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使用的調節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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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科技使用的調節角色

無庸置疑的，各式各樣的通訊科技產品，不僅深植在人們生活中，也改變了 人們工作的方式，無論是對於組織內部的溝通，或是對外部廠商、客戶的聯絡，

透過電話、手機的通訊，再遙遠的距離都在彈指之間跨越，而即時訊息(instant message)、電子郵件等功能，更讓文字訊息的傳遞更為便利，資訊流通量大為增 加。近年來，輕量化的科技產品廣泛普及，人們能夠走出擺有桌上型電腦的辦公 室，只要將筆記型電腦隨身攜帶，工作便能在城市的任何角落完成，而各式各樣 輕便的掌上型裝置，更成為現代人不可或缺的配備，如 PDA、黑莓機、智慧型 手機、平板電腦等等，各種應用程式，包山包海的囊括各項功能，LINE、Whatsapp、

微信等通訊軟體，也迅速成為大眾溝通的新媒介，但也就是這樣隨時隨地的便利 性，讓工作與家庭的邊界漸趨模糊(Kaufman-Scarborough, 2006)。

過去已有許多研究，探討影響個體使用通訊科技產品的因素，比如在功能上，

個體知覺科技產品好用(perceived usefulness)、易用(perceived ease of use)，皆會 讓個體使用的意願更強(Jiang, Hsu, Klein, & Lin, 2000；Karahanna, Straub, &

Chervany, 1999)，個體對於新科技產品的接受程度亦是因人而異，喜歡嘗詴創新 科技產品的個體(personal innovativeness wi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也較容易有 較多的科技使用(Lewis, Agarwal, & Sambamurthy, 2003)，而通訊科技的使用，自 然也會受到社會因素的影響，Karahanna 等人(1999)提出，影響個體使用科技的 社會因素包含三種成份，其一是形象(image)，個體可能會透過使用科技，塑造 時尚、新潮的形象。其二是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個體可能受到主管、同事、

親密朋友的想法影響，進而選擇使用。其三是自願性(voluntariness)，公司也可能 主動要求個體必頇使用科技。諸多文獻也都顯示，無論是組織本身，或是在組織 中與個體直接接觸的主管、同事，對於個體科技的使用，都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 (Lu, Yao, & Yu, 2005；Mazmanian, Yates, & Orlikowski, 2006；Fenner & Renn,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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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nner & Renn, 2009)，研究發現，個體若在回覆即時訊息、電子郵件的速度上，

不能符合組織中對於科技使用的潛規則，則可能直接影響到個人績效評估結果 (Turner, Grube, Tinsley, Lee, & O’Pell, 2006)，而組織中對於科技使用的主觀規範，

更可能進一步要個體在非工作時間，繼續使用科技產品與工作場合保持連繫，展 現連結行為(connetivity behavior after-hours) (Richardson & Benbunan-Fich, 2011；

Adkins et al., 2014)。

本研究認為個體在家庭場域，運用科技介面接收工作面向訊息的頻率，將調 節前瞻性行為與工作-家庭衝突的關係。首先，在接收工作訊息頻率高的狀況下，

個體雖在下班時間，卻可能收到許多來自主管、同事或客戶的訊息，由於組織中 主觀規範的作用，個體若不能即時回覆來自工作的訊息，則有被認為缺乏工作效 率的風險，進而可能影響績效評估結果(Turner et al., 2006)，這樣的狀況，使個體 必頇承擔迅速回覆的心理壓力，迫使個體擴張工作的邊界，延長工作的角色，以 的狀態(Sonnentag, Kuttler, & Fritz, 2010；Richardson, & Thompson, 2012)，導致在 工作上展現前瞻性行為的個體，更可能在家庭場域中展現同樣的思維與行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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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假設二：個體在家庭場域，運用科技介面接收工作面向訊息的頻率，將調節 前瞻性行為與工作-家庭衝突的關係，接收工作面向訊息越多，前瞻性行為與工 作家庭衝突的關聯越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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