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蔡耀明

若干成果與反思

台灣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蔡耀明

【本文目次】

一．緒論：研究主題／研究背景／參考文獻／學界研究概況／研究 進路與方法／論述架構／研究目標

二．文章定位

三．文獻學的成立由來、定義、基本態度、衍生的論述

（一）何謂文獻

（二）文獻學的成立由來

（三）文獻學相關字詞之定義

（四）文獻學的基本態度

（五）針對文獻學衍生的論述 四．文獻學都是在做些什麼：總相論述 五．文獻學都是在做些什麼：別相論述

（一）第一個部分：文獻的蒐集

1．彙編（全集、集成、套書）／選錄（選本、文選）／

編纂（編輯）

2．輯佚

（二）第二個部分：文獻的管理 1．目錄：著錄／提要／解題 2．版本

（三）第三個部分：文獻的整理

1．校勘 vs. 校對／校讎／比對／對照／轉寫／校訂 2．文獻譜系

3．考證 4．辨偽

（四）第四個部分：文獻的加工運用 1．標點

2．注釋／校注／校釋／訓詁 3．翻譯／譯注

4．辭典／百科全書／詞彙學 5．檢索／索引／文本交叉參照 6．史料學／史料評介／參考資料集 7．文獻學專題研究

六．結論：佛教研究做為一個學門與文獻學做為一套方法

一．緒論

論文一開張，為求快速勾勒輪廓，即逐一說明全篇要項，依 序排定為「研究主題」、「研究背景」、「參考文獻」、「學界研 究概況」、「研究進路與方法」、「論述架構」、「研究目標」。

〔研究主題〕：本文主要座落在從事佛教研究的學圈，針對 文獻學可以是怎樣的一套方法，勾勒出一個梗概，將文獻學工作區 分成文獻的蒐集、管理、整理、和運用總共四個部分，再針對這四 個部分，一方面，個別指陳其進一層的內容，發而為若干反思，另 一方面，列舉在各個部門相關的研究成果的書目。

〔研究背景〕：本文的研究背景，也就是背後支撐的條件，

主要可分成四項。第一，延續多年以來在佛教研究方法學的鑽研。

第二，基於開設「研究方法」、「研究指導」、和「佛教研究語言 文獻學方法專題討論」等課程，從而激發教學相長的成果。第三，

對佛教研究的學圈在「研究方法暨方法學」此一支柱的樹立，希冀 有所貢獻。第四，做為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的部分項目。

〔參考文獻〕：本文大量參考學界在文獻學方法、文獻學 史、和文獻學研究成果等相關方面的作品，涉及的學門或學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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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九十三年度專題研究計畫（NSC 93-2411-H-002-100），題目為「佛教 研究語言文獻學方法之探討」。

要包括佛學、史學、漢語、和基督教《新約》（New Testament）校 勘暨譜系學。

〔學界研究概況〕：有關文獻學的學界研究概況，可分成二 方面來講。

一方面，在使用中文的學圈，若從事史學或漢語的研究，通 常會比其它學門更加重視文獻學方法和文獻學史，因而累積出為數 可觀的成果。這許多成果，雖然構成可貴的學術資產，對於本文的 寫作，確實提供極其重大的助益，但是至少還有二個較為不足之 處：其一，就文獻學往方法學的層次，發而為切要的反思和建構，

其二，就文獻學往佛學領域，廣泛論陳文獻學在佛學的運用與情 形。

另一方面，在從事佛教研究的學圈，雖也看重文獻學，但是 就相關的作品來看，大都在談論佛教研究一般的方法，述及語言文 獻學方法的梗概，再把重點放在學界動向的評介。影響所及，文獻 學研究個別的論著一直在刊出，其研究動向也一直有人在介紹，但 是屬於較基本層面的，也就是文獻學都是在做些什麼，以及文獻學 工作的主要部分在進展程序更明確的操作步驟，傾向於乏人問津。

本文所著力的，即在於針對以上二方面若有不足之處盡量做

補足的工作，並且試圖搭起銜接這二方面的一座橋樑，亦即以方法

學替不同學門或學科之間的跨越，提供一道基礎。

〔研究進路與方法〕：首先，研究進路方面，本文主要採取 哲學領域的方法學進路，也就是以研究方法為著眼點，針對文獻學 做為一套方法在名稱、定義、基礎、構成要項、運用、成果、和限 制等方面，逐一展開論陳和反思。

其次，研究方法方面，分成如下六個步驟來進行。第一，確 定研究主題。第二，擬定研究設計，撰寫研究提要。第三，以原先 的學養為基礎，更為廣泛蒐集相關資料，加強在主要的且具備學術 份量的資料的研讀、檢視、與消化的工夫。第四，確定論述架構。

第五，就論述架構的關鍵項目，展開方法學的重點處理。第六，錘 鍊論述主軸，使得依於文獻學方法的各個部分所打開出來的論述主 軸，既關聯到佛教研究，且處處灌注方法學的反思。

〔論述架構〕：本文由文章定位開張；其次，針對文獻學的 成立由來、定義、基本態度、和衍生的論述，給出基本的交代和釐 清；接下來，即為本文的主幹部分，分成二章，以總相論述和別相 論述的方式，對文獻學工作的四個部分——文獻的蒐集、管理、整 理、和運用——逐一展開關聯的指陳和反思；最後，結論，著眼於 佛教研究做為一個學門與文獻學做為一套方法，藉以看待和展望佛 教研究的文獻學方法。

〔研究目標〕：用條列的方式，本文力求達成的目標，有四 個重點，可分述如下。第一，以儘可能清晰、扼要、和有條理的姿 態，形成對文獻學宏觀的認識。第二，對文獻學工作的主要構成部

分的進一層內容，得出大略的瞭解，並且提供諸多線索，以便利後 續相關的參考、研讀、或研究。第三，藉由書目，呈現佛教研究在 文獻學的諸多部門的出版成果，可做為進一步把握學界動向的一項 依據，亦可做為準備展開相關的專門探討，在研究資訊的一項參 考。第四，討論佛教研究與文獻學方法之間的區別和牽連，使得從 事佛教研究，一方面，更清楚看出和文獻學工作的分界，更善巧於 使用文獻學方法，或利用文獻學的出版成果，另一方面，更清楚認 識佛教研究在研究進路和方法的多元性格，進而多元地打造佛教研 究的專業水準。

二．文章定位

文章定位在學界所要做的，可以簡化成如下三項考量：其 一，顯示論文題目有其學術的位置；其二，評估學界相關的研究動 向，一方面，避免不必要的重複，另一方面，和學界的水平接軌；

