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臺灣近代史上，日本統治時期引進之近代化知識和技術，無疑是促使臺灣 走向近代的主因之一，尤其交通建設，帶動臺灣的經濟發展，進而影響臺灣社 會與文化。1相對於第二級產業，第一級產業裡，臺灣總督府以農業為中心，針 對米、糖進行改革。以稻作技術為例，中國傳統社會以農為主，漢人將中國南 方式精耕細作的水稻經營方式傳入臺灣後，因應臺灣環境發展出本土種稻技 術，進而取代原住民順應自然的稻作經營法。2日本來臺後，在既有基礎上，引 進具有集約、良種、多肥等特色之「明治農法」，並透過稻種改良、化學肥料之 施放、農耕技術之改變，以及水利工程之建設，展開綠色革命，結果不僅提升 稻米產量，並影響臺灣農業和貿易之生產結構。3相較於此，臺灣森林資源豐 富，但多以砍伐和利用為主，其中特產樟樹自 1860 年代起，因應賽璐珞
(Celluloid Nitrate)工業之興起，使得臺灣樟腦地位逐漸重要，但也造成樟樹漸遭 砍伐。4總之，日治以前對於森林以利用和砍伐為主，並未整體性地規劃森林資 源之運用，無怪乎臺灣總督府林務課長賀田直治將此時期稱為「漠然的狀態」，
5相較農業，台灣總督府為何及如何在此「漠然的狀態」下推動造林事業？實為 值得探究之課題。
所謂「造林」係指「透過自然更新或於樹木無法正常生長的土地上種樹，
俾以製造森林」6藉此，可持續獲得所需之森林資源，並維持生態平衡，乃森林 經營中不可或缺之一環。人類傳統社會中，已經因應不同目的開始造林，例如 十八世紀中國為了抵禦外族，中國在北部邊疆造林，7或者在南部造林並種植農 作物以持續供應糧食與木材。8然而，透過調查了解需要造林之樹種以及適合造 林之地，並且運用近代林學研究樹種特性及其適合之造林技術，則始於近代。
若溯其源頭，可追溯自近世歐洲。15、16 世紀由於地理大發現及民族國家興
1 詳情可見，蔡龍保，《殖民統治之基礎工程：日治時期臺灣道路事業之研究》(臺北市：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2008)。
2 有關臺灣稻作技術之建立與發展，可見蔡承豪，〈天工開物：臺灣稻作技術變遷之研究〉(臺 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9)，頁 162。
3 Carolle Carr, Ramon R. Myers, “The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 : The Case of Ponlai Rice,1922-1942,”Rick Shand ed., Technical Change in Asian Agriculture (Canberra :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28-50.
4 詳情可見，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臺北：聯經，
1997)。
5 賀田直治，《臺灣林業史》(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17)，頁 1-8。
6 亞拉貝(Machael Allaby)，《牛津植物學詞典》(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0)，頁 10。
7 詳情可見邱仲麟，〈國防線上：明代長城沿邊的森林砍伐與人工造林〉，《明代研究》，第 8 期 (臺北，2005.12)，頁 1-66；邱仲麟，〈明代長城沿線的植木造林〉，《南開學報(社會科學 版)》，3 期(2007.5)，頁 32-42。
8 Nicholas K. Menzies., Forest and land management in Imperial China, (New York, N.Y. : St.
Martin's Press, 2004), pp10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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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864 年英國聘請普魯士王國的林務官員 Dietrich Brandis 擔任印度的森林監理 官(Inspector General of Forests in India)，1878 年甚至於德拉敦(Dehradun)創辦帝 國森林學校(Imperial Forest School)培育林學人才，進而推動造林以供應母國所 需，成功的管理方式也影響英國自身。14不僅歐洲及其殖民地，其他國家也受
9 Michael A. Williams, Deforesting the Earth : From Prehistory to Global Crisis (New York : Longman, 1996), pp. 168-209.
10 1699 年法國路易十四發布「森林法」，管理法國森林以合理經營並利用，進而針對荒廢林地 實施造林，但由於仍存在領主地、教堂地、共有地等舊習俗，故無法有效劃分林地所有權。
1789 年爆發法國大革命後，重劃林地所有權才解決問題。然而，伴隨對森林之重視，法國也 出現博物學者，並針對造林方式引發論戰。此時，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在位期 間設立之森林學術機構所培育之林學人才，逐漸重視法國造林學中的實用派，於是將其所學 運用於法國森林，結果也造成雙方學術相互交流。相關研究可見，Tamara L. Whited, Forests and Peasant Politics in Modern France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c2000), pp. 26-34.
