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43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文利用 2006 年經濟部統計處「製造業對外投資實況調查」之資料，
以 255 家實際赴中國大陸及香港（西進）、東南亞國家（南向）投資之民 生工業廠商為實證對象，運用 Probit 模型進行實證分析，探討影響其西進 或南向對外投資之決定因素。本章將針對第五章所述之實證結果歸納結 論，並提出未來可能之研究方向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從「廠商特性與優勢」、「投資區位優勢」及「網絡連結關係」
等三個面向，探討影響台灣民生工業廠商南向或西進對外投資之決定因 素，根據研究結果的發現，歸納重點如下：
一、 就廠商特性與優勢而言，「海外事業製造及銷售自有產品」是影響民 生工業廠商西進南向投資的決定因素；當廠商擁有製造及銷售自有產 品的經營能力時，越傾向西進投資中國大陸及香港，此現象印證了 Dunning（1980）綜合理論中廠商專屬優勢的論點。至於「勞力密集 度高」、「國內事業規模大」、「海外事業為獨資組織型態」及「國內研 發經費投入比重高」四項變數，對於民生工業廠商選擇南向或西進對 外投資沒有顯著的影響，表示此四項廠商專屬優勢，並非影響其南向 或西進對外投資之決定因素。
二、 就投資區位優勢而言，「當地市場發展潛力大」、「語言溝通容易」及
「基本設施完備」是影響民生工業廠商西進南向投資的決定因素；當 廠商看好未來的市場成長潛力，想開拓新市場時，越傾向西進投資中 國大陸及香港，且因為語言溝通較沒有障礙，加上當地基本設施完 備，對投資有所助益，亦比南向投資東南亞國家更具優勢。而「利用 當地廉價充沛勞工」，對於民生工業廠商選擇南向或西進對外投資沒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44
有顯著的影響，表示此項投資區位優勢，並不是影響其南向或西進對 外投資之決定因素。
三、 從網絡連結關係而言，「配合國外客戶要求」是影響民生工業廠商西 進南向投資的決定因素，當廠商重視網絡連結關係，需要與上下游廠 商建立良好默契，於國外客戶瞄準中國大陸及香港市場時，會被要求 配合前往發展。
綜上，民生工業廠商決定在中國大陸及香港（西進）、東南亞國家（南 向）進行直接投資時，當廠商為建立上下游產品鏈結而「配合國外客戶要 求」對外投資，並利用當地「市場發展潛力大」、「語言溝通容易」及「基 本設施完備」等區位優勢條件，以其自身所擁有「製造及銷售自有產品」
的專屬優勢經營海外事業，會傾向選擇西進投資中國大陸及香港。
第二節 未來研究方向與建議
由於本研究資料來源是 2006 年經濟部統計處「製造業對外投資實況 調查」之問卷，廠商在填寫政府機關的調查問卷時，可能會隱藏本身的相 關資訊避免遭到政府注意，後續研究者應注意此因素。
受限於原始問卷的設計，無法針對政府的政策，如「南向政策」的影 響效果作探討；而且對於廠商的投資行為只能進行橫斷面的分析，缺乏跨 年度的資料，所以無法觀察同一樣本，在不同年度的變化，進而研究對外 投資行為的長期影響。由於本文的研究對象，僅包括實際進行對外投資的 廠商，未能進一步討論有對外投資與沒有對外投資的廠商之間的差異，因 此，未來若可將沒有對外投資的廠商納入觀察，或許對於影響廠商西進或 南向對外投資的決定因素能有更深入的瞭解，故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依 據上述問題作為未來研究發展的方向。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45
參考文獻
中文部份
丁雯靜（1997），《台商對外投資的區位選擇》，國立台灣大學三民主義研 究所碩士論文。
李文瑞（1996），「台灣中小企業之海外直接投資」，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第 二屆中小企業發展學術研討會，397-427。
何重慶（2007），《台灣製造業廠商對外投資區位決定因素之比較與變化》，
淡江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坤永、胡名雯（1997），「臺灣製造業對亞洲地區直接投資之決定因素」，
《企銀季刊》，20（4），17-30。
林惠玲（1997），《台商赴大陸投資決定因素之探討－紡織工業與電子電器 業之實證研究》，台大經濟系產業經濟研討論文。
林智傑（2003），《製造業海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決定因素之探討－以中 國、美國及東協五國為例》，東吳大學經濟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胡名雯、陳明園、江雅玲（2005），「台灣中小企業赴大陸投資傾向之比較 與分析」，《企銀季刊》，28（1），159-174。
高長、吳世英（1994），「台商與外商在大陸投資經驗之調查研究－以製造 業為例」，台北：中華經濟研究院。
高長、王文娟（1999），「大陸經營環境變遷對台商投資影響之研究」，台 北：中華經濟研究院。
黃兆仁（2003），「新南向政策下投資區位與策略之研究」，台北：行政院 經濟建設委員會。
陳柏榮（2004），《臺灣製造業赴大陸直接投資之決定因素》，台北大學合 作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忠榮、楊志海（1999），「台灣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擴張型與防禦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46
型的比較」，《經濟論文叢刊》，27（2），215-240。
陳建勳（1994），「中國大陸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之實證分析」，《經濟專 論》，150，台北：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
陳添枝、蘇顯揚（1989），「台灣對外投資的起因」，《台灣貿易與匯率問題 研討會論文》，341-351，台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康信鴻、廖婉孜（2006），「影響台商赴大陸投資額與投資區位因素之實證 研究」，交大管理學報，26（1），15-38。
游可欣（1998），《台灣製造業赴越南與東協五國投資之區位選擇因素》，
東吳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碧珍、陳添枝、翁永和（2007），《國際貿易導論（第二版）》，200-203，
台北：雙葉書廊。
蔡尚宇（2004），《台商赴大陸與東協海外投資額之決定因素與區位選擇因 素探討》，國立成功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蕭士堯（2002），《台灣廠商對外投資區位選擇與銷售策 略之研究》，國立 台灣大學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戴育祥（2000），《台商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分析－Conditional Logit Model 的應用》，國 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碩士論文。
魏啟林、陳厚銘（1996），「台灣廠商國際化進程與國際化網 路模式」，《企 銀季刊》，20（1），55-64。
英文部份
