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探討的三個版本，共同特色除三位譯者皆具備翻譯完整資歷，在兩岸 享有一定知名度外，三位譯者學術背景也相似，均為時下知名文藝界人士，著書 立說方面表現絲毫不遜於翻譯成績。
（一）傅東華
傅東華（1895-1971），浙江金華人，民初文學研究會一員，也是民初權威 性刊物《文學》的主編，由上海生活書店發行；主要刊載文學理論批評及對一般 文化現狀的批判等，並譯述世界名著介紹給中國讀者。同時盡力推出新人之處女 作，如巴金、丁玲、魯迅、茅盾等人。傅東華30 年代翻譯了羅力耶（Frédéric Loliée) 的《比較文學史》，首度把比較文學研究有系統地引進中國，著作包含詩集評註 和文學創作等，1912 年南洋公學畢業。曾任上海中華書局編輯，上海商務印書 館編譯，復旦大學、暨南大學教授。1949 年後，任中華書局辭海編輯所編審、《辭 海》（語詞部分）主編。1913 年開始發表作品。譯著有長詩《失樂園》、《奧德賽》，
長篇小說《飄》、《堂吉訶德》、《紅字》等，專著有《李白與杜甫》、《李清照》、《字 源》、《漢字》、《現代漢語的演變》及散文集《山核桃集》等，是產量極豐的作家 兼譯者。
《紅字》未能留下傅東華所寫的譯者序，甚是可惜；傅東華1940 年翻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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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這譯本是根據一九二Ｏ年蒂克西拉 Alexander Teixeira de Matos 的英譯本 重譯的。我於法文原文，一字不懂，讀者倘能核對原文，替我指出錯誤，那是我
只不過覺得這樣的韻文比較便讀；（二）我這譯本所依據的，以William Cowper 的無韻詩英譯本為主，參以Alexander Pope 的韻文譯本，S. H. Butcher and A. Lang 及G. H. Palmer 的兩種散文譯本。
由上述資料，可略窺傅東華翻譯態度一二，傅確為當時產量極豐的譯者，對 於外國著作引進中國有一定貢獻。
（二）胡允桓
12The blue bird，梅脫靈(Maeterlinck)著，傅東華譯，上海商務書局 1947 年出版，摘自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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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允桓，祖籍浙江紹興，1939 年生於天津市。1962 年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大 學英語系，繼續深造後於1981 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系碩士學位。歷任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審，退休後先後在幾家大型出版社任顧問。1993 年獲全國報 刊文化專欄獎，1994 年獲中美文學交流獎。長期擔任外國文學翻譯彩虹獎（現 已並入魯迅文學獎）評委，譯著甚豐，如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霍桑小說全集》
中譯本，共分4 冊總計 130 萬字，幾乎囊括了霍桑的全部長篇和短篇小說作品，
均由胡允桓翻譯，其他譯作包括托妮．莫瑞森（Toni Morrison）系列：《秀拉》、
《所羅門之歌》、《天堂》，和《魯賓遜漂流記》。
他的作品雖無翻譯理論專注，但有一本相當特別的翻譯心得著作《譯海求 珠》，書中闡述許多他對文學翻譯的見解。他在書中除了介紹主要翻譯理論外，
也分享了他的翻譯工作過程：
我在翻譯時，凡遇到需要用漢語的方言體現原作的地方色彩時，我都要查《現代 漢語詞典》，那裡面認可的已經比較普及的方言，我才敢使用。比如在翻譯《所 羅門之歌》時，有一段童謠，其中sugarman"，原是“Solomon”的訛音，如果譯作
“梭鑼蜜”──我們兒時對“棒糖”的叫法──會十分恰當，而且與“所羅門”音近，但 我查詞典也不見這麼一個方言，為了不致造成多數讀者的費解，只好愛，選用了
“售糖人”一詞。
以上主要是針對托妮．莫瑞森作品的翻譯，就筆者觀察，相較於另一位簡體 版本譯者姚乃強，胡允桓在《紅字》譯文中出現的歸化翻譯並不多。《譯海求珠》
一書中，他也自述了翻譯霍桑和莫瑞森兩者作品的差異：
而我也儘量在譯文的筆法上將二者的不同風格體現出來:霍桑是 19 世紀中期的
“羅曼史”作家，句式嚴謹（個別句子能長達一千多字，且條理不亂），用詞考究，
文中蘊含著超驗主義文人的哲學思考，托妮．莫瑞森則是當代的黑人女作家，既 選詞認真（她曾經強調“不能使用小學三級學生的語言”），又具有黑人英語生動 活潑的特色。我選擇這兩位風格反差極大的作家來追求不同的譯筆風格（一個偏 文，一個偏白），實已經取巧了。我也曾對朋友們說，如果認為這兩個系列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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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不像出自一人之手，就是對我的文學翻譯最大的褒獎了。
《譯海求珠》當中也收錄了《紅字》完整譯者序（臺灣繁體字版譯者序內容 較精簡），他表示著手翻譯此書前，已先思考過文字的風格：