11 Scott, James C, Seeing like a state :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c1998, pp11-13。
12 Henry E. Lowood, “The Calculating Forester: Quantification, Cameral Science, and Emergence of Scientific Forestry Management in Germany,” edited by Tore Frängsmyr, J.L. Heilbron, and Robin E. Rider, The Quantifying spirit in the 18th century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p 315-342.
13 Nancy Lee Peluso ,Rich Forests, Poor People : Resource Control and Resistance in Jav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52.
14 Gregory Allen Barton, Empire Forestry and the Origins of Environmentalism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N.D.G.James, A history of English Forestry(Oxford : Blackwell, 1981), pp.189-206 ; Jan Oosthoek,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scientific forestry in Britain,” from http://www.eh-resources.org/colonial_forestry.html, 徵引日期 2011/04/22. 張家綸，〈評介《大英 帝國森林與環境主義的起源》〉，《臺灣師大歷史學報》，45(臺北，2011.6)，頁 253-262。
15 根岸賢一郎、丹下健、鈴木誠、山本博一，〈千葉演習林沿革史資料(6)：松野先生記念碑と 林学教育事始めの人々〉，《演習林》，46(2007.1)，頁 60。
16 十七世紀秋田縣為了涵養水源、保護樹木而進行造林，但一開始民眾並不配合。迄至十八世 紀發生大水患，當地人民生計一時陷入困境，故開始出售木材以維持生活。結果樹木量漸趨
3 位。自玉木冰期23結束後，臺灣植被逐漸朝樟殼群叢林帶(Lauro-Faganceae Association)演進，最終演化成以樟科(Lauraceae)和殼斗科(Fagaceae)植物為主的 樟殼群叢。24是類植物叢主要分佈於亞熱帶和熱帶地區，而臺灣正處於此氣候
減少，俾使政府重視該問題進而再度實施造林。詳情可見，Conrad Totman, The origins of Japan Modern Forests:The Case of Akita (Hawaii:University of Hawaii, 1985)；山國地區的研究 可見本吉瑠璃夫，《先進林業地帶の史的研究：山國林業の發展過程》(東京：玉川大學，
1983)，頁 268-319。
17 時針對森林、防沙林、行道樹、建材、荒地進行造林，可見山口隆治著，《加賀藩林制史の 研究》(東京都：法政大學出版局，1987)，頁 78-92；山口隆治著，《加賀藩林野制度の研 究》(東京都：法政大學出版局，2003)，頁 141-157。
18 日本較有名的林業經營地區例如吉野和尾鷲，其皆係土井本家經營。成田雅美以和歌山藩的
20 可參見 Conrad D Totman, The green archipelago : forestry in preindustrial Japan, pp.116-148；德 川宗敬，《江戶時代に於ける造林技術の史的硏究》(東京市：西ケ原刊行會，1941)。 集》(台北市：自然生態保育協會，1987)，頁 12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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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臺灣，約有 12 屬 56 種 4 變種的樟科植物，其與殼斗科植物，成為臺灣 熱帶和亞熱帶常綠闊葉林中的主體，而樟樹為其中之一種。