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互動情形

Bolman & Deal（1997） 將組織從四個層面來探討，即結構層面、人力資源 層面、政治層面、象徵層面。這是組織內部互動的模式，各層面在不同的時空背 景、不同的思維角度及利益觀點，所產生的交互作用或互動模式就不一樣。在「不 同時空背景」的條件因素及外在因素的干擾或助力下，如教育政策與法令、社區 與家長期望等，所引起學校內部組織（校長、教師、學生等）產生不同的交互作 用，這些交互作用產生的不同教育作為，有的會造就學校榮景，有的會成為學校 的困境與挑戰。

矢內原忠雄指出殖民地統治是宗主國政治、傳統及文化的投影，通常是以該 國的社會形態、政治思想、文化特徵為基礎而架構成形。因此殖民母國為了提升 殖民地的競爭力，往往會從教育制度上先行著手，以替國家培養人才，並透過教 育的方式宣揚殖民母國的偉大，而為了有效管理殖民地，提升殖民地的經濟價 值，殖民母國無不想盡辦法，將自身的教育體制移植到殖民地。但是殖民母國與 殖民地之間的文化差異非常大，因此抑制殖民地的文化發展和宣揚殖民母國文 化，成為改造殖民地最重要的課題。

「社會領導階層」（local elite），研究者採用了 Joseph W. Esherick and Mary Rankin 兩位學者在“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一書中所提出 的觀點，以「支配的模式」（patterns of dominance）作為界定地方菁英（local elite）

的方法。所謂「支配的模式」的主旨在於使我們對於菁英的界定不再只從功名作 為衡量的標準，而採取更多樣化的標準，例如影響力、個人特質、聲望等。因此 作者也指出，他這本書所稱的「社會領導階層」，指的就是那些在清代擁有科舉 功名的士紳，以及沒有科舉功名的富商、地主和儒士等。

總督府試圖透過社會領導階層來推行若干政策，一來希望社會領導階層能以 身作則，同時也希望他們負起領導社會的責任，舉辦各類組織等來推廣，社會領 導階層在日據之初，在各地方之接收、社會秩序之安定對於總督府而言均有莫大 的幫助，同時也進一步的擔任街庄首長或協議員、保正、甲長等職務。

壹、運動會社區熱情參與

當辦理學校各項活動時，可召集地區重要人物參加，具有象徵性的凝聚地方 人氣，更可透過此一管道宣揚各種政令，更重要是傳達學校教育才是主流的文化 教育。

A10：那時印象中學校有辦園遊會、遠足、運動會、晚會，也有邀請家長參 加，跳舞時都會穿和服表演，但沒有在學校辦豐年祭。

A07：豐年祭沒有在學校辦，大人的事情由大人自己解決，日本政府也沒有 限制我們不能舉辦豐年祭，但學校如有辦運動會時都會要求我們能盡 量參 加。

圖 4-2-1 是 1928 年大王國民小學舉行村校聯合運動會時，參加人員於校門口 合影。

圖 4-2-1 1928 年 2 月 19 日聯合運動會。資料來源：呂信助提供。

從以上的訪談記錄和圖 4-2-1 呈現的畫面及依據矢內原忠雄的看法，對於大 王國民小學和社區的互動情形具有二項意義：

１、日本對於原住民的豐年祭不加鼓勵，也不鼓勵學童參加，目的乃在於抑制原 住民的文化發展。

２、當辦理學校運動會，甚至各種活動時常以重大事件的方式辨理，這也宣誓學 校教育才是真正的文化主流價值。

從圖 4-2-2 中大王國民小學辦理學校和社區聯合運動會時，民眾熱情參與學 校運動會的情形，便可看出學校在社區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具有領導和政策的推 行單位。

圖 4-2-2 聯合運動會社區民眾熱情參與情形。資料來源：呂信助提供。

貳、學校與社會教育相關的活動

一、神社

台灣總督府為推動皇民化運動，開始強烈要求台灣人說國語(日語)，接受國 語家庭的申請，穿日本和服，住日式房子、廢棄台灣民間信仰和祖先神位、改信 日本神社、同時也要每日向日本天皇居所膜拜，並為了徵志願軍，極積透過學校 宣導參加志願兵是一項至高無尚的榮譽。此外，殖民政府也在 1940 年公佈改姓 名辦法，推動廢漢姓改日本姓名的運動。

A04：國語家庭是全部家人都要講日語，平時均須以日語為溝通語言，除了 全部講日語之外，且須將姓名更改為日本姓氏，並且會到學校問老師 申請國語家庭的學生是否有講日語，對於神社膜拜是否都有參加，如 此才符合申請「國語家庭」的資格。改為「國語家庭」後，政府會給 予一些比較優厚的待遇，如麵粉、油、米等可多配領一些，反正可得 到很多好處。

