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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考證／考據／考辨
考證，又稱考據、考辨，乃針對文獻資料，提出種種證據，
加以質疑、核驗、討論、或說明，並且考察、辨別其確實或可靠的 程度。當然，考證不僅限於文獻資料，尚可及於文物資料與史事，
而成為文獻學往史學傾斜的一個分支部門。
成為考證對象的文獻資料，所要關切的重點，在於來源、產 生的時代、區域、作者、編者、書名、卷次、版本、語言、字詞、
文體、乃至內容信息；至於所要考察或辨別的，在於其來源乃至內 容信息確實就像表面上、引述上、或傳說上的那樣，還是另有實 情，或另有別異的解釋，務必弄個水落石出。附帶一提，如果考證 的焦點落在文獻資料的真偽，則稱作辨偽。
考證的工作，初步的重點在於提出切要的證據；若提不出切 要的證據，考證將徒具虛名。至於證據，可依不同的眼光，而有互
《大乘佛教の成立史的研究：原始般若經の研究·その一》（東京：山喜房佛 書林，1980 年）。
異的區分方式，所做的考證類別也跟著區分開來。在此，僅扼要指 出二種較常見的區分方式。
第一種，區分外部證據和內部證據，對應地，就分別稱為外 部考證和內部考證。外部證據指的是偏於文獻資料的外圍狀況，包 括來源、產生的時代、區域、書寫和流傳的情形、相關目錄或史傳 的記載、作者、編者、書名、卷次、版本、語言。相對地，內部證 據指的是偏於文獻資料的內容信息，包括內容信息的整全性（或斷 層性）、可信度、敘述或論述的素養、內容信息與歷史環境或專業 歷練之間的符合程度。
第二種，按照證據的材質，可區分為文物證據、文獻證據、
口述證據、常理證據、義理證據。其中，常理證據以拼湊出來的信 息是否合乎常理來加以核驗；義理證據則以特定的義理、學說、或 思想史來加以核驗。
有關考證之學，明顯帶有旁涉或綜合的特色，不妨由一些通 論性質的文章入手。
111此外，透過一些針對近代以來在考證、辨偽
111
有關考證之學介紹性質的文章，可參閱：丁鼎、吳有祥，〈漫論考據與歷 史研究〉，《東方論壇》（2002 年 1 期），頁 1-8; 來新夏，《古籍整理講 義》〈第七章·論考據〉，（廈門：鷺江出版社，2003 年），頁 161-192; 杜 維運，《史學方法論》〈第十章·史料考證〉，增訂新版，（台北：三民書 局，2001 年），頁 167-192; 汪惠娟，〈從清代考據學談起：論戴震的義理思
等工作較負盛名的學者的評介性質的文章，也可快速進入狀況，或 得到啟發。
112一個有趣的現象是，類似如下的文章，在一些初步接 觸佛學的人士來說，可能不太清楚在做什麼，也不太知道為什麼要 把佛學做成這個樣子，因為裡面好像不容易嗅出佛法、教義、修 學、或證悟的味道；其實，這些文章主要在做考證的工作，只不過 考證的對象，恰好為佛典或與佛典相關的事物；
113其中一大部分的
想〉，《輔仁大學哲學論集》第 35 期，頁 211-230; 鄭樑生，《史學方法》
〈第八章·史料的來源考證〉，（台北：五南圖書，2002 年），頁 91-100; 鄭 樑生，《史學方法》〈第九章·史料的內容考證〉，（台北：五南圖書，2002 年），頁 101-114; Robert J. Shafer, A Guide to Historical Method, 譯成《史學 方法論》〈第六章·使用證據：外部考證〉，趙干城、鮑世奮譯，（台北：五 南圖書，1990 年），頁 143-162; Robert J. Shafer, A Guide to Historical Method, 譯成《史學方法論》〈第七章·使用證據：內部考證〉，趙干城、鮑世奮譯，
（台北：五南圖書，1990 年），頁 163-184.
112
例如，參閱：韋勇強，〈顧頡剛史料考辨理論與方法研究〉，《廣西師範 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7 卷第 3 期（2001 年 9 月），頁 100-104; 韋 順莉，〈論張舜徽在考証、辨偽、輯佚諸領域的理論建設〉，《廣西社會科 學》（2002 年 5 期），頁 177-179; 張利，〈顧頡剛對崔述古史辨偽學說的繼 承和超越〉，《浙江學刊》（2001 年 2 期），頁 143-146.
