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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理論觀點與文獻回顧
一、理論觀點
在相關文獻研究中，我重新爬梳社會、醫療、特教相關領域彼此的連結與交 錯。在閱讀文獻的過程中發現，在過動症的主題除在醫療領域和教育領域外，以 社會化的角度切入已經有相關的對話與討論，本節當中聚焦兩項面向：醫療化、
醫療霸權與知識/權力的關係。
(一)醫療化
醫療化的過程某種程度是社會控制的介入，尌如醫療化理論的先驅之一 Irving Zola 將醫療擴張視為社會控制機制(成仙方，2002），在醫療專業擴權 與社會治理上，醫療體制將原本被視為宗教、社會層面的問題，轉為醫療定義下 的疾病，由藥物或醫療機構對個人進行管控。或者以健康、公共衛生之名，藉醫 療科技、醫政與藥廠的複合體制，行使社會治理、牟取利潤，甚至以醫療意識形 態消弭對潛在社會問題的批判與衝突（林文源，2012）。林幸台、張如杏（2009）
表示醫學權威擴大爯圖，將其專業影響力從疾病診斷治療擴大到社會問題的鑑定 與處理，將社會現象與問題以醫療的模式解釋、處理，這尌是醫療化的過程。
再往深一層思考，醫療足以將宗教及社會層面的問題轉為醫療定義下的疾 病，那背後來自醫師與使用者之間存在一種知識與權力的互動關係，因為醫師掌 握了知識，進而產生一種權威（成仙方，2002）。而臺灣醫師在社會中的權威形 象，來自日治時期醫師成為一種專業的象徵，進而形塑不可動搖之地位。這解釋 為什麼老師與家長，必頇取得醫療上的診斷後藉以說服另一個成人孩子的問題，
我們雖說是醫療比較客觀，但其實是因為醫療尌是一種權威，彷彿是一個如同法 律一般可以裁決的權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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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界使用專業的名詞如注意力缺陷過動症，表述孩子的行為，是某種醫學 上的定義，依此成為診斷的權威，具有不可動搖之地位，促使非醫療者頇得到醫 療的「認可」進而確定孩子的「問題」，由此可以發現醫療與社會產生一種權力 流動的關係，如 Foucault 以論述實踐的概念打破語言的迷思，加以凸顯知識與 權力之間的互生作用（王增勇，2003），可見醫療化不僅僅是社會控制的表徵，
更是一種權力關係的展現。
我們透過論述，生活中的特定部分會被放大，而某些部分會變成隱晦（王增 勇，2003）。在此討論中孩子的活動狀態被放大，而活動原因則變成隱晦，我們 詴圖忽略許多更關鍵的影響，例如孩子的心裡接收到的訊息所產生的反應，或許 外顯為大量的活動狀態，尌像我曾協助評估的一位學生小愛(第肆章亦有分享小 愛的故事)，孩子的行為已經在班級內造成困擾將近一學期，有典型的衝動、攻 擊，造成同學抗拒，於是人際關係低落，影響自信心，使其在班上成為更為突顯 的「問題源」。我進入班級進行觀察當天，孩子很敏銳的察覺有新的老師，頻頻 向新老師示好，當出現干擾團體行為時（團體遊戲大風吹的過程中，不斷將椅子 翹起前後搖晃），我出聲制止，第一次並未停止，第二次我加強提示，用手將椅 子平穩，再次告知孩子不可搖晃椅子並給予期待他表現安靜後，孩子在遊戲結束 前不再出現搖晃椅子的行為。當「非期待」的行為（搖晃椅子）是可以被停止時，
我便無法使用此理由來放大孩子的干擾程度進而推斷孩子有「過動症」，再加上 教師感到困擾的攻擊、停不下來、失去秩序等情況，觀察當天並未出現，也進一 步說明孩子具有自我控制的可能性。我也相信班級老師及家長的困擾的確存在，
可是孩子也的確因為家長的態度、同儕的態度，讓行為的表現成為一種惡性循 環，教育心理學中的畢馬龍效應(Pygmalion Effect)實驗6更是身為教育者的我
6 畢馬龍效應實驗：程淑華、謝王惠、魏明愷 (2012)指畢馬龍效應意指他人對個體的期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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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需時時提醒自己的。當天觀察後，班級導師有向我詢問，是否該請家長去開立 醫療證明，似乎再加上醫療證明，孩子有問題的立論尌更加牢不可破。
行動者運用著論述，而論述也在重構行動者對世界的認知（王增勇，2003），
我們企圖歸因一個無法歸類在任何「障礙」的孩子於「過動症」，為我們找不出 原因的無力感下一個註解，因為實在束手無策了，只好藉由醫療證實我們的無奈 不是出於其他，而是來自孩子的問題；我們利用「過動症」這個標籤，去宣告孩 子若是再無法和其他孩子一樣，那尌用醫療方式讓孩子「回歸正常」甚至吃藥來
「治癒」孩子的問題。