其三，找到出發的起跑線，或研究工作的重點項目。接著，即針對 這三項考量，個別予以扼要的論陳。

（1）文獻學早就敲開佛教研究的大門，而佛教研究也一直借

重文獻學的方法。再者，在當前的時代，從事學術研究，不論是學

科的交涉、方法的運用，或是理論的建構，其檢視的要求，都有越

來越嚴格的趨勢。因此，從研究進路與方法的角度，加強探討佛教

研究當中的文獻學方法，也就名正言順可納入為學術工作的一環。

（2）就佛教研究的學圈而論，確實有一些講研究方法的文章 或書籍，但是其中提到文獻學的部分，在研究進路與方法的層次，

很可能只是少數幾筆帶過，語焉不詳，或是流於片面或局部的情 況，帶不出較為周全的輪廓或景象。影響所及，如下三個弊病，通 常也就見怪不怪：其一，自以為做了文獻學的研究，其實幾乎還沒 摸到文獻學的邊；其二，雖然做了一些文獻學的研究，但是對於文 獻學是什麼，卻說不太上來；其三，只做到文獻學很有限範圍的表 層，但是對於文獻學橫切面相關的學術運作以及縱貫面一個接連一 個的進展步驟，卻沒什麼貼切的認識，以至於很快就擱淺在表層的 地方，不清楚或沒辦法在方法的程序或理論的架設一直往前做下 去。這多少可說明何以學界論著如雨後春筍冒出來，但是很大部分 僅停留在數量的繁殖與累積，至於要在方法或理論做到品質的大幅 度提升或等級的突破，則相對少見。

有鑑於此，在初入門的階 段，儘可能廣泛鋪陳文獻學的諸多部門，藉以形成必備的認識，以 及當成往前邁進的一項指引，該當有其切要的需求。

（3）除了像剛才使用肯定語句標示本文的位置，另外以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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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參閱：Minoru Kiyota, “Modern Japanese Buddhology: Its History and Problematics,” 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7/1 (1984): 17-36.

語句的形式，應該也有助於襯托本文的位置。若以否定語句，可以 講的，其實不在少數。但是，初步且切要來講，如下二種情形，不 妨提出來稍事澄清。簡言之，本文既非從事文獻學專門的研究，亦 非大張旗鼓建構文獻學的學科體系。首先，本文主要從研究進路的 角度討論文獻學，在工作性質上，的確有別於使用文獻學方法研究 佛教典籍。換言之，談文獻學，並不等於做文獻學；反之，做文獻 學，也不見得就是在談文獻學。其次，佛教研究做為一個學門，其 文獻學方法照目前來看，距離學科體系的建構還有很漫長的路要 走，而且建構學科體系也不是一篇文章所能勝任，若無十倍以上的 篇幅且極夠份量的論述，奢言建構佛教研究當中的文獻學的學科體 系，恐怕徒增學壇笑柄。

把以上二種情形排除在外，本文的位置 就可以縮小範圍且聚焦來談。就出發的起跑線而論，本文沿著研究 進路的角度，放眼望去，正好切在佛教研究和文獻學方法的相會 處。至於本文處理的，則包括從事佛教研究在文獻學方法初階所應 認知的幾乎絕大部分切要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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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學界在文獻學的學科體系的討論，可參閱：余敏輝，〈“建立歷史文獻學 這門學科是我的夙愿”：白壽彝先生和中國歷史文獻學學科建設〉，《回族 研究》第 54 期（2004 年），頁 68-72; 洪湛侯，《文獻學》〈第四編·第一章·

中國文獻學理論的形成〉，（台北：藝文印書館，1996 年），頁 465-470; 顧 志華，〈關於文獻學研究的幾個問題〉，收錄於《歷史文獻學論集》，周國 林、劉韶軍主編，（武漢：崇文書局，2003 年），頁 24-26.

三．文獻學的成立由來、定義、基本態度、

衍生的論述

初步釐清本文的定位之後，接著將按照何謂文獻、文獻學的 成立由來、文獻學相關字詞之定義、文獻學的基本態度、以及針對 文獻學衍生的論述之順序，展開初階的論陳。

（一）何謂文獻

討論文獻學，理當從何謂文獻談起。平鋪直敘來講，文獻，

又稱文獻資料，原指典籍與宿賢，狹義為圖書、典籍，如今泛指記 錄信息或知識的一切載體。

自古以來的文獻，若以載體類別來 分，大致表現為甲骨文獻、金石文獻、簡牘文獻、絹帛文獻、樹皮 或樹葉文獻、紙張文獻，其載體即為甲骨、金石、竹簡木牘、絲織 的絹帛、樹皮或樹葉、紙張。此外，還有音像文獻、微縮文獻、機 讀文獻、網路文獻，亦頗可觀。這一切的文獻，其內容必須帶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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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平鋪直敘，本文並不處理諸如「文獻的本質」或「文獻性」之類的詮 釋學課題；相關的討論，或可參閱：Anthony C. Thiselton, “II: What is a Text?

Shifting Paradigms of Textuality,” New Horizons in Hermeneutic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forming Biblical Reading, Grand Rapids: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92, pp. 55-79.

字、語言、符號、圖像、聲頻、或視頻的特徵；若欠缺此等特徵，

大概還稱不上文獻，只能當成文物，屬於古生物學或古器物學的研 究範圍。

在佛學領域，若以時間的遠近為準，文獻資料可粗略區分成 二類，一為古代的文獻資料，另一為當代的學術資料。有關當代的 學術資料，已另外撰文討論；

本文所注重的，主要在於古代的文 獻資料，又稱古代文獻或歷史文獻。

值得一提的是，所謂古代文獻或歷史文獻，僅借用來表達相 對鬆散的時間概念。若以文獻內容的性質為根據，至少可劃分二套 的類別。第一套，分成「經、史、子、集四部典籍文獻」、「類 書、叢書」、「佛典、道藏等宗教典籍文獻」、「少數民族文字古 代文獻」；第二套，則分成史學文獻、文學文獻、哲學文獻、道家 文獻、佛教文獻、以及科學文獻。當然，這些類別的文獻彼此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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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文獻與歷史文獻的意涵，可參閱：謝玉杰、王繼光（主編），《中國歷 史文獻學》（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年），頁 1-7. 有關文物與文獻的差 異，以及文物學和文獻學之間的分際和交涉，可參閱：顧志華，〈關於文獻 學研究的幾個問題〉，收錄於《歷史文獻學論集》，周國林、劉韶軍主編，

（武漢：崇文書局，2003 年），頁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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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耀明，〈佛學專業所講究的外文學術資訊關聯的思考與著手的方法〉，

「兩岸佛教學術研究現況與教育發展研討會」，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所主辦

（2003 年 10 月 18 日），22 頁。

並非涇渭分明，重疊之處屢見不鮮。

（二）文獻學的成立由來

文獻學並非現成的或一成不變的，亦非處處皆必要的。若是 校對嚴謹且剛出版的少數書刊，通常還不至於構成文獻層面的疑 慮，因此根本不必大費周章把文獻學給抬出來。然而，絕大部分人 類文明的古代文獻，在文獻的層面不僅多處讓人費解，而且有待釐 清和梳理的項目往往具有一定程度的複雜性，文獻學即應運而生。