113
例如，參閱：方廣錩，〈道安避難行狀考〉，《中華佛學學報》第 12 期
（1999 年），頁 145-174; 石萬壽，〈玄奘寂年歲數新證〉，《中華民國人文 科學研究會·人文學報》第 4 期（1997 年），頁 247-266; 李明芳，〈慧皎
《高僧傳·僧肇傳》疑點考釋〉，《東吳哲學學報》第 7 期（2002 年 12 月），頁 35-55; 吳其昱，〈荷澤神會傳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 究所集刊》第 59 本第 4 分（1988 年 12 月），頁 899-912; 高明道，〈「頻申 欠呿」略考〉，《中華佛學學報》第 6 期（1993 年），頁 129-185; 湯用彤，
〈《四十二章經》考證〉，收錄於《四十二章經與牟子理惑論考辨》，張曼 濤主編，（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80 年），頁 21-34; 高明道，〈「障道 法」探源〉，《中華佛學學報》第 8 期（1995 年），頁 137-242; 高明道，
〈「獼猴弄黐膠」覓跡〉，《法光學壇》第 5 期（2001 年），頁 83-140; 趙 莉，〈評《考證與辨析：西域佛教文化論稿》〉，《普門學報》第 20 期
（2004 年 3 月），頁 369-378; 霍旭初，《考證與辨析：西域佛教文化論稿》
（烏魯木齊：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2002 年）；劉立夫，〈關于《牟子理惑 論》的著作年代〉，《閩南佛學》第 2 輯（2003 年 12 月），頁 356-364; 釋 章慧，〈《申曰經》經本定位與經題考〉，《中華佛學研究》第 8 期（2004 年），頁 51-110; 釋智學（王翠玲），〈敦煌殘卷「觀音證驗賦」與永明延 壽〉，《成大中文學報》第 10 期（2002 年 10 月），頁 167-182; 釋道昱，
〈觀世音經考〉，《圓光佛學學報》第 2 期（1997 年），頁 19-27; 釋道昱，
〈再談觀世音經：《請觀世音經》譯本考〉，《圓光佛學學報》第 3 期
（1999 年），頁 133-139; 釋道昱，〈慈悲三昧水懺淵源考〉，《正觀》第 17 期（2001 年 6 月），頁 139-151; 釋道昱，〈中國早期的彌勒信仰：以道 安為主的探討〉，《正觀》第 20 期（2002 年 3 月），頁 141-226; 釋道昱，
〈兜率內院疑點之探討〉，《普門學報》第 11 期（2002 年 9 月），頁 199-212; Heinz Bechert (ed.), The Dating of the Historical Buddha = Die Datierung des Historischen Buddha, Go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1; Heinz Bechert (ed.), When did the Buddha Live?: The Controversy on the Dating of the
文章，焦點就在於確認作者、譯者、或編者到底是誰的討論上。
114相對於此，就佛典考證一事，有一些作品提出檢討的看法，也值得 留意。
115Historical Buddha, Delhi: Sri Satguru Publications, 1995; Andrew Skilton,
“Dating the Samadhiraja Sutra,” 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 27/6 (December 1999): 635-652; 斎藤明，〈『中觀心論』の書名と成立をめぐる諸問題〉，
《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53 卷第 2 號（2005 年 3 月），頁 167-173.
114
例 如 ， 參 閱 ： 周 伯 戡 ， 〈 The Problem of the Authorship of the Mahaprajñaparamitopadewa: A Re-examination (重論《大智度論》的作者)〉，
《臺大歷史學報》第 34 期（2004 年 12 月），頁 281-327; 徐文明，〈《涅槃 無名論》真偽辨〉，《圓光佛學學報》第 7 期（2002 年），頁 29-48; 釋繼 彥，〈《寶如來經》和《菩薩十住經》譯者略考〉，《法光學壇》第 1 期
（1997 年），頁 61-72; 佐藤哲英，《天臺大師之研究：特以著作的考證研究 為中心》，釋依觀譯，（台北：中華佛教文獻編撰社，2005 年）；Siglinde Dietz, “The Author of the Suhrllekha,” Contributions on Tibetan and Buddhist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vol. II, edited by Ernst Steinkellner and Helmut Tauscher,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1995, pp. 59-72; 五島清隆，〈『十二門 論』と龍樹·青目·羅什〉，《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53 卷第 1 號（2004 年 12 月），頁 101-105; 斎藤明，〈『無畏論』の著者と成立をめぐる諸問 題〉，《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51 卷第 2 號（2003 年 3 月），頁 164-170.
115
例如，參閱：朱文光，〈考證、典範與解釋的正當性：以《大乘止觀法 門》的作者問題為線索〉，《中華佛學研究》第 1 期（1997 年），頁 195-229; 葛兆光，《中國禪思想史：從 6 世紀到 9 世紀》〈導言·第一節·禪思想
文獻資料的考證，大概有一半起於文獻內外的狀況晦暗不 明，或哪些地方看起來不怎麼搭配，另外一半則起於不輕易相信內 外相關的記載，而只接受禁得起核驗的部分。若果如此，一個良好 的考證，首先就應該檢查自己的侷限與裝備。其中的一道侷限，可 從二方面來看。一方面，文獻資料的全貌和可核驗的部分，在範圍 上，應有極大的差距；換言之，核驗得到的，應該只是文獻資料很 微小的一部分而已。另一方面，核驗的過程，又很難避免把不相干 的東西添加到文獻資料，例如，以今觀古的「隧道效應」（tunnel effects）。
116除了侷限，在裝備的檢查上，例如，以常理證據和義理證據 而論，研究者對於人之常情的所謂常理證據願意接受到什麼樣的程 度，以及研究者的邏輯推理、思惟方式、義理深度的涵養併為所謂 義理證據到底好到或壞到什麼樣的程度，也應該攤開來核驗一番，
而不是只有古代典籍才需要被核驗。如果連考證者自身都通不過核
史研究中的文獻考證及評估〉，（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頁 1-45.
116
「隧道效應」主要包含二種形態。其一，站在現在特定的時空立場，只看 到過去複雜的史實與當前有切要關係的少數部分；其二，站在現在較為複雜 或異樣的時空立場，把過去簡單的史實複雜化或異樣化，從而注入太多不相 干的部分。請參閱：黃俊傑，〈歷史思維的特質〉，《通識教育季刊》第 3 卷第 1 期（1996 年 3 月），頁 38-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