A08：能被選上國語家庭是非常光榮的事，而能被選上的大都是家裡環境比 較好或是頭目之類的家庭，一般人很難被選上。

查時傑(1989)指出，基督教基本上有兩次傳入台灣，第一次是荷蘭時代，到

以各地神社為信仰中心的神道教成為統治者積極推動的宗教。在此因素下，其餘 宗教遭受一定的限制，此現象一直到戰後才有所改觀。

台灣總督府與所謂中央教化團體連合會聯合舉辦的「台灣社會教化協議會」

會中提出的。會中提出以〈台灣社會教化要綱〉作為社會教化的指導依據 ，該 要綱特別強調「以神社為地方教化之中心，普及奉祀神宮大麻。」

圖 4-2-3 台東神社(今鯉角山)左起陳文吉一家人。資料來源：陳利友妹提供。

當時主管臺灣社寺業務的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社寺係主任加村政治就曾在 1934 年呼籲，欲達到以神社為地方之教育中心，首先必須在全島各地努力營建 神社，以改進全島僅有十九所神社的現狀。總督府在同年 9 月 18 日向各州知事 廳長發出〈有關神社建造要項之件〉公函，要求各街庄建造神社，以為社會教化 之中心，但亦不得濫設，需以「一街庄一社」為其基準。此構想或許來自明治末 年日本國內的「一町村一社」之理念，惟日本的「一町村一社」的目的是為了整 頓、減少神社之數目，台灣則是藉由神社數的增加以達到「一街庄一社」之目的 (台灣教育會，1995)。

日本在台灣創建神社，通常是由官方集結地方仕紳，組織所謂神社創建委員 會，然後估計營造費用，討論籌措方法，再向總督府提出籌款申請書。許可下來 後開始募款，並提出建造神社的申請，之後逐次舉行所謂的「地鎮祭」、「上棟祭」、

「鎮座祭」等。台灣各地的神社建造，幾乎都是藉官方之力來推行，由民眾自動 自發的捐款營建神社之力極少。同時，神社在建造後，在難於取得民眾足夠的捐 獻之下，不得不在區域內各郡或街庄行政預算內加列所謂的「供進金」項目，此

乃極其普遍的現象。此外為化解維修神社的困境，地方官廳乃鼓勵神社籌募神社

圖 4-2-4 1934 年太麻里大王神社(目前鄉立托兒所位置)。資料來源：陳利友妹提 供。

日本政府為將政權合理化，用以強調天皇的權威與神聖，來做集結人心的宣 傳手法之一，首先把天皇歸附於古代的神道，在中央官制中，特設「神祇官」，

位於百官之上。接著積極展開遷都、行奉、禮服、天長節等一連串活動，企圖把

「天皇意像」注入人民腦海。中央集權加上天皇神聖，遂構成天皇絕對主義的政 權（李永熾，1991）。

家庭內奉祀「神宮大麻」亦為總督府所力倡，「大麻」這個易被誤解的詞彙，

其實是指日本的神符，為配合這個政策，尚出現「正廳改善運動」，要求人民把 家中神主牌位、神像燒掉，改奉大麻於正廳。很多漢人信仰受到壓迫，廟產被剝 奪，甚至沒收寺廟的神像，集中焚毀，稱為「神佛升天運動」。

A01：神社是現在的鄉立托兒所，以前叫做會館，有紀念日或要參拜神社的 時候，也會邀請家長參與並協助拿旗子！

A06：有重要的節日，學校和村裡的人也要到神社去參拜，由主祭的司儀念 祭詞，大家最後只要高喊天皇萬歲就可以了。

A08：那時主要是上日語，也有算術、唱歌、畫畫、和戶外的勞動課，有時 老師會帶我們到海邊、河邊釣魚、神社參拜。

A10：每天早上升旗時，都會要求向右轉朝天皇的方向參拜，並高喊『天皇 萬歲』。

A03：八點早會升旗、唱國歌、向天皇參拜後再校長和教頭(主任)精神講話，

最後做早操。

日本總督府想藉由神社的祭拜，使之成為各地區的教化中心，並將它梘為國 家統治人民精神的重要據點，因此建造神社的運動和祭拜神社的活動，便成為日 本治台的一項重要政令，學校教育亦是教化人心的一部份，所以安排參拜神社，

便成了學校一項非常重要的活動。

二、國語講習會

1915 年總督府正式展開以社會領導階層為主幹的「國語普及運動」，利用這 些社會領導階層在各地成立推廣國語的國語練習會等組織。同時總督府也鼓勵社 會領導階層以身作則，率先學習國語。1918 年同化主義確定後，國語普及的進 行更為徹底。日治時期以日語為中心的公學校教育，主要以臺灣社會領導階層的 子弟作為勸誘的對象，影響所及，社會領導階層不論其本身對於殖民政權的態度 如何，都讓子弟接受新式教育；或者公學校、或者醫學校與師範學校，出國留學 亦不在少數。論其動機，顯然是社會領導階層對於時勢和新學有所認識與自覺之 故，而在此動機下，日語就被當作吸收現代知識的媒介(矢野忠雄，2003)。

為使台人家庭「國語化」，各地相繼設立「國語常用家庭」認定制度，制定 獎勵辦法，設置審查委員會負責審查，經認定為「國語常用家庭」者，則加以表 揚，並給予各種優先權。

1905、1906 年之際，各地公學校紛紛附設國語夜學校、國語普及會、國語練 習會等社教設施，募集未入學民眾，義務實施日語教育，惟不久因效果不彰而停

1905、1906 年之際，各地公學校紛紛附設國語夜學校、國語普及會、國語練 習會等社教設施，募集未入學民眾，義務實施日語教育，惟不久因效果不彰而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