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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年來，科技的日新月異，掀貣了全球化的浪潮，時間的維度與空間的距離，
皆在這樣的潮流中被重新定義，不僅為組織增添許多工作上的模糊性，也造成高 度競爭的工作環境無可避免的到來(Grant & Ashford, 2008)，而環境的動態，也造 成僅僅按表操課、完成主管指令的工作模式，再也不足以支持組織的競爭力。為 了在動態情境下，展現行動的彈性，尋找所有可能機會，達成顧客的要求，組織 往往需要依靠員工主動積極的行為，具有前瞻性的工作方式，方能在全球化的競 爭環境下，佔有一席之地(Campbell, 2000；Parker, 2000)。因此，個體的前瞻性 行為(proactive behavior)，對組織的重要性可說是與日俱增。所謂前瞻性行為 (Grant & Ashford, 2008；Crant, 2000)，是指個體為了影響自己或環境，所採取的 預期性行為，強調主動挑戰、衝擊並改變現況，而非被動接受環境的限制。過去 研究發現，個體的前瞻性行為，與諸多正向的結果相關，例如：較好的工作表現 (Crant, 1995)、團隊效能(Kirkman & Rosen, 1999)、創造力(creativity)、創新性 (innovation)(Rank, Pace, & Frese, 2004)，面對壓力、事業改變等困難的處理能力 (Frese & Fay, 2001)，較好的事業成功、事業滿意度(Seibert, Kraimer, & Crant, 2001) 等。
然而，雖然前瞻性行為與上述諸多正向後果有關，但亦有研究者提出，前瞻 性的人格 或行 為 並 非 全然 是 正 向 、 有益 的 (Bateman & Grant, 1993) 。例如 Chan(2006)發現，當個體缺乏情況判斷技巧(situational judgment skill)時，前瞻性 的行為表現可能對工作表現造成傷害，Harvey、Blouin 與 Stout(2006)的研究亦指 出，具有高前瞻性人格的個體，較無法有效處理人際衝突的情境，進而造成較低 的工作滿意度，顯示工作場域中的前瞻性行為，在造成正向影響之餘，仍有可能 造成負向的後果。然而，過去文獻多著重於前瞻性行為的正向影響，相較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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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可能的負向影響則較少著墨(Grant & Ashford, 2008)，同時，過去研究大多僅 討論前瞻性行為在工作情境中的作用，甚少比較同樣的前瞻性行為，若外溢至不 家庭的需求(許碧芬、蕭文玲，2000)，因而工作-家庭衝突(work-family conflict) 的議題，受到許多研究者的關注。工作-家庭衝突，是工作與家庭兩面向的角色 壓力，彼此互不相容的一種角色間衝突(Greenhaus & Beutell, 1985)，其內容共有 三 種 形 式 ， 分 別為 ： (1) 時 間 基礎 衝 突 (time-based conflict)(2) 壓 力基 礎 衝 突 (strain-based conflict)(3)行為基礎衝突(behavior-based conflict)。其中，時間基礎衝 突，是個體的工作、家庭角色互相競爭有限的時間資源，個體參與某一角色的時 庭衝突的可能(Bolino & Turnley, 2005)，但在工作-家庭衝突的測量上，卻忽略了 工作家庭衝突的多面向性(multidimensionality)(Bruck, Allen, & Spector, 2002)，測 量內容僅涵蓋時間基礎衝突、壓力基礎衝突兩面向，忽略了行為基礎衝突 (Dierdorff & Ellington, 2008)，有研究指出，不同形式的工作-家庭衝突，可能有 不同的生成機制(Edwards & Rothbard, 2000)，顯示忽略了工作-家庭衝突的多面向 性，便可能在內容效度上有所缺失，不容易對該概念有完整的描繪。更有後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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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用了不同建構的緣故(Kossek & Ozeki, 1998)，因此本研究將重新採用內容效 度完備的建構，對前瞻性行為與工作家庭衝突各面向間的關聯，做完整的探討。近 十 年 來 ， 資 訊 科 技 火 速 的 發 展 ， 各 式 各 樣 的 行 動 科 技 裝 置 (mobile technology)不停推陳出新，功能也持續強化，不僅改變了人們的生活，也讓資訊 科技產品的使用，成為現代工作者最明顯的特徵之一(Kakihara & Sørensen, 2002)。
由於資訊科技便利、即時的特性，讓個體能夠跨越物理空間的限制，隨時與工作、
家庭保持連結(Adkins, Farmville, Premeaux, & Rock, 2014)，這樣的便利性，卻也 造成個體工作、家庭邊界模糊的可能(Kaufman-Scarborough, 2006)，各式各樣可 使用無線網路、藍芽等功能的資訊科技產品，皆有可能跨越工作、家庭的邊界，
造成邊界的模糊，例如：筆記型電腦、智慧型手機、行動裝置、個人數位助手 (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 PDA)、黑莓機等等(Richardson & Benbunan-Fich, 2011；
Duxbury, Higgins, Smart, & Stevenson, 2013)。過去文獻指出，若個體未能妥善建 立使用科技產品使用的邊界，可能加劇工作家庭衝突發生的可能性(Park & Jex, 2011)，顯示科技的使用，已成為現代工作者的邊界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近期亦有研究者明確提出，頻繁使用科技的情境，可能對個體的邊界管理與工作、
家庭互動造成的影響，還需要投入更多的關注(Allen, Cho, & Meier, 2014)，因此，
本研究將進一步探討個體資訊科技的使用，可能扮演的調節角色。
回顧工作家庭互動的文獻，邊界概念的應用，著實為工作家庭介面的研究，
開拓了新穎的視角(Nippert-Eng, 1996)。邊界理論(Boundary/Broder theory)採取社 會建構的觀點，強調個體會在工作場域與家庭場域中，分別與該場域的重要他人 協調、建構出強度(strength)不同的邊界，以決定該場域是否容許另一場域的元素 進入。這樣的邊界不僅形塑了個體工作與家庭互動的方式，也影響工作、家庭面 向互動的結果，是走向彼此涇渭分明的「分割(Segmentation)」，抑或不分你我的
「融合(Integration)」(Clark, 2000；Ashforth, Kreiner, & Fugate, 2000)。再者，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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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交流(Clark, 2000；Kreiner, Hollensbe, & Sheep, 2009)，諸多的文獻都顯示 個體的工作、家庭互動，在不同邊界強度的情境下，可能有截然不同的結果。因 此，本研究將依循過去研究者的呼籲(Hecht & Allen, 2009)，將個體建立邊界強 度的調節角色納入考量，進一步探討個體在不同的邊界強度下，可能產生的不同 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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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綜上所述，本研究將以企業員工為對象，驗證下列研究問題：
一、個體的前瞻性行為，是否會引發不同形式的工作-家庭衝突？
二、個體資訊科技的使用，在前瞻性行為、工作-家庭衝突之間，是否具有 調節效果？
三、個體不同邊界強度，是否在其前瞻性行為與工作-家庭衝突之間，具有 調節的作用？
四、個體不同邊界強度，是否進一步調節個體資訊科技使用、前瞻性行為、
工作-家庭衝突間的關聯，形成三階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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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