隨著時間的推移，古代文獻難免產生散佚、衍脫、偽濫等情 形。當古代文獻流傳、出土、或蒐集到一定的程度之後，很自然就 有必要去判定其成立的時代與區域、流傳的軌跡、分類、登錄。在 古代文獻斷斷續續地抄寫、雕版、或轉譯的過程，文字訛誤大致很 難完全避免，而且與接踵而來的後世，也會產生語言的斷層或文字 的隔閡。這種種因素，點點滴滴促成古代文獻在文獻層面以及關聯 的語文層面浮現出問題，並且有待專門的處理。

若能理解到文獻學之所以成立的一些主要的由來，一方面，

有助於把文獻學用到恰到好處的地步，另一方面，則不至於天真到 誤以為做佛學就只有文獻學可做。

（三）文獻學相關字詞之定義

給出定義，不僅負起責任至少交代關鍵字詞或專門用語的意 涵範圍，建立字詞在使用上的初步觀點，而且可形成後續論述的一 項指引或參照，較有可能避免到頭來弄成只是一堆混淆兼雜亂的述

說。

這一路過來既然多次提到文獻學，在這兒便有必要就文獻

學、文獻學的進路、文獻學的方法、文獻學的工具、以及文獻學的 後設研究，粗略界定這些相關字詞的意思。基於只是粗略界定意 思，傾向於在進行實務程序「可運作的」（operational）定義，而 非就字詞定義展開嚴格的哲學討論；例如，文獻學是否具有本質性 的定義，文獻學與非文獻學之間是否具有ㄧ條判然分別的界線，皆 非目前所要處理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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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定義做為論證或良好思惟習慣的一項特徵，可參閱：C. A. Missimer, Good Arguments: An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Thinking, 譯成《批判思考導論：如 何精進辯論》〈第一章·歡迎加入思想家社群〉，蔡徫鼎譯，（台北：學富文 化事業，2002 年），頁 1-19; Tracy Bowell, Gary Kemp, “Chapter 1: Why Should We Become Critical Thinkers?,” Critical Thinking: A Concise Guide, London: Routledge, 2002, pp.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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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討論，或可從如下文選入手，參閱在定義何謂文學所面臨的情形：

Eileen John, Dominic McIver Lopes (ed.), Philosophy of Literature:

Contemporary and Classic Readings: An Anthology,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 包括 E. D. Hirsh, Jr., “What Isn’t Literature?,” pp. 46-50;

Monroe Beardsley, “The Concept of Literature,” pp. 51-58; Robert Stecker, “What

所謂「文獻」若特指古代文獻，則「文獻學」可以說以古代 文獻及其文獻工作為整理和研究對象，站在文獻層面或文獻關聯的 語文層面，經由展開專門且深入的探討，從而形成的方法、知識、

或學問。

相對於歷代的傳世文獻，另有新出土的文獻。在出土文獻當 中，以竹簡木牘、絲織的絹帛等文獻載體為研究對象所成立的學 科，可稱為「簡帛學」。若非研究簡帛的所有層面，而僅側重其文 獻層面，還旁涉其歷史、發現史、史料價值，則可稱為「簡帛文獻 學」。相對於簡帛學和文獻學，簡帛文獻學既各為其分支學科，且 共為其整併學科。

「文獻學的進路」：一言以蔽之，面對研究對象，主要著眼 在且切在文獻層面或文獻關聯的語文層面，探討文獻的產生、發

9 有關簡帛學或簡帛文獻學，可參閱：沈頌金，《二十世紀簡帛學研究》（北 京：學苑出版社，2003 年）；張顯成，《簡帛文獻學通論》（北京：中華書 局，2004 年）；駢宇騫，《簡帛文獻概述》（台北：萬卷樓圖書，2005 年）；劉釗，〈出土簡帛的分類及其在歷史文獻學上的意義〉，《廈門大學 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 年 6 期），頁 67-72.

此外，相關的網路資源，可參閱：*「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

（http://www.cass.net.cn/webnew/file/2004123130458.html）

*「簡帛研究」（http://www.jianbo.org/）

展、蒐集、保管、整理、判定、或運用所牽連的過程、軌跡、模 式、方法、理論、人物、或地區。定義成這個樣子，其用意在於凸 顯研究進路並非片面由研究對象所決定，而是相當程度決定於所要 進行的探討將以什麼角度為著眼點，以及連帶地切在研究對象的什 麼層面。具體言之，同樣在面對文獻，或甚至面對同樣的文獻，除 了文獻學的進路，還可以打開諸如文學的、史學的、思想史的、義

理的、

哲學的、藝術學的、以及宗教學的進路，林林總總，不一

而足。

「文獻學的方法」：使用文獻學的工具，儘可能適切地且一 步接著一步施加在做為研究對象的文獻上，以至於就文獻層次所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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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中國傳統義理之學，可參閱：孫欽善，〈論傳統義理之學〉，收錄於

《文化的饋贈：漢學研究國際會議論文集·第 1 冊·語言文學卷》，北京大學 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410-426; 張 麗珠，《清代新義理學：傳統與現代的交會》（台北：里仁書局，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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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研究進路和研究方法之間的分際和交涉，可參閱：蔡耀明，〈佛教研究 方法學緒論〉，收錄於《般若波羅蜜多教學與嚴淨佛土：內在建構之道的佛 教進路論文集》（南投：正觀出版社，2001 年），頁 17-40; 〈佛教研究的進 展程序在操作步驟的釐定〉，《正觀》第 25 期（2003 年 6 月），頁 201-209;

〈《佛說不增不減經》「眾生界不增不減」的修學義理：由眾生界、法界、

法身到如來藏的理路開展〉，《臺灣大學哲學論評》第 28 期（2004 年 10 月），頁 100-103.

注的議題，可望依次得到探討、釐清、解釋、論斷、或解決。

「文獻學的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獻學可做 很多的事情；隨著準備要做什麼事情，使得事情可予以技術處理的 各項憑藉，即可稱為文獻學仰賴的各項工具。

「文獻學的後設研究」：文獻學本身受到檢驗，也就是嚴加 辨析文獻學在方法上、知識上、學科上之所以成立的依據、基本理 念、有效性、恰當性、侷限性等後設反思層次的議題。

以上是就文獻學相關的字詞扼要給出定義。這些字詞的相關 性，大致以方法學的思索為重心，才合攏而成形。聚集這些相關字 詞，雖然不意味目前有足夠的篇幅逐一予以深入的論議，不過或可 藉以一窺文獻學要成為夠份量的學科體系「在方法學的面向」初步 應架設出來的門面。

（四）文獻學的基本態度

從事學術研究所抱持的基本態度或精神，雖然不等於研究方 法，可是在談論研究方法的整個輪廓的時候，理應替研究的基本態 度保留至少起碼的位置。

這是因為恰好認識且重視有所謂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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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研究的基本態度與方法學之間的分野，可參閱：蔡耀明，〈佛教研究方 法學緒論〉，收錄於《般若波羅蜜多教學與嚴淨佛土：內在建構之道的佛教

