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資訊爆炸時代，資訊扮演的角色越發重要。一方面，人們嘗試探索資訊的生 產、發展和傳播規律，希望能更有效更明智的在工作和生活中使用資訊。另一方 面，知識經濟的興起也使得以資訊處理為核心的機構和行業蓬勃發展。由此，以 資訊作為研究主題便成為一個越來越重要而且與時俱進的熱點。在眾多與資訊有 關的服務中，智庫是一個獨特但不顯眼的存在。它每天都必須處理各種各樣的資 訊，同時也在生產、傳播與解釋資訊。可以說，資訊是智庫的生命線，它既維繫 智庫生存也發展智庫的威望和影響力。
雖然說智庫與資訊緊密相關，但在圖書資訊學領域以智庫為對象的研究仍然 十分稀少。在一定程度上，智庫其實與圖書館十分相似。他們都需要處理龐雜資 訊，也擁有對外服務的諮詢功能。本研究以北京一間民間智庫作為研究對象，以 它的出版物與社會議題的關係作為研究切入點，希望能增加對智庫認識以及補充 圖書資訊學領域一個新的研究視角。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提到智庫，人們總覺得他們比較神秘。他們給外界的印象大致是一批擁有不 同學科背景的知識精英集中在一個地方進行各種各樣的課題與項目研究，不時在 媒體曝光、發佈他們的研究成果。對於這樣一個看起來與大眾生活沒有直接關係 的特殊群體，實際上在關鍵時候總會出現他們的聲音和他們製造的話題。他們的 一舉一動其實吸引不少研究者的注意。研究他們，既可以對其去魅，也突顯強調 知識競爭和國際交往當下智庫的作用。
追溯智庫的起源，關於它最早以什麽面貌出現雖然有很多說法，難以取得共 識，但可以肯定這個概念產生於 20 世紀 40 年代，應用於戰時規劃與部署。此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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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和人際交往的發展，逐漸出現一批全球聞名的政策研究機構。因為它的 歷史尚未超過 100 年，學界對於智庫的研究還處於初級階段，因此有各種各樣對 智庫的理解和解釋（徐曉虎、陳圻，2012a）。本研究認為正因為智庫出現歷時尚 短，恰好給予後來者對智庫進行研究提供了動力和條件。
到了 21 世紀初期，智庫的發展出現了明顯的特徵。雖然美國智庫依然作為 智庫的廣泛代表存在於學界視野，但可以看到開發中國家也開始重視運用專業知 識進行理性和民主決策。由此，智庫在全球各地開花。因為當地的歷史和文化傳 統不同而帶有不同的特色和面貌(Pautz, 2007；Silva, 2013)。同時，各地智庫也開 始廣泛合作和交流，不僅互派研究員進行研究，也出現了在當地設駐點和跨國智 庫的新形式(Kostić, 2014)。
具體到智庫本身來說，一直引人注目的是研究國際關係和戰略的外交智庫。
他們從戰時出現到戰後依然發揮巨大作用。但是在今天，國際關係雖然還是政府 決策的重點，但已不是唯一考量的地方。袁劍（2012）認為國家和國際關係格局 越來越受到非外交因素的影響，而各國政府在應對社會事務上顯得「捉襟見肘」。 因此需要各方面各層次的智庫提供建議和方法。就社會問題而言，中國研究國內 問題的智庫做得不夠。
智庫除了研究政策和問題外，其自身也成為進行某項研究和觀察的視窗。在 20 世紀 80 年代出現的中國「第二代智庫」開始引起西方學者的注意，透過這些 智庫，分析家可以觀察中國通常不透明的決策制度(Tanner, 2002)。在今天，中國 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未來走向逐漸成為全球觀察和研究的重點。因為 中國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的不確定性，以及現今領導人倚重智庫的專業知識，對 於智庫的觀察和研究無疑多了一個研究中國的有價值視角。
最後，從中國自己對智庫的要求來說，自 2006 年召開的中國第一屆智庫論 壇第一次對外公佈十大著名智庫，到 2013 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加 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諮詢制度」（朱書緣，2015）。可以預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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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未來將對智庫決策和諮詢更為重視。針對目前官方智庫在國際上的影響力不 大、無論質量還是數量遠遜於美國的實際情況，政府將會對智庫的能力和知名度 提升有更大舉措，而官方（半官方）智庫和民間智庫也會因行政力量和社會成熟 產生各自不同的變化。何況，民間智庫往往被看作是公民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McGann, 2012)。可以說，智庫研究是一個有潛力的主題。
綜上，研究中國智庫有助於外界瞭解充滿不確定性的中國，進一步釐清智庫 研究尚未解決的爭論和瞭解中國官方智庫和民間智庫的情況。對於這樣一個重要、
有趣的題目可以研究的點很多，相信能給學界智庫研究給予參考和啓發。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關於智庫，可研究的角度很多。從翻閱的中英文文獻來看，一方面就智庫自 身而言，從整體角度和少數案例圍繞它的定義、功能、特點、角色、運營、管理 和影響力的文獻很多，而且當中有些主題是可以持續討論的，比如一直在更新、
