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影響、正向效果預期與成癮行為之相關研究

本節將先介紹ASE（Attitude-Social influence-Efficacy）模式，並回顧應用 此模式解釋成癮行為之相關實徵研究，且整理出三類結果：第一類是態度

（A）透過社會影響（S）的中介來預測成癮行為；第二類是態度（A）與社會 影響（S）可各自獨立預測成癮行為；第三類則是社會影響（S）透過態度

（A）的中介來預測成癮行為。接著再依據 Bandura 社會認知論（Bandura, 1989）之理論內涵，及 Flay 與 Petraitis（1994）提出的三元影響論之觀點，推 導出本研究之假設。

近來已有研究嘗試整合相關心理社會因素來解釋個體行為，且已發展出許 多理論模式，其中ASE 模式相當著名。ASE 模式是一個關於行為改變的理論，

整合了理性行動理論、社會學習理論及跨理論模式（Noar, Crosby, Benac, Snow,

& Troutman, 2011），且被廣泛地運用在許多健康行為和量身訂製的健康介入計 畫中。根據Twinomujuni、Nuwaha 與 Babirye（2015）回顧，ASE 模式最初是 由Vries、Dijkstra 與 Kuhlman（1988）為了瞭解戒菸行為而發展出來的模式；

該模式認為一個人的行為意圖主要受態度（Attitude，A）、社會影響（Social

來預測搖頭丸使用行為；Monk 與 Heim（2013）則以二因子實驗設計檢驗社會 影響與飲酒相關認知對飲酒行為影響，結果亦發現環境和社會脈絡是一個重要

20 向效果預期（A）的中介來預測成癮行為；Wood、Read、Palfai 與 Stevenson

（2001）蒐集大學生酒精使用行為和問題、社會影響及正向效果預期等資料來 路成癮預測關係的主因；本研究接續依據Bandura 社會認知論（Bandura, 1989）之理論內涵，及 Flay 與 Petraitis（1994）提出的三元影響論之觀點，推 導出社會影響與上網正向效果預期對網路成癮之可能預測關係，並據此提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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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之假設。

在社會認知論部分，Masisito、Carey 與 Bradizza（1999）在其社會學習理 論一書中曾引述Bandura（1969）之觀點，認為認知是外在環境或事件與個體 行為間的中介變項；外在環境或事件提供個人訊息以進行認知方面的處理，而 處理結果決定後續行為，故效果預期在引導日後行為的發生扮演重要角色（林 旻沛，2011）；因此本研究依據社會認知論的理論內涵，推估認知變項應為中介 變項，中介了外在環境與個人行為間之關聯，故假設上網正向效果預期能中介 社會影響對網路成癮之預測關係。

此外根據Chun（2015）的回顧，Flay與Petraitis（1994）提出三元影響理論

（The Theory of Triadic Influence）來探究青少年的物質使用行為；此理論認 為，個體的所有行為皆受到人與環境交互作用的影響，並假設有三種類型的影 響能解釋青少年的物質使用行為，包含社會、態度及個人，且每一類型又包含 不同程度的影響來源，依序為最遠因、遠因及近因。

針對ASE的「A」與「S」之關係，可依據三元影響理論之觀點而有更進一 步的瞭解，特別是第二類型影響態度部分；態度之「最遠因」所指的是青少年 的周圍環境，例如鄰居、學校、文化、職業、學業，以及所處國家對物質使用 的政策；「遠因」指的是影響青少年物質使用態度之大眾價值觀，包括傳統價 值觀、社交疏離、社會批判及社會對越軌行為的寬容程度；「近因」則是指青 少年對物質使用後果的預期與評估（Petraitis, Flay, & Miller, 1995）；因此依著 最遠因、遠因再到近因的理論觀點，應是青少年的周圍環境影響了大眾價值 觀，大眾價值觀再影響了青少年對物質使用後果的預期和評估，故本研究依據 三元影響理論之觀點，同樣假設：「上網正向效果預期能中介社會影響對網路 成癮之預測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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