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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言
一、研究動機
(一)法律與文學
法律與文學的定位相當模糊：文學的本質即為虛構，連一向被視為紀實類的 散文，都有可能因為文學的要求而扭曲。如欲由文學瞭解不同時代法律組成與現 象，尚需以史料或社會現況驗證文學作品的記載是否為真。依此，單以文學作為 史料或是探討社會構成的素材，相當危險。即使現代許多文學作品與各個學科相 結合，但是文學的作用為何，耐人尋味。以下，筆者僅就文學在法律的角色，略 述現今人們如何探討法律與文學的議題。
至今納有法律的文學作品，因為對法律的使用與想像不同，存有不同的使用 樣態：或有直接批判法律者，如狄更斯(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的《荒涼山 莊》；亦有僅以法律為闡述意旨媒介者，如皮藍德婁(Luigi Pirandello)的〈格臘內 拉的房子〉；也有像理查‧波斯納(Richard A. Posner)所言，法律作為理性與架構 的背景，僅是為了襯托書中人物心中的慌亂者等等，不一而足。1
要如何探究這些文學中的法律？單從理論而言，有如波斯納在《法律與文學》
一書所言：
批評家柯林斯‧布魯克斯(Cleans Brooks)描述詩人的一段話，同 樣可以拿來描述偉大文學作品的作者：「詩人經常把自己所處的時 代中的人類所遭遇的困境，和人性世世代代的普遍性特質聯繫在一 起。他對某一個情境的看法，不論多麼尖銳而直接，必然承襲了一
1 理察‧波斯納[著]，楊惠君[譯]，《法律與文學》(臺北市，商周出版：2002)，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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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流傳已久的觀點」……這個運動(筆者註：法律與文學的結合)的 主要貢獻是在於闡釋法理學的議題，而不是瞭解和改善法律的操作 面，對制定法或憲法的解釋也沒什麼幫助，更無法引導法律學者、
法官、和其法律人士解決當前美國法律所面對的迫切性問題。2
這段話將文學中的法律皆溯源到法理學的方式，筆者認為失之空泛。簡易言之，
法理學所為者，即是價值觀的展現，無論是否為自然法，背後皆能追溯到某種基 本預設；文學也是價值觀的展現，對事物的想像無論為何，背後亦涉於萬物的假 設。筆者認為，與其禁錮於「法理學」一詞，不如廣泛的探討它背後對整體秩序 的想像。既此，可得者不止是法律，而是作者對世界的認知與想像；亦回應到引 文中柯林斯‧布魯克的主張，這些都是時代潮流之下加諸於個人的產物。法律「或 許」代表整體意志，文學中的法律，更是作者筆下的法律詮釋，無可脫離個人的 意志與時代相結合的結果。
相對的，即使個人極為私密的寫作亦脫不了社會的連帶關係。如董啟章所言：
一個人縱使是最私隱的日記式書寫，甚至不讓任何人讀到，他之 所以會「寫日記」這行為本身，他對日記這體裁的種種預想、他所 寫的日記的思想與感情模式、以及其修辭習性的塑成，也是基於 一種集體的、帶有歷史發展和社會條件的文化實踐模式。3
我們不能以文學中的法，因帶有反映社會的成份，就忽略其中的個人性；亦不能 因為文本中的要素極為個人及私密，就忽略其社會性。這兩者，總是或多或少出 現在文本之中。此現象不只限定在文學當中，即使是純粹的法學論文，亦無可避 免的摻有作者的終極關懷。
此外，波斯納的行文較像探討「文學中的法律」。依此觀之，如果想要探討 文學中的「法律」，則需以法律的理論，直接套用在文本中的法律呈現之中，這 種現象或可言道：因為是從「法律」出發，所以脫不了法律霸權的陰影，所有的
2 同上註，頁 48。
3 董啟章，《在世界中寫作，為世界而寫》(臺北市：聯經出版公司，2011)，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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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皆以法律是否成立為主。但筆者認為，這樣的詮釋形式，失去文學的意義。
另外，如張麗卿的文章，將文學當作案件事實，探討現行法如何適用於這些 事例之中；無獨有偶，林東茂在《刑法綜覽》裡面，也採用同樣的方式，以現在 法律檢視小說中的事例，將產生何種法律效果。這樣的寫作方式可以想像的是：
在同一事實的情況，可能可以瞭解有何種不同的動機。以努斯鮑姆(Martha C.
