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 年古巴革命所帶起的游擊旋風，成為 1960 年代第一世界激進派的精神 指標，激勵了許多年輕世代的叛逆者與異議份子走上街頭。在這當中，大學生 成為了當時西方國家一股新生的社會力量，而群起的學生運動在 1968 年達到了 一波高峰。美國的大學生紛紛投入了黑人民權運動、反(越)戰運動、言論自由 運動、反主流文化運動（嬉皮）及婦女運動等諸多社會運動，讓當時在美國的 台灣留學生體驗到有別於台灣島內政治氛圍的「騷動年代」。
相較於國際上的騷動，1960 年代的臺灣島內因為雷震案的影響顯得特別寂 靜。國民黨政府對雷震案的處理態度宣告了體制內的改革路線無望，島內有意 改變政治現況者，僅存號召人民起義這個選項。然而不管是蘇東啟案、彭明敏 案還是泰源監獄案皆以失敗告終，使得當時的反對運動呈現一片死寂的狀況。
與島內噤聲的政治環境相比，美國的台獨運動隨著留美學生的比例增加，於 1960 年代呈現蓬勃發展的狀態，並且在 1970 年聯合日本、加拿大及歐洲的台獨 團體組成「世界性的台灣獨立聯盟」，海外台獨的聲勢頓時如日中天。對此，國 民黨政府一改過去以「對匪鬥爭」框架來處理海外台獨運動的作法，於 1970 年 成立了專門因應台獨活動「安詳專案」，並且逐步發展出多套應對台獨組織的策 略。
1960 年代中後期的美國，深陷越南戰爭的泥淖以及日趨激烈的反戰運動。
為了使美國在美中蘇大三角的關係中找到突破口，美國打算採取聯中制蘇的策 略。然而隨著美中關係的改善，美中台之間的小三角關係也開始產生變化，台 灣問題勢必成為雙方在談判桌上的重要籌碼。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於 1970 年 4 月 18 日進行第五次訪美的蔣經國，背負著鞏固對美外交及維護聯合國地位的 重大任務。
面對蔣經國的訪美，剛完成全球整合的台獨聯盟以及剛興起的巴西台獨勢
第六章：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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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分別在美國的東西兩岸策畫了刺殺蔣經國的計畫。王文宏在美國西岸策畫 的兩場刺殺行動，因為沒有掌握確切的地點與時間資訊而以失敗告終。至於黃 文雄與鄭自才在美國紐約的刺殺行動，雖然沒有成功擊殺蔣經國，卻成為媒體 爭相報導的頭條焦點，震驚了當時的美國社會以及海外台灣人。
黃文雄、鄭自才兩人被捕後。台獨聯盟一方面在第一時間發出聲明，撇清 組織與刺蔣行動之間的關係。一方面成立「黃、鄭救援基金會」積極對外募 款，以求盡早將黃、鄭兩人保釋出獄。至於國民黨政府，在案發初期採取的主 要措施為：（一）討論將黃文雄、鄭自才兩人引渡回台的可能性（二）與美方協 商，試圖將案件導向對自己有利的方向（三）反制不利政府之輿論。黃、鄭兩 人保釋後，國民黨政府採取在本案判決前後保持緘默，並且對台獨運動者及台 獨組織進行多方打擊的策略。然而國民黨政府即使後來不想保持緘默，對於 黃、鄭兩人保釋後在美國的行徑也顯得無能為力。至於美國政府的動向，依照 目前現有的美國國務院檔案以及美國解密文件來看，美國政府基本上並沒有對 刺蔣案的審理加以干涉，而是以單純的刑事案件全權交由紐約州司法機構來處 理，以維持司法獨立。面對美國政府不干涉的態度，國民黨政府對於刺蔣案的 交涉幅度相當有限，頂多就是阻止台獨聯盟意圖推延正式庭審日期的程度而 已。
刺蔣案的審理直到 1971 年 5 月才正式結束。由於黃文雄在正式庭審之初即 自承有罪，因此整個庭審以鄭自才是否有罪為中心進行辯駁。在審問的過程 中，鄭自才與賴文雄企圖以放棄刺蔣的說法來撇清鄭自才與黃文雄之間的共謀 關係，但是這樣的說法並沒有被檢察官以及陪審團所接受。黃文雄與鄭自才兩 人最後皆被判有罪。值得一提的是，黃文雄、鄭自才、陳榮成以及賴文雄在審 理期間都有試圖宣傳台獨運動及其理念，不過紐約州法院在審理刺蔣案時極力 排除政治因素，禁止證人宣傳其政治理念。加以當時的媒體在庭審期間僅報導 黃文雄認罪的消息，使得台獨運動者在法庭上難以發揮。
黃文雄與鄭自才兩人在法院宣判罪刑前選擇棄保逃亡。黃文雄在友人的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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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下成功入境加拿大，踏上長達 25 年的流亡人生。鄭自才則輾轉從瑞士逃亡到 瑞典。一年後美國企圖將鄭自才引渡返美，鄭自才分別在瑞典及英國進行引渡 訴訟皆以失敗告終，最後在美國服刑一年多後被遣返到瑞典。在黃、鄭兩人棄 保逃亡的過程中，國民黨政府對於兩人行蹤的掌握顯得無能為力，大多僅能夠 透過美國政府或者國外媒體的報導取得相關資訊，對於不確定的消息來源更需 要曠日廢時的驗證。對於鄭自才的引渡審判，比起在美國審判期間頻繁與美方 交涉，國民黨政府在瑞典以及英國的審判顯得相當被動。至於黃文雄的部分，