態度，從而形成明確持守的思想方針，才使學術研究在起跑點上有 那麼一點不同，體認到不該以赤裸裸的主觀、意識形態、偏見、偏 執、情誼、名利、權位、黨派為最優先的考量，或頑強地抓住這些 東西，而是為了追求或逼近事情的真相，再怎麼鍥而不捨的努力或 辛勞，本身都是值得的。

文獻學的基本態度，絕大部分分享了一般學術研究的基本態 度。較為特別的一點，即在於面對文獻所流露出來的那一份極其認 真或不輕易妥協的態度。例如，廣泛蒐集文獻，不打馬虎眼，嚴格 區別臆測、武斷、和論斷，不隨便對文獻、文獻的來源、文獻史做 出越過證據範圍的論斷，對於任意篡改古代文獻或憑空臆測文獻史 深深不以為然，注重文獻相關的情況、證據、和細節，以及樂意在 文獻孜孜不倦地鑽研。總之，如果想要從事文獻學的研究，或是想 要看出文獻學何以做得出那許多特色，文獻學的基本態度即不容等 閒視之。

（五）針對文獻學衍生的論述

雖然算不上直接在做文獻學，只是針對文獻學發而為相關的 論述，這種情形大致可區分成四類：其一，文獻學概論；其二，文

獻學史；其三，就文獻學發而為研究方法或方法學面向的討論；其 四，文獻學研究的學界動向。以下即分別略予指陳。

◎文獻學概論與文獻學史

文獻學概論順著橫切的面向，逐一帶出文獻學內容的項目；

相對地，文獻學史順著縱貫的軸線，呈現文獻學產生與演變的歷 史，並且評述學人在古代文獻的整理經驗、思想、方法、和成果。

以專書的形式出現，而且在時空上，以中國歷史為範圍，大都兼顧 橫切和縱貫；

有一些很明顯只偏於文獻學概論，

另有一些則偏 於文獻學史。

再者，針對這些入門層次的專書，以及其它相關的 專書，已有簡要的評介，可方便參考，於此不贅。

這當中，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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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顧文獻學概論和文獻學史的專書，可參閱：楊燕起、高國抗（主編），

《中國歷史文獻學》（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 年）；謝玉杰、王繼光

（主編），《中國歷史文獻學》（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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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只偏於文獻學概論的專書，可參閱：張家璠、黃寶權，《中國歷史文獻 學》（桂林：廣西師苑大學出版社，1989 年）；曾貽芬、崔文印，《中國歷 史文獻學》（北京：學苑出版社，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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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只偏於文獻學史的專書，可參閱：曾貽芬、崔文印，《中國歷史文獻學 述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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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評介，可參閱：曾貽芬、崔文印，《中國歷史文獻學》〈歷史文獻學

出版，取材堪稱完備，適合做為初學的依據，若僅列舉二本，則可 考慮洪湛侯的《文獻學》，以及孫欽善的《中國古文獻學史簡

編》。

此外，尚有一些文章，處理的範圍，雖然並不像文獻學概

論或文獻學史那麼全面，對於文獻學的若干層面，在形成認識上，

多少還有參考的價值。

文獻學入門層次的專書，當然不限於中文出版品；往外文著 作延伸，在強化基本功上，應當列為蠻必要的一環。

附帶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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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湛侯，《文獻學》（台北：藝文印書館，1996 年）；孫欽善，《中國古 文獻學史簡編》（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

18

例如，參閱：米辰峰，〈馬比榮與西方古文獻學的發展〉，《歷史研究》

（2004 年 5 期），頁 140-154; 李紅英，〈戴震對經學文獻的整理與研究〉，

《文津學誌》第 1 輯（2003 年 5 月），頁 61-85; 彭小瑜，〈近代西方古文獻 學的發源〉，《世界歷史》（2001 年 1 期），頁 111-115; 劉重來，〈從史源 學看加強歷史文獻學基本功訓練的重要性：也談歷史文獻學研究生的教 學〉，《歷史教學問題》（2004 年 5 期），頁 41-43; 楊海文，〈文獻學功 底、解釋學技巧和人文學關懷：論中國哲學史研究的“一般問題意識”〉，

《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42 卷（2002 年 6 期），頁 9-15; 瞿林 東，〈魏晉至隋唐的歷史文獻學〉，《學術研究》（2000 年 1 期），頁 92- 98.

19

例如，參閱：Philip G. Cohen (ed.), Texts and Textuality: Textual Instability, Theory, and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1997; Luciana Duranti,

特別是在佛教研究的領域，如果本身較缺乏史學或國學的背景，或 較少這一方面的接觸，有可能會把文獻學想成完全是當代西方學術 的產物。如果稱作「文獻學在當代以西方學界為主導的一種形 態」，大致還說得過去；但是認為文獻學只是當代西方學術的產 物，則完全站不住腳。

◎就文獻學發而為研究方法或方法學面向的討論

文獻學做為學術研究的一種方法，假如僅停留在工具或技術 作業的層次，就大的格局來看，那樣子做過來，做過去，極可能大 都只是量的累積，好比勞力密集且重複性偏高的一些產業，盡是碰

Diplomatics: New Uses for an Old Science, Lanham: Scarecrow Press, 1998;

David C. Greetham, Textual Scholarship: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1994; David C. Greetham, Theories of the Tex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Jerome J. McGann, A Critique of Modern Textual Critic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Jerome J. McGann (ed.), Textual Criticism and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Dave Oliphant, Robin Bradford (eds.), New Directions in Textual Studies, Austin: Harry Ransom Humanities Research Center,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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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文獻學誤以為當代西方學界的產物，並且以西方和華人的對立為模式進行 討論，相關的文章，可參閱：劉宇光，〈對古典語文獻學在當代華人佛學研 究中的角色問題之省思〉，《正觀》第 1 期（1997 年 6 月），頁 28-44.

在較為低階或末端的層次，而且對應於產業方向而言，其學術方向 也因而幾近於盲目，難以開闢學術的方向與遠景，以至於其產能也 較缺乏爆發力。相對於此，針對文獻學做為一種方法，可開闢出至 少如下面向的課題：形成方法上的自覺，挖掘方法相關的理念，檢 討侷限與缺失，指出改進的方向，萃取指導原則，奠定作業程序，

研發評估機制，整合文獻學方法在各個部分的分支做法，針對文獻 學方法與其它相關的研究方法進行對觀、比較、並行、或甚至整合 的工作。這些應該都有其學術的必要性，也都值得以富於建設性的 方式，來不斷嘗試和多方推進。事實上，本文所著力的，雖說確實 只是棉薄之力，一大半就試圖切在其中若干課題的入手的地方。

就文獻學發而為研究方法或方法學面向的討論，雖然並非直 接在從事文獻學工作，卻可架設起一座橋樑，所要銜接的，一端為 工具和技術作業，另一端則為理論和學科體系。從古至今，針對文 獻從事技術作業所端出來的成品，可謂滿坑滿谷，但是方法學專門 的討論並不多見。這或許可說明，縱使少數研究者力求切入文獻學 的理論，充其量也只走到很不成熟的雛形階段，遑論其學科體系，

而主要的原因之一，應該就在於還相當欠缺由技術作業往理論銜接 過去的橋樑。

21

例如，參閱：洪湛侯，《文獻學》〈第四編·理論編〉，（台北：藝文印書 館，1996 年），頁 465-548.

