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積犯的特徵與類型

壹、原始的累積犯：以自然環境為保護法益

最早提出累積犯概念的是德國學者 Kuhlen，他在 1986 年與 1993 年時分別 發表了一篇文章，嘗試以累積犯的概念來解釋環境犯罪²²。由於環境破壞往往是 由小型汙染累積而成，單一的污染規模相較於環境媒體的廣袤和自淨能力而言，

通常小到可以忽視，因此既無實害亦無危險，然而若同類行為大量被從事，超過 某程度之後便會｢突然｣²³爆發災情，故作為累積犯的典型是相當容易想像的²⁴。然 而，環境法益雖可用累積犯的立法模式來保護，但這並不代表所有的環境犯罪都 是以累積犯的型態來規制。特定環境犯罪是否屬於累積犯，須分析構成要件後始 能得到結論。

一、德國立法例

（一）屬於累積犯者

德國刑法典第 324 條水汙染罪即規定：｢未經許可汙染水體或使水質惡化者，

處五年以下自由刑或併科罰金²⁵。｣從本條的規範態樣可看出，只要行為人的行為 會造成水質的不利｢變化｣（亦即往造成實害的方向累積），即便該變化自身尚未

22 Kuhlen, Lothar: Der Handlungsergolg der strafbaren Gewässerverun-reinigung(§324 StGB), in: GA 1986, S. 389-408; Kuhlen, Lothar: Umweltstrafrecht – auf der Suche nach einer neuen Dogmatik, in ZStW 105 (1993), S. 697-726

23 然而，本文認為環境法益的破壞不只是一瞬間、突然的（像盜採砂石造成土石流），若從另一 角度觀察，有時是循序漸進、在累積的過程中就能夠使一般民眾感受到環境的負面變化（例如水 質越來越髒、越來越臭）。文獻之所以在此要特別強調｢突然｣爆發，應該是為了和實害犯作區別。

至於累積犯和實害犯是否為不能兩立的犯罪型態，本文將於後深入討論。

24 鍾宏斌，前揭註 15，頁 251。

25 此法條翻譯引用自：吳耀宗(2000)，〈刑法新增第一九Ｏ條之一之研究〉，《警大法學論叢》，

5 期，頁 107。

導致人體健康的實害或危險，也在本罪的射程範圍內。德國學者認為，該條所指 的不利變化只要是對於水的生態機能影響｢非不顯著｣即可²⁶。首倡累積犯的 Kuhlen 則進一步認為：如果我們把該條的保護法益認定為｢水體的生態機能｣，

則無論是汙染或非不顯著的不利變化，通常都還不構成生態機能的實害，甚至連 製造出的狀態；｢危險性｣則是行為本身內含的特性。引用自：蔡蕙芳(2000)，《從危險理論論不 能安全駕駛罪》，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博士論文，頁 70。

罪。由此以觀，則此三條環境犯罪皆非累積犯之規定。然而，或許存有另一種解 釋途徑：將｢足以…｣的危險性要件放寬解釋，認定只要行為足以產生一定的累積 效果，而該效果在其他同種類行為的持續累積下將導致實害，即該當要件。如此 解釋下，這三條都會成為累積犯，雖有高度可能違反罪刑法定原則，惟在現代刑 法為了控制風險、不斷擴張刑罰適用的浪潮中，並非無法想像。

二、我國立法例

（一）普通刑法

我國亦有許多環境刑法的規定，但多數訂立於特別刑法之中。訂立於普通刑 法中的環境犯罪僅有刑法第 190 條之 1，其規定：｢投棄、放流、排出或放逸毒 物或其他有害健康之物，而污染空氣、土壤、河川或其他水體，致生公共危險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學者認為，立法者既然將公共危險此一危險狀態明訂於 條文之中，故本罪在犯罪結構上係為｢具體危險犯｣，須行為人之汙染行為須對不 特定或多數人之生命、身體、財產產生具體的危險結果，始有成立本罪的可能。

至於具體危險的判斷，則必須針對｢個別案件｣，考量行為當時所存在的種種客觀 情狀綜合判斷之³⁰。學者認為，具體危險犯的設計一來不足以宣示對環境生態利 益的重視與保護決心，因為若行為僅單純汙染環境、而未造成不特定多數人的生 命、身體、財產之具體危險，則不足以成立本罪；二來在行為與危險結果間的因 果關係的認定相當困難，故建議在犯罪結構上改採其他立法模式³¹。

30 吳耀宗，前揭註 25，頁 93。

31 吳耀宗，前揭註 25，頁 104。至於建議改採的立法模式為何，學者於文中僅提及客觀處罰條件 或抽象危險犯之運用，而未特別提及累積犯。

由以上討論可以得知，我國普通刑法雖有制定環境犯罪，但僅採取具體危險 犯的立法模式，而未採取累積犯之立法模式。惟在立法論上，或有論者認為應改 用累積犯之立法模式。

（二）特別刑法

１、屬於累積犯者

環境刑法在我國特別刑法中的數量相當繁多，且許多皆有被解釋為累積犯之 可能。例如水汙染防治法第 36 條³²、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48 條³³，皆未設計類似｢