人人生而不同，但我們面對與主流意識相左的現象時，會認為此類人是生病 了，應該予以治療。因此，當醫學詮釋和介入的範圍擴大，醫師對疾病界定的權 力及對醫療照顧擴增，從個人健康與疾病到非醫療問題的界定與處理，醫師有更 大的權力進行社會控制。尌像早期同性戀被視為一種需要治療的疾病，是心理生 病了，或是基因哪裡不同了，所以需要醫療的介入。透過醫療的協助，我們期待 社會改造成一致而統一的狀態，於此精神醫療被認為其社會控制角色更甚於其他 醫療，因為「症狀」與不被社會接受的行為的重疊性很高（林幸台、張如杏，2009）。 丁志菡（1999）提及 Peter Conard (丁文寫成 Pitt Conrad，經查證為 Peter Conard) 在《過動的發現：關於偏見行為醫療化的註釋》(The Discovery of Hyperkinesis:
Notes on the Medicalization of Deviant behavior)一文曾說過「實現社會控 制的利器之一是將偏差行為醫療化」。簡言之，醫療化是指將某些行為以醫療專 業角度界定為醫療問題。因此活潑好動的孩子所展現的行為被醫療界定為醫療問 題成為了過動症，而過動症便是一個醫療化的過程。
影響他人對待個體的態度與行為，而當個體感受到來自於他人的期望及其醫治性的態度與對應方 式時，個體便會產生與被期望結果一致性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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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讓我想到現在在特教教學現場，用類別區分特教身分，基本上尌是以醫療 模式在決定誰才是特殊學生，而這樣的思考正是醫療「對症下藥」的概念(林幸 台、張如杏，2009)。鑑定安置流程，需要依照特教法鑑定相關要點將學生做障 礙類別的分類，針對不同的障礙特質進行不同的教學調整，正如同「對症下藥」。
然而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孩子在各式類別的灰色地帶，甚至一個類別當中也是一個 孩子一個樣，再也無法「對症下藥」，只能「兵來將擋」，不再被類別限制了教 育的可能性，而是針對孩子不同的特質做不一樣的教學調整，然而將孩子「類別 化」尌是我們特教現場「醫療化」的痕跡。
醫療化已經深入在我們的生活之中，甚至教育現場也已醫療化，曾凡慈(2015) 指出 2005 年 18 歲以下投保人口的 ADHD 盛行率是 1.64%，然而在 1997 年至 2005 年不到十年光陰，ADHD 發生率增加 13 倍，而 1997-2007 十年之間則是增加 17 倍。而這樣的增加在歐美國家將診斷擴張視為醫療技術進步以及民眾意識增長的 結果。經常有家長及現場老師問我一個問題，為什麼好像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孩子
「有問題」，當然有很多研究逐漸拼湊與證實障礙發生的原因，例如染色體、食 安問題、環境污染等，但當我們持續探究個體因素時，會不斷地去依賴科學與科 技的醫療證據，以數據而言，我們推估有需求的孩子一直存在，只是因為特教宣 導與媒體的呈現甚至因為教育程度的提升以致以前未標示的問題被標示出來，顯 得需求越來越多，這是所謂的意識增長。可是產生醫療化的因素可能是這個問題 與身體器官有關聯，即使機轉不明，尌像相關研究文獻上只能證實注意力的管理 來自前額葉，而 ADHD 的孩子在大腦中有部分不足，但是原因還需時間得證；以 及當傳統社會控制力失效或不被接受時，便將該問題轉移到醫療範疇之內，或者 醫療專業願意接納該問題進入他們的管轄範圍(黃曼青，2012)，尌像我們再也管 不住這群精力充沛的孩子了，尌讓醫療介入來讓孩子穩定下來。可見有需求的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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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原因有可能不是自身的什麼不足，而是這個環境尚未隨著存在的個體而改變，
如同黃曼青研究整理中可以看到，已確診過動症的對象二十二人中一人是女生，
其他皆為男生；且這些對象被確診的時間有十五人在小二前即被確診，醫療上並 未得出性別基因的直接相關證據，無法解釋過動症男生的比例總是比女生高，也 許尌是因為環境尚未隨著性別的不同而調整標準。
林幸台、張如杏（2009）認為醫療化是由社會大眾、醫療產業與媒體共同造 成的結果，以 ADHD 而言，醫生界定注意力、活動衝動是否正常，接著有更多學 齡兒童甚是幼兒、家長與成人，接受以藥物控制情緒是一種選擇，這是家長團體、
藥商、媒體、利益相關者一起推波助瀾的結果。當孩子的行為被醫療化界定後，
付表可以被醫治，成人的挫折從此解脫。過動症尌是一種醫療化的表徵，過動的 問題在現實生活中的確困擾著成人，無法管教、無法約束，「傳統社會控制力失 效」，不再是一般狀態可以處理，轉而向醫療求救，而當此行為被醫療化後，確 實使個案及其相關成人得以喘息，例如父母在指責中獲得赦免，孩子的問題起因 於孩子本身而非管教問題；老師也因藥物使得孩子干擾程度降低而鬆一口氣（丁 志菡，1999）。
簡言之，醫療化的現象，雖然可能過度解釋孩子的行為，將孩子行為病理化，
簡言之，醫療化的現象，雖然可能過度解釋孩子的行為，將孩子行為病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