在佛教研究的領域，宛如一般文獻學工作的一份縮影，針對 文獻學方法展開方法學專門的討論，同樣並不多見。至於就方法學 遂行全面的討論，提出富於建設性的看法，並且帶出「可運作的」

研究方法，提供文獻學工作的技術作業和理論這二端得以跨越的平 台，簡直難得一見。無論如何，還是有一些和本文類似的文章，就 文獻學發而為點點滴滴的檢討或反思。個別來看，或許微不足道，

但是聚沙成塔，亦不容輕忽。

◎文獻學研究的學界動向

介紹或評論學界在文獻學研究的動向或趨勢，當然有其學術 上一定程度的功用，例如，掌握脈動，承先啟後。然而，至少有二 點需加辨別。第一，學界動向的評介，並不等於嚴格意義的文獻學 研究。第二，學界動向的評介，通常也不等於嚴格意義的方法學，

除非一方面在評介，另一方面又能扣緊方法學的諸多課題，逐一進 行研究方法一招又一招的拆解和裝配。

這二點分野若未認識清

22

例如，參閱：Minoru Kiyota, “Modern Japanese Buddhology: Its History and Problematics,” 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7/1 (1984): 17-36; Tom Tillemans, “Remarks on Philology,” 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18/2 (1995): 269-277.

23

例如，參閱：龔雋，〈作為思想史的禪學寫作：以漢語語境禪學研究為中心

楚，極可能自以為在做文獻學或方法學，事實上主要的不過是在介 紹學界的一些動向。

在佛教研究的領域，尤其文獻學方法的運用，從來不乏相關 學界動向的介紹或評論。這可約略區分成二大形態：其一，研究對 象傾向於一般性的；

其二，研究對象傾向於特定的區域、學派、

（2004 年），頁 236-255.

24

例如，參閱：李四龍，〈美國佛教研究的近況（上、下）〉，《普門學報》

第 19 期（2004 年 1 月），頁 239-274; 第 20 期（2004 年 3 月），頁 289-314;

李四龍，〈佛教研究的方法、領域及其學科建設〉，收錄於《哲學、宗教與 人文》，李四龍等主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年），頁 673-684; 吳汝 鈞，《佛學研究方法論》，增訂版，（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96 年）；林 鎮國，〈當代歐美佛學研究方法之省察〉，《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佛學研 究》第 7 期（1998 年），頁 402-409; 林鎮國，〈多音與介入：北美的佛學論 述〉，收錄於《空性與現代性：從京都學派、新儒家到多音的佛教詮釋學》

（台北：立緒文化事業，1999 年），頁 159-180; 帥志嵩、譚代龍（編），

〈佛教文獻語言研究論著目錄（1980-2000）〉，《四川大學漢語史研究所·

漢語史研究集刊》第 4 輯（2001 年 9 年），頁 443-455; 黃夏年，〈四十年來 對外國佛教研究綜述〉，《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佛學研究》第 1 期（1992 年），頁 278-289; 黃夏年，〈二十一世紀佛教研究的斷想〉，《普門學報》

第 8 期（2002 年 3 月），頁 307-322; 陳玉女，〈試析臺港地區二十世紀後半 期之佛教研究動向〉，《佛教圖書館館訊》第 27 期（2001 年 9 月），頁 15- 31; 楊曾文，〈歐美的佛學研究〉，收錄於《當代佛教》，楊曾文主編，

或語言。

在特定的區域當中，針對敦煌、吐魯番出土文獻的研

（北京：東方出版社，1993 年），頁 356-381; J. W. de Jong, A Brief History of Buddhist Stud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Tokyo: Kosei Publishing, 1997; J. W. de Jong, 〈1973-1983 歐美佛學研究紀要（Recent Buddhist Stud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1973-1983）〉，郭忠生譯，《諦觀》第 72 期（1993 年 1 月），頁 205-257; J. W. de Jong, 〈 1984-1990 之佛學 研究（ Buddhist Studies 1984- 1990）〉，郭忠生譯，《諦觀》第 79 期（1994 年 10 月），頁 1-76; Frank E.

Reynolds, “Coming of Age: Buddhist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1972 to 1997,” 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22/2 (1999): 457-483; Russell Webb, “Contemporary European Scholarship on Buddhism,” The Buddhist Heritage, edited by Tadeusz Skorupski, Tring, U.K.: The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1989, pp. 247-276.

25

例如，參閱：陳明，〈新出土的非漢語文獻與漢譯佛經語言研究〉，《普門 學報》第 21 期（2004 年 5 月），頁 311-331; 黃夏年，〈禪宗研究一百 年〉，《中國禪學》第 1 卷（2002 年），頁 450-473; 劉宇光，〈附錄：當代 西方的藏傳佛教哲學研究 1980-2001〉，收錄於 Elizabeth Napper,《緣起與空 性》（Dependent-Arising and Emptiness），劉宇光譯，（香港：志蓮淨苑出 版社，2003 年），頁 200-278; 蔡奇林，〈巴利學研究紀要：1995-2001〉，

《正觀》第 20 期（2002 年 3 月），頁 227-283; K. R. Norman, 〈巴利學的現 況與未來任務（The Present State of Pali Studies, and Future Tasks）〉，蔡奇 林譯，《正觀》第 18 期（2001 年 9 月），頁 171-209; Akira Yuyama, “An Appraisal of the History of Buddhist Sanskrit Studies in East Asia,” Studies on Buddhism: In Honour of Professor A. K. Warder, edited by N. K. Wagle and F.

Watanab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1993, pp. 194-203.