Nussbaum)的話來說，即是：「要求我們關注自身的同時也要關注那些過著完全不 同生活的人們的善的倫理立場。」4
於此，文學總脫不了輔助的性質，更甚是將文學置於相當低下的地位，可有 可無的存在。如果只是將文學當作事實，如藉由真實發生的事件為基底，可能更 具體且更具真實性。
筆者認為，法律的本質還是法律，文學的本質還是文學。縱然沒有人說得清 楚何謂文學的本質或是法律的本質，但並非重要──他們背後皆牽涉「想像」。 林東茂在〈法律與文學〉中，認為法律與文學最大的差異在於前者是社會科 學，後者是人文學科；5唯筆者認為，只要是「由人所創設者」，無論是科學、社 會科學以及人文學科，背後都有價值觀與終極關懷。以文學而言，西方文學在文 藝復興後，把關注的對象轉為「人」；法律亦是，西方法學的終極關懷一向在與 人深刻聯繫的正義。
人，在西方的潮流之下，一向是各個學科的最終關懷對象。筆者認為，在法 律與文學的討論中，無論側重法律，抑或側重文學，皆不可忽略的是「人」與世 界對話時面臨的處境。筆者欲從探討文本中的法律形態出發，它或許對應真實可 能的法律制度、法律意圖、法律思想，終極關懷還是在於作者欲藉法律形態表達 的議題，也是筆者聚焦的重點。真的要說，當文本之間的模糊性日趨模糊的同時，
即使出發點有異而致不同的假設與呈現，文學與法律的界線並不截然畫分。何以 法律不能當作文學視之，文學又不能當作法律視之？
4 瑪莎‧努斯鮑姆[著]，丁曉東[譯]，《詩性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頁 7。
5 林東茂，《刑法綜覽》(臺北市：一品，2004)，附錄二，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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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筆者欲藉卡夫卡(Franz Kafka)的《審判》與其他作品，以相異於固有 的論述形式，發展出不同的法律與文學，探討法律與文學的交錯。
(二)卡夫卡
無疑的，卡夫卡是二十世紀重要的作家。有人說他是存在主義中最重要的小 說家、也有人說他是現代主義、甚或是後現代主義最重要的作家。評價性的語言 不足以倚，只是這三家流派在筆者看來，具有連續與重合性。
卡夫卡除文學成就極高之外，因身為法學博士，並以保險公司的律師為業，
依此可知他具深厚的法學涵養；法律當是他岌岌經營又心得頗深的學問。不言可 知者，卡夫卡對法律有他的主觀認識以及想像，無論是一開始的學理，到後來的 實務浸淫，以法律視事的傾向難以避免；加之小說中多以法律為媒介，撰述意欲 呈現的議題。依此，法律在他的作品裡，即使看似胡言亂語，亦支撐卡夫卡對法 律的想法與觀察。
探討卡夫卡文學的法律傾向，至此即成為一門顯學，幾近只要有法律與文學 的課程，無一例外的討論《審判》一書。據載，卡夫卡之所以選擇法律為職業，
是因為他不想讓文學變成賺錢的工具：
的確，當選擇職業的時刻來臨時弗朗茨要求他的工作必須與文學無 關，否則他就會認為是對文學創作的一種貶低。6
工作與文學無關，那文學是否又應與工作無關？兩者之間並非同樣的命題。只 是，文學納入法律，只能代表法律已經成為他人生價值無可取代的一環，尤其是 罪的概念。且先不論文學作品，即使是在他的書信以及日記，也都提到罪與法律；
大多數並不是國家法律制度底下所產生的法律與罪，而是自我內化渴求所產生的 缺失。筆者並不清楚此與他猶太人的身分是否有關，畢竟上帝在每個人身上加諸
6 馬克斯‧布羅德[著]，湯永寬[譯]，《卡夫卡傳》(臺北市，麥田出版：2000)，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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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罪；但是對宗教的不瞭解，也造成筆者與卡夫卡之間的隔閡。
只是，相較於基督教不重視戒律而在乎「愛」的觀點看來，舊約顯現各式不 同的法律，或應該說是以道德文本的律條。有論者認為卡夫卡作品中追尋的即為 上帝──但遍尋不著。這個觀點筆者認為自有可取之處，但是不變的是，他們都 是在探討法規範背後的價值，但是悉無所獲；宗教與法律在卡夫卡的筆下，亦緊 密相扣。
此為卡夫卡作品的開放性。有以法律視之；有以宗教視之；有以人生處境視 之；有以心理學視之；有以權力運作視之；有以愛情觀視之；有以存在主義視之；
有以現代主義視之；有以後現代主義視之；有以卡夫卡的家庭關係視之，不一而 足。依筆者的能力與文章的篇幅，無法逐一探討。但亦因此特性，給筆者極大的 詮釋空間；很難說有什麼是絕對錯誤的詮釋方式，只能說難以盡善。不論以何者 角度切入，如同前文筆者於法律與宗教兩者的依存關係，這些關係背後皆指涉束 縛。社會身為整體，人不僅在與社會中的互動劃出自己與世界的距離，同時也確 立自我。任何人或體制都像刮刀一樣，東割一片西切一點，漸漸在石頭上劃出人 的「自我」。
卡夫卡在形塑自我的過程中，感受到束縛感，有人、有社會的場域，即存在 顯然或隱然的法律，也就是權力關係。意欲掙脫或是背離的卡夫卡，自然就在與 不同人的交往中，感受到罪：面臨的盡是指責。這個現象在他的作品之中盡皆可 數，筆者在探討文本的同時，會討論到這個現象。從這點出發，與其說卡夫卡的 作品中盡是法律，不如說他藉由法律的書寫，道盡在世界中面臨的處境──法律 與他的人生密不可分，成為他認識世界，並且體認世界的具體呈現。
對小說拋出的議題，即如村上春樹所言：
為了創造好的故事，小說家該做的事，極簡單說，不是準備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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