Buckley, P. and M. Casson (1976), “The Future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London: Macmillan.
Caves, R.E. (1971),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s: Industrial Economics of Foreign Investment,” Economica, 38, 1-27.
Caves, R.E. (1974), “Causes of Direct Investment: Foreign Firms’ Shares in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47
Canadian and United Kingdom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56, 279-293.
Chen, H. and T.J. Chen (1998), “Network linkages and Location Choice i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9(3), 163-190.
Chen, T.Y., Y. H. Ku and M.C. Liu (1995), “Direct Investment in low-wage and high-wage countries: the case of Taiwan,” in Edward K.Y. Chen, and Peter Drysdale, eds., Corporate Link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Asia and Pacific, 262-274, Pymble: Harper.
Dunning, J. H. (1973), “Toward an Eclec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Some Empirical Tes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1(1), 9-31.
Dunning, J. H. (1980), “Toward an Eclec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 Restatement and Some Possible Extens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 1-31.
Dunning, J. H. (2000), “The Eclectic Paradigm As an Envelope for Economic and Business Theories of MNE Activity,”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9, 163-190.
Galan, J. I. and J. Gonzalez (2001), “Determinant Factor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European Business Review, 13, 269-278.
Harrigan, J. (1995), “Factor endowments and the international location of production: Econometric evidence for the OECD, 1970–1985,”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39(1), 123-141.
Hymer, S. (1960),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ph. D Dissertation, MIT. (MIT Press,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48
Cambridge, MA, 1976).
Kojima, K. (1973), “A macroeconomic approach to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itotsubashi Journal of Economic, 14, 1-21.
Kojima, K. (1978),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A Japanese Model of Multinational Business Operations,” 84-121, London: Crom Helm.
Kuo, H. C. and Y. Li (2003), “Ａ Dynamic Decision Model of SMEs’ FDI,”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 219-231.
Li, Y. and J. L. Hu (2002), “Technical Efficiency and Location Choice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19, 1-12.
Makino, S., C. Lau and R. Yeh (2002), “Asset-Exploitation Versus Asset-Seeking: Implications for Location Choic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rom Newly Industrialized Econom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3(3), 403-421.
Tahir, R. and J. Larimo (2005), “Understanding the Strategic Motivations of Finnish Manufacturing FDIs in Emerging Asian Economies,” Asian Business & Management, 4, 293-313.
Vernon, R. (1966),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 ,”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0, 190-207.
Wheeler, D. and A. Mody (1992),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ocation Decision:
The Case of U.S. Firm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33, 57-76.
網站資料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http://www.dois.moea.gov.tw/
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http://www.moeaic.gov.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