究，以評介者眾多，可另外記上一筆。

有鑑於此，以及篇幅所 限，本文對於佛教研究使用文獻學方法的各個部分的分支部門的學 術作品，大抵停留在列舉相關書目的地步，還談不上評介。至於將 學界動向拉到方法學來處理，尚有待來日在條件更為齊備的時候，

才適合一試。

26

例如，參閱：方廣錩，〈日本對敦煌佛教文獻之研究（1909-1954）〉，收 錄於《敦煌學佛教學論叢（下）》（香港：中國佛教文化，1998 年），頁 353-388; 王素、李方，〈吐魯番出土敦煌文獻研究述略〉，《敦煌吐魯番研 究》第 7 卷（2004 年），頁 179-191; 朱鳳玉，〈臺灣地區敦煌文學研究之考 察與展望〉，《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7 卷（2004 年），頁 276-289; 荒木泰 史，〈敦煌文獻和變文研究回顧〉，《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7 卷（2004 年），頁 241-253; 陳國燦，〈中國吐魯番文書研究的進展與展望〉，收錄於

《敦煌文藪（下）》，饒宗頤主編，（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 年），

頁 139-158; 湛如，〈敦煌佛教律儀文書研究的回顧〉，《敦煌吐魯番研究》

第 7 卷（2004 年），頁 192-198; 鄭阿財，〈二十世紀敦煌學的回顧與展望：

臺灣篇〉，《漢學研究通訊》第 20 卷第 1 期（2001 年 2 月），頁 45-50; 鄭 阿財，〈二十世紀敦煌學的回顧與展望：法國篇〉，《漢學研究通訊》第 20 卷第 3 期（2001 年 8 月），頁 51-62; 劉進寶，〈中國大陸敦煌學研究的歷 史、現狀與特點〉，收錄於《敦煌文藪（下）》，饒宗頤主編，（台北：新 文豐出版公司，1999 年），頁 159-179; 田中良昭，〈敦煌漢文禪籍研究略 史〉，楊富學譯，《敦煌學輯刊》（1995 年 1 期），頁 116-131; 東洋文庫・

唐代史研究委員會（編），《吐魯番·敦煌出土漢文文書研究文献目錄》（東 京：東洋文庫，1990 年）。

四．文獻學都是在做些什麼：總相論述

成為一篇文章，當然不至於僅停留在扼要給出定義或初步架 設門面的地步。接下來，由定義或門面的環圈，稍微往裡面探個 頭，其中的一件務實的工作，也就是指陳文獻學都在做些什麼。之 所以稱為務實，因為這樣將可替文獻學「在內容的面向」勾勒出構 成的要項，不僅是認識文獻學蠻緊要的一環，而且也可做為後續討 論的一道基礎。

文獻學在內容方面的構成要項由於不在少數，若分成二個步 驟來解說，或許較有利於順次把握：首先，總相論述，亦即總述內 容要項，其優點在於一開頭即快速形成概觀，由本節擔任；其次，

別相論述，亦即個別指陳內容要項，其優點在於可就個別項目帶入 稍微進一層的內容，將留待下一節再處理。

從較為基礎且項目較少的格局來看，面對龐大的文獻，首先 從目錄入手，接著匯集眾本、鑒定版本，進而校勘寫定，由此串連 成目錄、版本、校勘三個項目，傳統上稱為「校讎學」。然而，這 三個項目所構成的格局，在學界早已不敷使用。

擴大來看，文獻學所做的事情，可簡易分成文獻的蒐集、管 理、整理、和加工運用。當然，這四個部分只是為了解說的方便才 大略予以區別開來，不僅不是各自獨立或彼此排斥，而且相互的重 疊不少，關聯亦頗密切。文獻學做這些事情，主要的目的，在於使

古代文獻，尤其大量的古代文獻，在文獻及其關聯的語文層面，一 方面，再也沒什麼可處理或需處理但是尚未處理的重大問題存在，

另一方面，讓文獻資訊處於蠻有條理且明朗化的狀況，以至於就像 當今一般校對嚴謹所出版的書刊，拿到手之後，即可便利使用。所 謂便利，可能是對一般人、學界、或宗教界而言，也可能是就特定 用途而言。面對特定的文獻，若做到這個地步，其文獻學可做的事 情即初步大功告成，正如同一間房子在室內設計、裝潢、水電等各 種設施都完工之後，即不必沒完沒了地還在這些地方敲敲打打，或 是裝了又拆，拆了又裝。如果還想繼續施工，應該另外找房子。給 文獻學的工作像這樣譬喻的說明，希望的是在大致看清文獻學的情 形下，走得進文獻學的世界，也清清爽爽走得出來，不至於纏繞在 所製造的文獻學虛假的想像中，或甚至把文獻學弄成揮之不去的學 術怪獸，徒然吞噬自己，且宰制他人。

從文獻的蒐集、管理、整理，到運用，這四個部分只是表層 的區別；其中的每一個部分，多少還可再切進較為裡面的層次，各 自分擔文獻學較為具體的任務。若以條列的方式，則可整理成如下 的局面：

◎文獻學工作的第一個部分，文獻的蒐集；其進一層的內容，包括

抄寫、照相、影印、錄影、錄音、購買、借用、考古、搨碑、典

藏、彙編、選錄、編纂、輯佚。

◎文獻學工作的第二個部分，文獻的管理；其進一層的內容，包括 文獻的目錄、版本。

◎文獻學工作的第三個部分，文獻的整理；其進一層的內容，包括 文獻的校勘、譜系、考證、辨偽。

◎文獻學工作的第四個部分，文獻的加工運用；其進一層的內容，

尚可區分成二個層次，一為基礎運用層次，另一為高階運用層次。

基礎或高階，大致以學術加工的專業困難度來區分。基礎運用層 次，在文獻施加基礎層次的處理，包括標點、注釋（或校注、校 釋、訓詁）、翻譯（或譯注）、辭典（或百科全書、詞彙學）、檢 索（或索引、文本交叉參照）、史料學（或史料評介、參考資料 集），特色在改變文獻原先的樣態，以求文獻可更為便利使用，或 文獻的內容可更為清楚易懂。至於高階運用層次，在文獻施加高階 層次的處理，以專題研究的手法或相當於一流期刊論文的水準，展 開文獻學的探討，將文獻及其關聯的語文層面很專門、深入、或棘 手的議題，探討出個所以然，便於高來高去的運用。

五．文獻學都是在做些什麼：別相論述

對文獻學都是在做些什麼，有了最外圍層次的認識之後，接 下來，即可就文獻學工作的四個部分，逐一往內層移動。在這四個 部分更進一層的分支部門，除了指陳研究方法的內容要項，發而為

若干反思，還列舉佛教研究相關研究成果的書目，以方便參照之 用。

（一）第一個部分：文獻的蒐集

文獻學工作的第一個部分，文獻的蒐集；其進一層的內容，

可區分成眾多的著手途徑或使用辦法，包括抄寫、照相、影印、錄 影、錄音、購買、借用、考古、搨碑、典藏、彙編、選錄、編纂、

輯佚。

這一個部分的任務，在於儘可能廣泛且不破壞或破壞到最

少限度地蒐集特定的文獻。由於古代文獻在流傳的過程當中，所謂 同一本書，很可能出現眾多相關的傳本、抄寫本、版本、輯錄本、

譯本，如果準備展開文獻學的工作，「廣收異本」，也就是儘可能

27

典，意指書籍、管理；藏，意指保管，若當名詞，則指藏書、藏品、檔案；

典 藏， 可 專 指 收 存 、 保 管 圖 書 。 有 關 典 藏 ， 「 國 際 敦 煌 項 目 」 （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IDP): http://idp.bl.uk/），透過國際合作，以高 度的專業促進敦煌文化遺產的保存、保護、與研究，值得予以肯定和學習。

此外，可參閱：沈津，《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上 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 年）；程千帆、徐有富，《校讎廣義：典藏編》

（濟南：齊魯書社，1998 年）；潘美月、沈津，《中國大陸古籍存藏概況》

（ 台北 ：國 立編 譯館， 2002 年） ；Susan Whitfield, Frances Wood (eds.), Dunhuang and Turfan: Contents and Conservation of Ancient Documents from Central Asia, London: British Library, 1996.