具體到《紅字》這部用嚴謹的英語寫於一百五十年前的作品，我得以選用古舊些 的文字為宜，除去體現時代特徵，略帶文言的句子構比較簡練，容易把更多的內 容壓縮到一個句子裡。何況，略帶文言中文句子更富抑揚頓挫的節奏感和音樂 美，讀起來即使句子較長，能朗朗上口，不致感到拖遝。
胡允桓的翻譯思想除了區別作者風格外，亦考量到文體，就《紅字》一書而 言，他的文句確實精鍊，相較於傅東華一字一詞的直譯和姚乃強的歸化翻譯，是 三者中較為妥適的翻譯策略。
（三）姚乃強
姚乃強1936 年 9 月出生於上海市，1951 年 7 月參軍，入軍校學習英語。1957 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西語系。現任解放軍外國語學院教授、全國高校專業外語教學 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英語教學研究會常務理事等職。重要譯著有《紅字》、《了 不起的蓋茨比》（繁體中文譯名《大亨小傳》）、《福克納》。主持編譯和編寫過多 部詞典，如《 漢 英 雙 解 新 華 字 典 》、《商務英漢學生詞典》等。翻譯動機方面，
關於前人的翻譯成果，姚乃強提到韓侍桁（即韓雲浦）的版本，並解釋他想藉由 翻譯此書，提供讀者對文學經典不同的解讀：
《紅字》很早就被介紹到我國來了。韓侍桁先生在四十年代就它譯成中文。建國 後分別於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八一年經修訂後再版。近年來，據我瞭解又有幾個譯 本問世。那麼，為何我還要重譯呢了？……我認為一種翻譯代表著譯者對原作的 一種理解，對於像《紅字》這樣的優秀外國文學作品，在客觀條件具備的情況下，
多幾種譯本是一件好事。只要譯者是嚴肅認真的，重譯名著的努力應該肯定，因 為正如最近的調查表明的那樣，讀者的審美習慣和要求是多元的，多種譯本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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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滿足不同層次讀者的需要。有鑑於此，譯者堅持把《紅字》譯完了。現在不揣 拙納淺陋，把它奉獻給讀者，願它能對於讀者理解這部美國文學的經典著作有所 幫助。
胡姚兩版本都有完整的譯序，除了交代譯者翻譯始末外，也都具有導讀性 質，為讀者介紹霍桑生平和《紅字》相關研究，但姚乃強和胡允桓兩人對此書和 作者的看法，卻大不相同。例如從下列文字中可看出，胡允桓並無法認同霍桑的 宗教思想，認為清教主義是「宗教迷信」，且似指《紅字》故事中堆砌出來的神 秘張力充滿「匠氣」：
但霍桑畢竟是個勤於思考、長於挖掘的大手筆。他一方面深受清教主義的影響，
擺脫不掉“原罪”“贖罪”及“命定論”之類的宗教迷信，但又從家族的負罪感出發，
反過來對清教的專制統治痛心疚首；他一方面接受了愛默生的超驗主義哲學觀，
相信客觀的物質世界只是某種隱蔽的神秘力量的象徵，但又受個人的宗教意識的 左右，去探尋固有的、獨象的“惡”。因此，他在作品中特意描繪荒謬可怖的現象，
竭力挖掘陰暗怪誕的心理。
胡允桓也對作者的「善惡觀」不表茍同，從譯序中也不難發現，譯者不肯定 宗教影響善惡價值判斷，也認為作者並未對當時的社會問題提出解決辦法，整個 故事顯得相當悲觀，筆者認為或許這也可看出譯者本人的價值觀，深受社會主義 影響：
那座構成《紅字》故事中心場景的示眾刑台，時而被描述成“像是教堂的附屬建 築”，似是要把社會的醜惡及不人道歸咎於宗教，但繼而又被寫作“如同法國大革 命時期恐怖黨人的斷頭台”，表明了他對社會變革的不解與疑懼。從這一例證中 我們不難看出，作家以敏銳的目光洞悉了社會的種種弊端，但並不知道應該何去 何從。他從人道主義出發，把社會的不合理現狀和人類的悲慘命運，歸結為“善”
與“惡”之爭，但他的善惡觀又深受宗教教條的浸染，成了纏夾不清的空泛議論，
說什麼“愛總要比恨來得容易，這正是人類本性之所在。……恨甚至會通過悄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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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進的過程變成愛。”還提出“恨和愛，歸根結底是不是同一的東西……”；而書 中那種濃重的陰鬱色彩，也給人壓抑多於振奮。
胡發表完個人的見解後，不知是否覺得譯者也有推薦原作的職責，筆鋒一轉 改採鼓勵的語氣，盼望讀者能「寬容」作者：
然而，我們在閱讀和欣賞文學名著時，既不應苛求作家，也不該囿於他的局限。
的確，霍桑本人有保守思想和神秘主義傾向．他的《紅字》也並非革命的教科書。
但如果我們讀了這部作品後，能夠看到舊制度的黑暗，並喚起變革社會的理想，
願意為更美好的人類命運去奮爭，不也是積極的嗎？
和胡允桓相反，姚乃強卻持不同看法，認為霍桑表現不俗，跳脫同類故事的 窠臼：
《紅宇》是霍桑的代表作。它以主題思想深邃、想像力豐富、寫作手法獨特而標 誌著美國長篇小說創作上的的一個重大突破。它集中表現了霍桑的思想與藝術特 色。
介紹完故事情節後，姚乃強表示霍桑的論述研究無法在譯序中一一說明，但 仍歸結作者的文風特色：
如許多批評家指出的，霍桑是一位思想上充滿複矛盾的作家……加之受家庭和社 會環境的影響，他在政治上採取了保守的立場。這種保守性還因受到他世界觀中
如許多批評家指出的，霍桑是一位思想上充滿複矛盾的作家……加之受家庭和社 會環境的影響，他在政治上採取了保守的立場。這種保守性還因受到他世界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