拓寬的「定義」和各種各樣測量影響力的方法（陳升、孟漫，2015)。另一方面，
跳出智庫，討論智庫和其他事物的關係，實體的如媒體(Rich & Weaver, 2000)和 政黨(Pautz, 2013)，抽象的如地區政策治理(Wells, 2012)和全球治理(Barnes, 2015) 等。全球範圍而言，對美國智庫的研究佔據了主流。
當範圍縮回中國，則無論中文學界還是英文學界，討論中國的官方（半官方 智庫）還是最多，民間智庫則相對過少。雖然學界普遍看好民間智庫的作用和前 景，但都認為其發展遠遜於官方（半官方）智庫，而且最終還是需要政府對它的 態度改善和社會力量成熟才能壯大。這將是一個值得長期觀察的過程。
以西方界定的智庫概念來看，民間智庫比官方（半官方）智庫、大學附屬研 究所和市場運作的諮詢公司更符合獨立和中立的特點。因此，本研究選擇一個從 2011 年開始追蹤關注並二度進入機構內實習的民間智庫——「傳知行社會經濟 研究所」（傳知行）作為瞭解民間智庫這個特殊群體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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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庫最寶貴的是他們的思想產出（研究成果），但是一般人並不瞭解這些結 論和成果是如何產生的。人們可能僅僅通過他們的傳播管道知道，但無從判斷這 些觀察和結論可不可信，無法確定他們的預測。對於民間智庫來說，選擇他們的 研究與社會議題互動這一個面向來觀察，有助於一般人知曉他們的研究和主張除 了與研究員學科背景和機構宗旨有關之外是如何得出的。這可以讓缺乏人才、資 金、資訊和社會關係的民間智庫爭取民眾的支持和信賴。因為即使民間智庫暫時 無法影響決策者，還是可以說服民眾支援他們的主張。民意是影響決策者的重要 力量。民間智庫既可籍民意影響決策者，也可籍民意擴大自身影響力。
那麼，以什麼來具體化本研究題目中的社會議題呢？以系統功能語言學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觀點視之，文本同時具有觀念的（ideational），人 際的（interpersonal）和文本的(textual)三種功能。它同時表現物理(physical)，社 會(social)和精神(mental)世界的方面,扮演(enact)社會事件裡參與者之間社會關 係和參與者的態度，慾望和價值(Fairclough, 2003)。
本研究因此選擇新聞文本（媒體報導，讀者投書和微博）作為社會議題的代 表。雖然在社會建構主義者眼中，世界是被建構出來的，而文本也無法精確再現 世界本來的樣貌(Hyland, 2009)。也就是說，新聞媒體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社會真 實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話題。無可否認的是，媒體還是告知公眾資訊不能忽視的管 道以及媒體文本中出現的社會事件也是社會真實的一部分。
智庫的研究主題無疑具有現實針對性。當媒體反映社會議題或事件時，本研 究希望探討在智庫宗旨和研究員學科背景之外，研究員是如何設定研究主題的。
基於這個研究目的，本文研究問題如下:
1. 智庫研究員在研究主題選擇上與媒體報導的議程關係為何？
2. 能被研究員/機構選作分析對象的社會事件/話題呈現什麼面貌？
3. 研究員的研究論述與媒體陳述、大眾（評論、微博）普遍認識有什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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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對象的限制
本研究選擇一間研究者曾二度進入實習、規模不大，成立時間只有 7 年且目 前已關閉的北京智庫作為研究案例，僅能給中國獨立智庫的研究作參考。
二、研究樣本的限制
此處的樣本有兩種，其一是媒體文本。在缺乏專業新聞資料庫前提下，本研 究選擇百度新聞數據庫網站（http://news.baidu.com/）進行新聞文本的蒐集。需 要指出的是，不同於數位報紙資料庫，百度新聞網站無法囊括所有在中國各地發 行的紙本報紙的數位版，但有各種各樣轉載、採編的資訊網站，所以網站類新聞 佔據了很大比例。同時，每一則新聞都是以網頁的形式呈現，因而很難判斷網頁 新聞是否自成一則還是屬於專題新聞的一部分。因此，本研究傾向將網頁新聞看 作單獨一則新聞，將由媒體或大型入口網站製作的專題新聞看作由多篇新聞組成 的一則深度報導。如此，使用專門新聞資料庫統計的新聞和從百度新聞數據庫統 計的新聞在數量上和體裁會有很大差別，但是本研究的重點不在於數量，而是頻 率，即關於某主題的每天平均新聞數量來衡量該主題的熱度。
其二是《學術通訊》。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有很多數位出版物，本研究僅 選擇其從 2010 年 3 月出版到 2014 年 10 月的《學術通訊》為分析對象，不涉及 其他研究刊物。
其二是《學術通訊》。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有很多數位出版物，本研究僅 選擇其從 2010 年 3 月出版到 2014 年 10 月的《學術通訊》為分析對象，不涉及 其他研究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