將這些所有相關的或對應的本子收集齊全，便成為後續任何作為的 施展在材料依據上的重大前提。

在文獻蒐集的途徑或辦法當中，以下僅就彙編、選錄、編 纂、和輯佚略做解說。

1． 彙編（全集、集成、套書）／選錄（選本、文選）／編 纂（編輯）

彙編，意指將某一領域、範圍、層面、時代、或專題相關的 材料，按照一定的方式或順序，彙整在一起，形成資料總匯或資料 庫。進行彙編，可按照時間的前後、區域的分布、或是專科分類的 體系等順序，來編排材料，避免亂無章法的堆積。彙編以全集、總 集、集成、套書、或叢書為原則，也就是所有相關的材料，毫不遺 漏地蒐羅在內；但是基於特定需要的考量，也不妨以選錄的方式為 之，以選本或文選的形態出現，則應注意精要性，並且避免使完整 性破壞殆盡。

如果僅止於材料的彙整，主要就落在文獻蒐集的層次，文獻

28

有關資料彙編，可參閱：張大可、王繼光（主編），《中國歷史文獻學》

（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年），頁 458-468; 謝玉杰、王繼光（主 編），《中國歷史文獻學》（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年），頁 362-367.

學工作的份量相對處於低檔，其提供學術運用的價值或許很高，但 是本身的學術性較低。如果對材料先進行嚴格的校勘、考證、辨 偽、標點、注釋、附註、索引、導論、或附錄，然後才彙整刊出，

則文獻學工作的份量相對處於高檔，其學術性亦較高。

彙編的基本工作為編纂或編輯，重點落在編排、纂輯，並且 由文獻的蒐集往文獻的整理跨越，便於文獻的聚合、序列、保存、

使用、流通。編纂可以是一門實用性、技術性很強的專業，在方法 上雖無成規可言，卻有一些基本的工序，可資參考。例如，洪湛侯 將編纂的工序，整理出如下注意事項，堪稱明瞭且實用：確定選 題，擬定凡例，精選材料，分類編排，寫定目次，撰寫序跋，注明 出處，編制附錄。

在佛教研究的領域，除了各種版本的大藏經，彙編的套書屢 見不鮮，種類繁多，諸如石窟、題銘（或碑銘 inscriptions）、藝術 文物，

尤其引人注意的，包括梵文佛典，

以及各大宗派或學派

29

洪湛侯，《文獻學》（台北：藝文印書館，1996 年），頁 271-275.

30

例如：中國壁畫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新疆壁畫全集：克孜爾石 窟》，共 6 冊，第 1-3 冊，克孜爾卷；第 4 冊，庫木吐拉卷；第 5 冊，森木 賽姆、克孜爾朵哈卷；第 6 冊，吐峆溝、柏孜克里克卷，（瀋陽：遼寧美術 出版社，1995 年）；敦煌研究院、段文杰（主編），《敦煌石窟全集》（香 港：商務印書館，1999 年）；龍顯昭（編），《巴蜀佛教碑文集》（成都：

巴蜀書社，2004 年）； Kharosthi Inscriptions Discovered by Sir Aurel Stein in

的全集。

恐怕不少人會有同感，佛教典籍成套的出版物一直都不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Richard Salomon, Ancient Buddhist Scrolls from Gandhara: The British Library Kharosthi Fragment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9.

此外 ，相 關的 網路 資源 ， 可參 閱： * The British Library --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Early Buddhist Manuscripts Project / Inscriptions:

(http://depts.washington.edu/ebmp/inscriptions.php) 31

例如：Jens Braarvig (general editor), Manuscripts in the Schoyen Collection:

Buddhist Manuscripts, vol. I, Oslo: Hermes Publishing, 2000; Jens Braarvig (general editor), Manuscripts in the Schoyen Collection: Buddhist Manuscripts, vol. II, Oslo: Hermes Publishing, 2002; A. F. Rudolf Hoernle, The Bower Manuscript, 3 vols, New Delhi: Mrs. Sharada Rani, 1983; A. F. Rudolf Hoernle, 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16; P. L. Vaidya (ed.), Buddhist Sanskrit Texts, 21 vols, Darbhanga: The Mithila Institute, 1958-1970.

32

例如：林世田、劉燕遠、申國美（編），《敦煌禪宗文獻集成》，共 3 冊，

（北京：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复制中心，1998 年）；林世田、申國美

（輯），《敦煌密宗文獻集成》，共 3 冊，（北京：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 微复制中心，2000 年）；藍吉富（主編），《禪宗全書》，共 101 冊，（台 北：文殊文化，1989 年）；天台宗典刊行會（編纂），《天台宗全書》，共 25 卷，（東京：第一書房，1974 年）；天台宗典編纂所（編纂），《續天

缺乏，欠缺的是編纂暨文獻學的專業。與其浮濫地出版套書，不如 紮紮實實做出縱使只是小小一本卻具備專業水準的東西，因為這樣 可以設下典範，以專業為榮，並且後續出版的，不論需要投入多少 時間，都是嚴謹的專業打造出來的。

2． 輯佚

輯佚，意指輯錄佚書或佚文，使歷史上確曾出現過卻已散失 的文獻或其片段的章節語句，得以相當程度往復歸原貌的方向走。

就表面來看，輯佚屬於文獻蒐集的一環；但是這當中牽涉的情形，

往往需要很專門且高難度的文獻整理的工夫，包括淵博的學識、精 於目錄和版本、嚴加校訂和考辨。

古代文獻不斷造成，卻也在同時相繼殘缺、散落、銷聲匿 跡，使後人難見其全貌，或甚至完全無緣得見其樣貌。

隨著考古

台宗全書》，共 14 冊，（東京：春秋社，1990 年）。

33

相關的檢討，可參閱：府憲展，〈《敦煌吐魯番文獻集成》十四年：以編輯 體例和方法為中心〉，收錄於《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國家圖書館善 本特藏部敦煌吐魯番學資料研究中心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 年），頁 320-326.

