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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筆者投身司法實務工作多年，深刻體會偵查貪污犯罪的困境，根據我國反 貪腐法制體系架構，主要以貪污治罪條例與四大陽光案法為主軸，其核心內涵 包括預防機制、罪刑化、國際合作及沒收不法利得等範疇，然在看似健全之法 律規範下，貪污犯罪情形似未見趨緩，涉案的官員層級又甚高，故經常被譏諷 反貪法制規範形同具文。儘管貪污舞弊手法推層出新，具有高度隱密不易發現，
且一旦被發現通常距離犯罪時日甚久，證據可能已被湮滅，犯罪所得多被隱匿，
不利於司法機關調查偵辦與定罪。其次，貪污案件類型時常遭遇的問題，以偵 查行受賄不法案件為例，難以證明彼此間的「對價關係」，致實務上難以操作，
從而貪污案之起訴率與定罪率不成正比。
有鑑於此，立法者參酌反貪腐公約與外國立法例，2009 年於《貪污治罪條 例》內增訂第6 條之 1 財產來源不明罪，採取入罪化之立法方式，並設有刑罰 罪責，正式成為我國國內法條文，但自立法以來於實務個案中從未引用，顯難 有立竿見影之效，為零起訴率之象徵性規範，遂於2011 年修正擴大犯罪主體適 用範圍，並提高刑罰至5 年以下有期徒刑，整體而論修法前後之構成要件，基 調大抵上並無不同，僅為技術性修正，惟從實務起訴或判決個案上，確實有明 顯增加本罪之適用，甚至有數起判刑定讞之相關案例，可供參照。
從諸多學理研究成過可知，本罪為我國刑事法基本原理原則，以及反貪腐 公約第20 條前段「在不違背內國憲法或法律制度」下之立法前提，本文以為，
本罪立法規範對象為具有公職身分之人員，亦即刑法第10 條第 2 項規定之公務 員，基於國家與公務員間存有特別法律關係，本負有較高服從與容忍義務，因 身分關係而涉及基本權利之限制，但前提是須有法律作為依據，且不得逾越比 例原則，以兼顧基本權利保護與公益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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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此，本罪屬獨立犯罪類型，根據條文文義解釋或立法理由，本罪所欲保 護國家法益的內容，係為確保公務員於「執行公務之純正性」或「自身之廉潔 性」，另實務見解則進一步提到，係為落實公務員財產申制度之行政利益保護，
在這樣的解釋脈絡下，致使法律上的定位不明，似乎模糊保護法益的焦點。其 次，貪污的目的在於獲取金錢或其他不正之利益，考量持有不明財產是一種動 態現象，在偵辦實務上不易查獲，爰學說對於本罪質疑的爭點，主要係針對違 反不自證己罪、無罪推定原則及舉證責任轉換等權益，即按社會通念可知，倘 公務員因涉犯特定罪嫌，檢察官於偵查中發現，公務員持有與收入顯不相當之 財產，不明財產來源有相當高的機率與貪污行為有關，若僅因偵查舉證困難，
而課予說明義務之責，顯然有違刑事法的基本原理原則，更甚有學說認為，恐 將導致寬縱犯罪的可能。
另一方面，所謂不明財產的計算基準，除公務員本人外，尚包含其配偶與 未成年子女，雖課予說明義務僅限公務員本人，但有可能衍生出不合理的窘況，
舉例而言，若其配偶因投注樂透彩券獲得頭獎，不願透露財產來源，導致公務 員本人未能善盡說明義務，而遭以刑罰予以處罰，或許前述舉例較為極端，惟 本文想要凸顯條文的構成要件，於邏輯解釋上存有的矛盾；至於實務見解，則 從貪污行為的角度切入，肯認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具有同財共居的親屬關係，
且互為法定代理人身分，對其持有財產來源應知之甚詳，從而負有對財產來源 提出合理說明之義務，卻忽略其配偶與未成年子女之身分，仍受憲法基本人權 所保障。
綜上，對比我國現行刑事法體系，從本罪立法結構觀之，涵蓋範圍有構成 要件該當、違法性及有責性，經過前述爬梳、整理及分析討論後，嘗試各種解 釋途徑，均不符我國憲法及法律制度基本原則，更何況本罪亦無法實質發揮有 效嚇阻，以及預防貪污行為的發生，反而有暗示性教學，公務員為避免達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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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的門檻，可將不法犯罪所得或不正利益，藏匿其他親屬或其他人頭的名下，
藉此規避說明義務之責任，換言之，檢肅貪污，澄清吏治之廉能政府，一直是 立法者亟欲追求的施政願景，期盼藉由刑事立法政策及行政制度，達到「防貪 懲弊」之效果，殊值肯定與鼓勵，惟仍應兼顧立法規範的妥適與完整。
職是之故，本文以為財產來源不明罪或存有刑事政策之需，惟相較於憲法 保障基本權而言，即便在立法規範為前提下，一旦侵犯行為人之刑事訴訟的權 益，均不得逾越比例原則。況本罪前階段行為，將不明財產擬制為不法收入，
轉嫁舉證責任後，再以構成要件「未善盡說明義務」為理由構成本罪，似有立 法不當之嫌。又根據實務見解，其說明義務僅須達「釋明」程度即足，至於取 得持有財產之原因事實或法律關係，則非所問。但本罪的危險之處在於，一旦 司法偵查無法證明貪污之對價關係，轉而要求行為人履行說明義務，猶如主動 提供司法後續偵查方向，造成自陷囹圄的危機，恐實質牴觸我國刑事法原理原 則之虞，衝擊刑事法制體系的安定性，爰本罪顯有不當立法應檢討刪除或修正，
以符合反貪腐公約規範意旨。
就此以觀，本文建議本罪未來修法方向或其他替代性對案，第一，前述運 用相當篇幅分析與討論，嘗試從學理或實務見解的角度，窮盡任何可能解釋，
最終仍無功而返，唯有立法刪除本罪，方屬適宜；第二，以公職人員財產申報 制度為基礎，強化行政管制應有作為，並參酌美國法妨害司法罪章之不實陳述 規定，以落實「先行政後司法」調查的互補模式；第三，擴大不明財產利得擬 制沒收規定，納入貪污治罪條例第10 條沒收規定，以澈底剝奪行為人坐享犯罪 所得，遏阻貪腐行為。文末，希冀藉由本文嚴謹討論後，能夠為我國刑事法制 政策，略盡棉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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