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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自行政院院長江宜樺提出核四應否停建之決策由公投決定以來，正反雙方對 核四議題一直缺乏足夠的辯論或對話。核四公投不僅關係核四的存廢，更涉及國 家能源結構、產業發展及人民生活形態的調整，為高位階、多方位的議題。
理性的決策應該是先蒐集相對完整的相關資訊，衡量替代方案的成本效益，
再從中選擇未來淨效益最大的方案。會計學教課書都教學生：過去已投入的成本
（即沉沒成本），不能隨現在或未來的行動而改變，非屬攸關，理論上，決策者 考量是否繼續投資一個資本支出計畫時，不應考量過去已投入的成本；決策者若 將過去已投入的成本視為攸關因素，即受沉沒成本影響，產生沉沒成本效果。
實務上，決策者做決策時，考量之因素甚多，不會只有成本一項，不過教課 書多只著重成本一項，這又與事實相左。因此本研究以「核四決策」為例，藉支 持/反對停建核四之觀點，瞭解該決策之已投入興建成本、完工程度、預期尚需 投入成本、經濟結果、政策主要行為者之政治理念，以及核能安全、核電廠可能 面臨的風險等影響因素，以會計系、政治系學生為受測者，透過問卷搜集資料，
探討沉沒成本效果是否存在；亦辨認與本決策相關之變數，可供決策者參考。
本研究假說一、二皆成立。決策者對停建核四的態度，會受沉沒成本影響；
知識背景為政治系之決策者較會計系之決策者，易受沉沒成本影響。
假說一：決策者對停建核四的態度，會受沉沒成本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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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政策之決策，亦有沉沒成本效果存在，與商業或個人決策相同（Arkes and Blumer 1985；Garland 1990；Garland and Newport 1991；Conlon and Garland 1993；
Tan and Yates 1995；陳玫諭 2003）。
其他因素中，「非核家園」之理念，亦顯著影響受測者對停建核四的態度：
當受測者越覺得「非核家園」之理念重要，越傾向贊成停建核四。惟何謂「非核 家園」？馬英九先生及蔡英文女士對於「非核家園」理念的闡釋不同。蔡英文女 士訴求在2025 年達到非核家園，即核四停建，且核一、二、三廠照預定期程除 役；馬英九先生雖贊同非核家園，但有三個前提「不限電、電價合理及遵守對國 際社會的減碳承諾」。本研究之問卷未加以區隔，故為本研究的限制，容後再述。
細項決策因素中，「若發生核災，核四之損失將大於核一、二廠」、「若發生 核災，核一、二廠之損失將大於核四」、「若核四停建，可能從105 年起多年之備 用容量率過低」，顯著影響受測者對停建核四的態度：受測者越覺得「若發生核 災，核四之損失將大於核一、二廠」重要，越傾向贊成停建核四；受測者越覺得 後兩者重要，越傾向反對停建核四。當受測者認知到核災損失，核一、二廠可能 大於核四時，傾向反對停建核四；可知「核一、二、三廠除役」或「核四停建與 否」，不等於「非核」。
至於對沉沒成本有干擾作用的其他因素有：備用容量率、受測者之政黨傾向 及知識背景。分析備用容量率、沉沒成本，各自影響受測者對停建核四的態度，
皆是贊成停建，但不顯著；當備用容量率Ⅹ沉沒成本，則顯著影響，受測者反對 停建。分析政黨傾向、沉沒成本，各自影響受測者對停建核四的態度，皆顯著且 反對停建；當政黨傾向Ⅹ沉沒成本，則受測者贊成停建，但不顯著。分析知識背 景、沉沒成本，各自影響受測者對停建核四的態度，僅沉沒成本顯著且反對停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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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組受測者（會計系、政治系學生）對沉沒成本的重視程度，顯著差異；決 策者的知識背景確會影響其對沉沒成本的認知，亦即，本研究發現政治系學生於 思考核四決策時，對其而言，沉沒成本是重要的決策因素之一，將沉沒成本視為 攸關。此項發現與Tan and Yates（1995）實驗二之結論相同，二者均發現非會計 背景的受測者較易受沉沒成本影響。不過，這個發現在是否具備成本會計知識之 會計系學生，並未再度被肯認。當會計系學生再分為兩組（大一生一組，不具備 成本會計知識；大二、大三及大四生一組，具備成本會計知識），兩組受測者對 於核四沉沒成本之重視程度並無顯著差異。此項發現與Arkes and Blumer（1985）
實驗十之結論相同，二者均發現同一系的受測者，具特定知識與否（經濟學或成 本會計學），對沉沒成本的認知並無顯著差異。
本研究也發現受測者最重視的細項決策因素，為「臺灣若發生類似福島核災 之核災損失」。究其緣由，可能是本研究的受測者多為大學生，容易因喜愛日本 流行文化而對日本產生親切感，且福島離臺灣的地理距離僅2,500 公里，及今日 傳播科技發達，新聞畫面不斷放送福島電廠的即時災情。相較於三浬島、車諾比 核災，對臺灣而言，日本福島本具時間、地理、文化上的相近性，再加上媒體敘 事的渲染力，福島核災創造人民對於核災的公共想像及恐懼。