國民黨政府更是無計可施，在其偷渡回台前呈現「放生」狀態。
刺蔣事件發生後，台獨聯盟雖然在協助黃文雄以及鄭自才兩人的交保上不 遺餘力，但是組織內部在處理的過程中產生了不少摩擦，種種紛爭導致台獨聯 盟成立以來的第一次分裂。此外，辜寬敏因返台與蔣經國密會遭到台獨聯盟除 名，以及彭明敏在擔任聯盟總部主席期間組織運作不如預期，讓原本聯盟分裂 的低潮困境更加嚴重。為了鼓舞士氣，台獨聯盟於 1970 年代走上暴力革命的路 線，並且於「美麗島事件」期間達到高峰。然而激進的革命路線不僅難以獲得 海外台灣人以及外國友人的支持，還引起美國聯邦調查局的關切。因此台獨聯 盟於 1980 年代開始轉向和平革命的訴求，以爭取大眾的支持。
在台灣政局方面，中華民國於 1970 年代面臨到失去聯合國席位以及與美國 斷交的外交窘境。面對這樣的狀況，於 1972 年接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進行了多 項政治改革，例如改善行政官僚的形象、增加台籍人士進入政治場域的機會以 及推動中央民意代表增補投票。面對島內的政治異議者，有別於過去的純高壓 手段，蔣經國改採取懷柔與高壓交互使用的策略。然而這樣的「開明」是有限 度的。不管是知識分子的建言或者是黨外勢力的訴求，蔣經國僅能夠接受體制 內的革新。一旦出現否定現行政治體制的言論或行為，蔣經國便會下令鎮壓以 穩固國民黨政權。因此蔣經國在 1970 年代的政治改革，僅僅是強人恩賜下的
「本土化」。台灣政治的「民主化」與「自由化」，直到 1980 年代末期才開始出 現一絲曙光。
第六章：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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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獨聯盟參與者的論述方面，本文分為三個部分討論。（一）刺殺蔣經國 的理由：王文宏與張燦鍙都有意打擊蔣家政權的統治結構。王文宏認為刺蔣的 同時能夠保護台灣免於核武競賽以及核能汙染的威脅，張燦鍙認為在美國的保 護下，台灣島內的反蔣勢力可以利用此契機推翻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完成獨立 目標。鄭自才與黃文雄則受到 1960 年代美國社會運動浪潮的影響，認為需要有 人做一些出驚人之舉，才有辦法喚醒台灣島內沉睡已久的反蔣力量。（二）刺蔣 事件的爭議：面對棄保逃亡的批評，黃文雄認為被美國司法判刑與被國民黨政 府判刑並無差別，都是受到獨裁政權的荼毒，且逃亡期間仍可在檯面下進行台 獨運動。鄭自才則表示應當將棄保逃亡看成是刺蔣事件的延續，並且認為以保 釋金的代價交換台獨運動的擴張是一件值得的事情。另一方面，鄭自才與陳榮 成之間因為做案手槍以及陳榮成出庭作證的問題而產生諸多糾葛。（三）對刺蔣 事件之評價：隨著時間的洗禮，台獨運動者們對於刺蔣事件的看法雖然各有定 見，但是對於事件本身多能夠給予正面的評價。至於事件中曾帶給海外台獨的 負面影響，則被多數人選擇性的淡忘，僅保留那美好的一面加以宣揚。
回到本文緒論提到的問題，刺蔣事件對於台獨聯盟、國民黨政府以及美國 政府三者的影響。首先，刺蔣事件對於台獨聯盟的影響甚深。紐約的槍響讓台 獨聯盟的聲勢達到高峰，但由於後續的處理不當，使得台獨聯盟分裂並且走上 暴力的革命路線。其次，刺蔣事件對於美國政府的影響有限，畢竟美國政府當 初採取不干涉的態度，以單純的刑事案件來處理。不過台獨聯盟後續採取的暴 力革命路線，使得美國政府的情治機構對於海外台獨投入更多的關注與戒心。
最後，刺蔣事件對於國民黨政府的影響難以評估。蔣經國回台後雖然在政治上 逐漸採取比較開明的作風，並且於 1987 年解除戒嚴。然而蔣經國本人對於紐約 遇刺的想法隻字未提，1因此無法斷定刺蔣事件是否有直接促使蔣經國進行政治
1 以王廣生的訪談為例「餐會結束，蔣經國乘著座車離開，經過中央公園，一路上全是荷槍實 彈的警察，車內氣氛異常安靜，一名同車的官員突然冒出話來：「報告副院長，你這種臨危不 亂、大仁大勇的精神舉世同欽！」卻又被蔣經國瞪了一眼。在車上，蔣經國從頭到尾沒有對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