就分佈上來說，樟 樹主要生長於日本南部、臺灣、中國南方和東南亞一帶，在臺灣又集中分佈於 中北部，其中，北部 1200 公尺以下，中部 1700 公尺以下，南部 2000 公尺以 下，東部 1000 公尺以下均可生長。就生長條件來說，由於樟樹幼年時是需在適 當庇蔭之處生長的陰樹，成長後逐漸轉變成需要日光照射的陽樹，因此生長於 面南的山谷；至於土壤方面，則要求濕潤肥沃、中性的砂質土壤。25就利用來 說，主要分為兩類，其一，由於樟樹本身具有之特殊氣味可用以防蟲，故常用 以作為雕刻、家具和建材；其二，從樟樹提煉之樟腦可用以作為賽璐珞工業的 主要原料，且根據腦量程度，又依次可區分成本樟、芳樟、油樟和陰陽樟。其 中腦量最多的本樟又主要分佈於臺灣和日本。26換言之，臺灣樟樹在全球植物 生態分佈中具有獨特之位置。
由於樟樹之獨特位置，故 19 世紀需要樟腦作為原料的賽璐珞工業興起後，
臺灣地位更加重要，甚至左右了世界的樟腦市場。1895 年統治臺灣後，臺灣總 督府即將樟腦視為重要之森林富源。其不僅於 1896 年發布「國有林地及樟腦管 理規則」管理臺灣森林(按：原「官有林野及樟腦製造業取締規則」)，27且為取 得樟腦，推動了理蕃政策，誠如藤井志津枝所言「對於臺灣山地，日本也是在 殖產興業的前提下，以『合法』的手段來奪取臺灣先住民的土地財產和樟腦利 益，而此一過程即為理蕃政策的重點。」28是以不同於其他樹種，樟樹具有日 治初期臺灣林業政策之特徵：樟腦和理蕃。其次，日本自江戶時代起開始種植 樟樹，且與臺灣相同，亦因賽璐珞工業之興起而逐漸受重視，明治維新後日本 仍持續種植，甚至於 1894 年由商務省山林局委託東京農林學校畢業的白河太郎 撰寫《樟樹論》作為種植樟樹之參考，故已累積一定之知識。在此基礎上，臺 灣總督府如何將既有的知識和技術運用於臺灣樟樹？造林之同時，1896 年臺灣 總督府設立臺北苗圃展開近代林學研究後，是否因應環境、臺灣樹種特色透過 實驗促使造林知識和技術近代化或者本土化，進而形成具臺灣特色之樟樹造林 學？在在是值得探究之問題。
據此，本文擬從三個面向析論樟樹造林事業之經緯、成效及特色。一、樟 腦政策。該事業屬於樟腦製造流程中的上游作業，事業實施及其規模乃因應樟 腦需求而變動，故從樟腦貿易市場分析造林計畫推動之緣由。二、實際作業。
25 郭寶章編著，《育林學各論》(台北市：國立編譯館，1989)，頁 434-435。
26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http://biodiv.sinica.edu.tw/ 查詢時間 2016/11/15。
27 詳情可見，李文良，〈帝國的山林：日治時期臺灣山林政策史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 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頁 22-25。
28 藤井志津枝，〈前言〉，《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的理蕃政策》(臺北市：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 所，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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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地、培育苗木、造林、照顧林地是造林之主要作業，過程中，是否面臨環境 或人為之問題，對此，臺灣總督府和業者如何應對？其應對結果是否影響造林 成效？三、林學。日本亦是樟樹分佈地，故來臺前已經具備一定樟樹知識，來 臺後透過調查和研究，將擴大原本的樟樹知識，並從中尋求適合的造林技術，
期間是否形成具備臺灣特色的樟樹造林學進而影響戰後臺灣樟樹造林研究乃值 得注意之面向。
二、研究回顧與評述
林業史是近年興起之研究，主要從政策、銷售、消費、砍伐等層面探究林 業經濟之發展，其次是政策和社會，再者是林學、文化、環境和醫療，不僅課 題多元，且視角也逐漸寬廣。惟整體而言，仍有諸多課題值得探究。29歷來有 關樟樹史研究，主要著重於砍伐層面，30造林並不多見，大多於樟腦史、林業 史等相關研究中論述。以下就曾論及樟樹造林之課題者進行回顧與檢討。
李文良〈帝國的山林：日治時期臺灣山林政策史研究〉指出藤井志津枝有
李文良〈帝國的山林：日治時期臺灣山林政策史研究〉指出藤井志津枝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