至於會計系、政治系受測者對本個案數據正確程度之態度，普遍傾向「普通」
至「不正確」，對臺電估計之核四追加預算462 億元，則傾向「非常不正確」；
顯見受測者認為缺乏精確的數據。民眾參與核四重大公共政策，限制之一，為他 們不覺得臺電或綠色公民行動聯盟估計之金額為正確，不過，他們也沒有其他資 訊可供參考。
因此本研究認為臺電的溝通效果不佳，除數據之可靠性待加強外，傳遞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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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福島核災係因海嘯而造成，海嘯因地震而引發；臺灣外海斷層之地理構造使臺 灣核電廠區域縱有大地震時，也不會遭遇如福島般的大海嘯，危害核能安全之疑 慮事實上應該遠低於福島電廠。
本研究之統計結果，亦發現政治人物對於核四停建與否的立場，為其爭取到 相同決策偏好的民意支持。當受測者對候選人的偏好為江宜樺先生等人，其立場 以反對核四停建居多；當受測者對候選人的偏好為蔡英文女士等人，其立場以贊 成核四停建居多。
對於核四若停建之損失情境，兩組受測者認為停建損失不影響其贊成核四停 建與否之態度，比例皆過半；且當受測者回答其不受停建損失影響時，立場以贊 成核四停建居多，與反核四者認為該設立停損點的觀點相同。此項發現與 Brockner（1992）之結論不同，其認為決策者傾向堅持先前的決策，擬以繼續投 資扭轉情勢，降低沉沒成本變成損失的可能性。
二者結論相異的原因，可能是本個案為公共決策，若核四停建，損失為全體 納稅義務人共同承擔；不同於商業或個人決策，決策者須自負盈虧。再者，我國 對政治責任的課責意識甚微，例如，89 至 90 年間，核四停建又續建，沒有任何 政務官，為核四爭議負起政治責任而下台，虛耗的政策成本驗證了「錯誤的決策 比貪污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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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非會計背景之決策者，建議其加強關於沉沒成本的認知，以避免其決策 時受沉沒成本影響。畢竟沉沒成本應屬核四決策之非攸關因素，然而，反對核四 停建者，時以「核四一旦停建，兩千多億元就完全浪費」或「核四一旦改作他用，
兩千多億元將成為沉沒成本」等錯誤觀念，作為支持其決策的論述；其實，不論 核四停建與否、未來效益為何，這兩千多億元的投資已是沉沒成本。
支持核四停建者，沒提到核四已投入興建成本，亦不代表其就具備對沉沒成 本的正確認知。當政策累積的沉沒成本越多，政策變遷的可能性越小；故反核四 者不提，可能只是代表其誤認沉沒成本為攸關因素，而將此因素視為政策辯論時 不利於己的弱點。
對於會計背景之決策者，建議其應抱持批判性思考的態度，質疑「沉沒成本 不應該影響決策」的理論是否事實上成立。被會計學界所接受的假設，以心理學 理論加以闡釋後，不見得成立。例如，當前期投資存在時，現在的決策，會不會 受到過去的影響？會計背景之決策者，依其關於沉沒成本理論的所學，認為已投 入成本不應該影響現在的決策；然而，實際決策時，決策者有其心理因素的考量
（堅持原決策的承諾上升、避免沉沒成本成為損失或浪費），而受沉沒成本影響。
對於臺電和行政機關，建議其應針對核能安全及核能政策，辨認人民容易產 生誤解的資訊為何，以正確的用詞精確澄清。供電餘裕究竟有多少空間，核能發 電成本之計算方式（核一、二、三廠因建廠成本已折舊完畢，故目前核能每度發 電成本0.69 元，未包括核電廠之建廠成本，為低估），及核安資訊揭露不足，使 社會大眾難以理解，核電廠的運作情形為何？社會大眾當然對核電廠運作存在
「不安全感」，導致更多的不信任。因此，讓社會大眾瞭解問題的癥結，是政府 或臺電必須付出的「溝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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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為4,584 億元、太陽能為 1.08 兆元）發電。讓民眾知道核四「停建」的後果，
才有足夠的資訊進行公投。
目前，大眾聚焦於仍在興建的核四，對於同樣面臨地震、海嘯威脅，且已經 運轉多年的核一、二、三廠（商轉起始年依序為民國67 年、70 年、73 年），亦 應檢視有關單位是否盡責督促這些核電廠的安全運轉。
核四停建與否乃「牽一髮而動全身」，其後果，不只是電價上漲，家庭支出 及產業界生產成本升高，更涉及停電、缺電，運轉受影響而必須遷廠，影響經濟 發展。衍生的政治作為，模糊了核四決策應有的專業理性，除核能科技背景外之
核四停建與否乃「牽一髮而動全身」，其後果，不只是電價上漲，家庭支出 及產業界生產成本升高，更涉及停電、缺電，運轉受影響而必須遷廠，影響經濟 發展。衍生的政治作為，模糊了核四決策應有的專業理性，除核能科技背景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