致生公共危險｣等危險結果之要件，而僅須汙染行為超過主管機關訂立的標準，

就可能構成犯罪。於是，如果主管機關在設立標準時，著眼於單一行為的抽象危 險性，那該二條犯罪就屬於一般的抽象危險犯、而非累積犯。但若主管機關在設 立標準時，考量的是｢單一行為是否具有累積效果｣以及｢同種類行為累積後是否 會破壞環境｣，連結回構成要件後，該二條犯罪就成為了不折不扣的累積犯。

此外，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41 條第 1 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處六月以上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金：一、未具第 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³⁴之條件，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者。｣文獻指出，本條 的保護法益為｢生態法益｣此超個人法益³⁵，可還原為｢未來｣不特定多數人的生活

32 水汙染防治法第 36 條規定：｢i)事業無排放許可證或簡易排放許可文件，且其排放廢水所含之 有害健康物質超過放流水標準者，處負責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 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金。ii)前項有害健康物質之種類，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33 空氣汙染防制法第 48 條規定：｢無空氣污染防制設備而燃燒易生特殊有害健康之物質者，處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易生特殊有害 健康之物質及其空氣污染防制設備，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34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1 款：｢保育類野生動物應予保育，不得騷擾、虐待、獵捕、

宰殺或為其他利用。但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在此限：一、族群量逾越環境容許量者。｣

35 丁昱仁(2006)，《獵捕保育類動物之可刑罰性研究》，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頁 121-126。

利益³⁶。由於生態系中的生物間的弱肉強食在所難免、生物數量本有波動，且小 規模的生態系破壞尚得經由生物的繁衍本能自癒，故單一的獵捕行為無法破壞生 態系、亦不具有破壞生態系的危險性，只有在眾多獵捕行為累積發生的情形中，

生態系才有可能被破壞。由此可知，本條規定屬累積犯。

２、不屬於累積犯者

另一方面，在特別刑法中也有不以累積犯的立法模式來保護環境法益者。例 如水土保持法第 32 條第 1 項規定：｢在公有或私人山坡地或國、公有林區或他人 私有林區內未經同意擅自墾殖、占用或從事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之開發、

經營或使用，致生水土流失或毀損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設施者，處六月以上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下罰金。但其情節輕微，顯可憫恕者，

得減輕或免除其刑。｣構成要件的設計上，以｢致生水土流失或毀損水土保持之處 理與維護設施｣為要件，屬於具體危險犯或實害犯，而不屬於累積犯。

水利法則是以行政罰來規範累積危險行為，刑法規定則採取具體危險犯的立 法模式。例如水利法第 92 條之 3 第 4 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 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四、違反第六十三條之三第一項第四款³⁷規定，

棄置廢土或廢棄物。｣而同法第 94 條之 1 規定：｢有第九十二條之二至第九十二 條之五、第九十三條之二或第九十三條之三規定情形之一，致生公共危險者，處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36 丁昱仁，前揭註 35，頁 155-156。

37 水利法第 63 條之 3 第 4 款：｢灌溉事業設施範圍由興辦人劃定報主管機關核定公告後，禁止下 列行為：四、棄置廢土或廢棄物。｣

貳、演進後的累積犯：以人為制度作為保護法益

德國學者 Hefendehl 自 1996 年開始倡議，將累積犯的構想應用到環境犯罪 以外，初期未成風潮，但在 2002 年其專論《刑法中的集體法益》出版，對累積 構成要件的正當性做了深入論證之後，許多德國學者也開始採用其見解³⁸。他即 曾表示累積犯除了特別適用於環境犯罪以外，｢也適用於信賴法益｣³⁹。Hefendehl 強調，對制度的信賴，就只有｢信賴／不信賴｣的二分，說信賴多或少是沒有意義 的。只要信賴了，行為的決策模式就會全權交由制度角色，並無信賴程度大小的 差別。人有的時候雖然會對制度｢失望｣，但只要失望的程度尚未到達｢閾值｣

（threshold/Schwelle）或｢臨界值｣，亦即尚未從｢信賴｣跨到｢不信賴｣，那行為 模式就仍一模一樣。這是因為生活相當多變，人們只要判斷臨界值到了沒，就能 決定行為模式，至於臨界值兩側的系瑣繁雜變化都會被人們忽視⁴⁰。Hefendehl 便從信賴的此特性推論出，侵犯制度信賴的犯罪多是｢累積犯｣⁴¹。

41 鍾宏彬，前揭註 15，頁 265。Hefendehl 之所以特別強調信賴具有｢閾值｣或｢臨界值｣的原因，

是為了和實害犯作區分。本文在之後會對此推論提出質疑，先於此處預告說明：姑不論制度中個 人的行為模式是否真有 Hefendehl 所稱的｢閾值｣或｢臨界值｣，即便有，我們現在在討論的也不是

｢個人是否信賴制度｣層次的問題，而是｢社會制度是否被信賴｣層次的問題。然而，Hefendehl 並 未告訴我們，社會制度的｢被信賴／不被信賴｣是否也有所謂的｢閾值｣或｢臨界值｣。後文將詳細檢

｢個人是否信賴制度｣層次的問題，而是｢社會制度是否被信賴｣層次的問題。然而，Hefendehl 並 未告訴我們，社會制度的｢被信賴／不被信賴｣是否也有所謂的｢閾值｣或｢臨界值｣。後文將詳細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