也是主要的策略 ( Chen, D.
& Lo, W. , 2013)；2011 年，也首度開放大陸學生來臺就讀，自此，海外學生 來臺留學的人數逐年快速增加，包括越南、馬來西亞、印尼、南韓、日本、美 國、泰國、蒙古等國家的學生。
2016 年起，政府大力推動新南向政策，開始明確的將目標放置於東南亞 及南亞國家的海外留學生，投入大量的資源在擴大南向招生，包含補助特定 國家拓點招生開班行銷費用、舉辦夏日冬日學校、於特定領域補助見習或實 習計畫、補助成立學術型領域聯盟組織、設立東協及南亞主要國家之區域經 貿文化及產學資源中心、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東南亞語課程方案、區域文化及 經貿人才養成方案等，推動與新南向國家的人才交流，這些目的皆為強化臺 灣與新南向國家的雙向鏈結(新南向政策專網，2018)。
臺灣高教國際化之挑戰
臺灣高教國際化的推手之一為臺灣極低的生育率，依 2017 年內政部統計 資料，相較於其它國家的粗出生率(如印度於 2016 年時的 19‰、印尼 19‰以 及日本的 8.2‰) (世界數據圖冊，2018)，臺灣的粗出生率只有 8.23‰(內政部 統計處，2018)，所造成的少子女化現象讓高等教育機構的本土學生來源逐年 減少，進而突顯招募國際生的重要性；根據教育部統計資料顯示，2017 年臺 灣公私立的大專院校已增加至 173 所，但學生人數卻從 2012 年的 135 萬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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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降到 2017 年的 127 萬名學生，且人數還會持續的減少(教育部統計處，
2017)。學生數量的驟減，為國內部份的教育單位帶來了生存壓力，因此近年 來幾乎全臺灣所有的高等教育機構皆開始向海外招生，希望能紓解因為少子 女化帶來的缺額壓力及學生素質低落的問題。
在高等院校的努力及政府政策的鼓勵下，國際生的數量從 2008 年的 3 萬 3 千多名境外學生 (含學位生 17,758，非學位生 15,824)增加到 2018 年的 11 萬 7 千多名學生 (含學位生 55,916，非學位生 62,054)，學生數量有著顯著的 成長(教育部統計處，2018)；然而，也因為學生來源過度集中於華語市場，如 馬來西亞及香港，大專院校不得不祭出紅海市場策略，輕則放低招生標準、
濫發獎助學金，重則透過不法仲介，以假讀書真打工方式招生，2018 年發生 多件國內大學透過仲介招收東南亞及南亞學生，學生被集體送到工廠非法打 工，仲介及學校聯合壓榨學生的醜聞，最後結果將會破壞臺灣高等教育在海 外的形象(聯合新聞網，2018)。
臺灣高教國際化之策略面
在國際化的策略面，其範圍非常廣泛，從鼓勵學生留學、招收國際生、
加強與海外大學合作、建立國際教育中心、國際知識納入課程、促進在國際 期刊發表文章等 (Ho, H., Lin, M. & Yang, C., 2015) ，到高等教育機構國際化 的國際永續發展，如機構的品牌推廣、國際合作計劃、機構的移動性、機構 的全球排名、建立世界級大學，以及機構的聯合經營或是執行雙學位課程等 (Knight, J ., & De Wit, H., 2018)皆是屬於推動國際化的一部分。然而，現今許 多臺灣高等教育機構的國際化，與理想中的國際化有動機及執行面上的極大 落差，雖然因各校對國際化的目標不一樣，但近年來很明顯的都過度集中於 國際生的招募，各校祭出了不同的行銷、招生手段，如於當地設置辦公室、
提供優渥的獎學金、甚至與當地代理合作等；另外，為了增進國際排名，各 校也積極“挾洋自重”，與世界各地高等教育機構簽署姊妹校協議、提供雙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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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制等，或追求各式的國際認證，如 AACSB、QS、THE 等。
以上的策略行動並非是負面的，但過多偏重於招生及追求國際排名，偏 離了高教國際化的教育性及理想性，讓國際化逐漸成為市場導向的跨境教育 活動的口號 ( Chen, D. & Lo, W. , 2013)。學者 Knight (2015) 對此類現象曾提 出國際化的五個迷思，依序為國際生變成國際化的代理人，國際聲譽成為機 構品質的代名詞，國際性的機構協議國際認證代表國際化以及教育機構成為 全球品牌已變為目標，這些都反映了非常普遍性和誤導性的迷思，也顯示出 競爭、排名和商業化是目前高等教育的驅動力，在臺灣，高等教育國際化的 價值似乎也被上述的迷思所掩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