34

有關古代文獻亡佚現象的討論，可參閱：牟玉亭，〈漫談中國古代典籍的亡 佚及原因〉，《文史雜志》（1996 年 3 期），頁 28-29; 程千帆、徐有富，

文物的出土，以及將搜尋的觸角往俗文學或民間文獻伸展，諸如甲 骨文、竹簡、帛書、敦煌卷子、金石刻辭，一一得以重見天日，並 且受到學界重視，因而替輯佚提供寶貴的材料來源。此外，原書應 已亡佚，或者確已殘缺，但是現存的相關文獻，例如注釋、論典、

其它經典、類書、全集、文選、史書、地誌、字書音義、雜抄手 札，由於引述原書的若干段落或文句，使原書的內容以片段的引文 而保存下來，這也構成可進行輯佚的條件。

從浩瀚的古代典籍率先找到且輯錄出佚書或佚文，通常不輕 易發生，然而在蒐集、保存、和整理文化資產上，卻可發揮少數關 鍵的作用。透過輯佚，使失傳的文獻再傳於世，或使四散的章節語 句有機會再拼湊在一起，除了在文獻層面有其重大貢獻，對接踵而 來的學術研究，也在提供更整全的文獻資料上，功不可沒。

從古至今，中國在輯佚的類型、方法、步驟、準則、和鑑定 標準，都已累積寶貴的經驗，發而為相關的論述，並且可由入門介 紹性質的文章窺其梗概。

輯佚之學很重要的準則，在於儘可能重

《校讎廣義：典藏編》〈第四章·書籍亡佚〉，（濟南：齊魯書社，1998 年），頁 281-348.

35

有關古籍輯佚入門介紹性質的文章，可參閱：張大可、王繼光（主編），

《中國歷史文獻學》（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年），頁 420-425;

張家璠、黃寶權，《中國歷史文獻學》〈第六章·歷史文獻的考證、辨偽與輯 佚〉，（桂林：廣西師苑大學出版社，1989 年），頁 189-226; 曾貽芬、崔文

現原書的面貌，或至少編輯出相差不太遠的殘本，極力避免張冠李 戴或狗尾續貂，因此不宜拿其它的文章混入其中，或甚至夾雜輯佚 者的妄斷之詞，而應只用原書的佚文。為了做好輯佚的工作，首 先，對所輯之書，應就歷史的記載與學界的研究，展開周全的調查 或探討；其次，完備蒐集所輯之書的佚文，發現佚文，即隨手摘 下，要避免漏收或重收；第三，審查佚文的來源和品質，避免誤收 或誤判；第四，對佚文素材進行核對、校訂、或轉寫等整理的工 作，務求準確、詳實；第五，標注佚文的出處，羅列佚文的異同，

撰寫輯佚的注解，而且輯佚者的標注或附註必須和佚文明顯區隔開 來；第六，編排佚文，或選定底本，儘可能就所知的原書體例或佈 局，將佚文編排在一起，避免任意拼湊。

就輯佚之學可做的事情，有三大層面：第一，進行專門的輯 佚之事；第二，探討輯佚的歷史、現況、方法、成果，評價輯佚本 的優劣得失，進而考察其方法學後設反思層次的議題；第三，運用

吳洪澤，《古籍整理學》〈第七章·古籍輯佚〉，（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

2003 年），頁 247-290; 謝玉杰、王繼光（主編），《中國歷史文獻學》（北 京：民族出版社，1999 年），頁 307-313.

過去或當前輯佚的成果，進行後續的研究。這當中，有關輯佚本的 評價，洪湛侯提出如下六個檢測項目，可資參考：輯錄是否完備，

佚文是否可靠，考訂是否精審，出處是否注明，體例是否完善，原 書學術價值如何。

在佛教研究的領域，輯佚法相當受到倚重。最常見的情形，

有四種：第一，討論文獻或類書的輯佚價值；

第二，根據現存的 梵文佛典或最近才出土的抄寫本斷片，進行輯錄；

第三，原書恐 已亡佚，但是其中若干的語句、段落、或要旨還保留在後代的注釋 書、論典的引文、或類書，因此可就保留下來的部分進行輯錄、校 訂、標點、或略注；

第四，以一直傳世的或新出土的佛典，提供

36

洪湛侯，《文獻學》（台北：藝文印書館，1996 年），頁 255-258.

37

例如，參閱：林平和，〈試論敦煌文獻之輯佚價值〉，收錄於《新世紀敦煌 學論集》，項楚、鄭阿財主編，（成都：巴蜀書社，2003 年），頁 725-744.

38

例如，參閱：小川一乘，〈補註：勝鬘經／如來藏經／不增不減經〉，收錄 於《央掘魔羅經·勝鬘經·如來藏經·不增不減經》，小川一乘校註，新國譯大 藏經，如來藏·唯識部，第 1 冊，（東京：大藏出版，2001 年），頁 233-248;

宇井伯壽，《寶性論研究》〈附錄·シナ譯勝鬘經と其梵文斷片〉，（東京：

岩波書店，1959 年），頁 435-469; 高崎直道（校註），《究竟一乘寶性論·

大乘法界無差別論》〈附錄 2·大乘法界無差別論引用文 原典諸譯對照〉，

（東京：大藏出版，1999 年），頁 388-396.

39

例如，參閱：李明芳，〈《肇論鈔》初探：以《宗鏡錄》所見佚文為主〉，

其它領域的典籍輯錄的材料。

（二）第二個部分：文獻的管理

文獻學工作的第二個部分，文獻的管理；其進一層的內容，

包括文獻的目錄、版本。書很多，要目錄之學來管理。同樣的一本 古書若有很多版本，就要版本之學來管理。藉由文獻的管理，有助 於知識體系的建構以及知識的管理。

《東吳哲學學報》第 8 期（2003 年 8 月），頁 31-53; 李明芳，〈廬山慧遠

《法性論》佚文之考證〉，《東吳哲學學報》第 10 期（2004 年 8 月），頁 1-24; 陳洪，〈《經律異相》所錄譬喻類佚經考論〉，收錄於《佛經文學研 究論集》，陳允吉主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243-257;

釋智學（王翠玲），〈《宗鏡錄》與輯佚：以典籍之校補、補闕為中心〉，

《成大中文學報》第 11 期（2003 年 11 月），頁 147-166; 釋智學（王翠 玲），〈延壽《宗鏡錄》中的慧遠及其著作：以輯佚與教理為探討中心〉，

收錄於《魏晉南北朝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五輯》，國立成功大學 中文系主編，（台北：里仁書局，2004 年），頁 415-440.

40

例如，參閱：文正義，〈《祖堂集》與《全唐詩》的輯佚及補訂〉，《覺 群·學術論文集》第 2 輯（2002 年），頁 356-388.

1． 目錄：著錄／提要／解題

在中文的用法，「目」意指圖書的書名或篇名；「錄」也稱 作書錄、序錄，則指針對「目」所做的編次或說明。因此，將一批 書名或篇名及其說明編排在一起，既條其篇目，且撮其指意，就得

「目錄」之名。透過目錄，使浩如煙海的圖書文獻從混沌狀態轉變 為整序且揭示的狀態，即此可將之歸類為文獻管理的一環。

通常認為目錄是治學之門徑，由此即可通往學問之道的圖書 文獻。然而，目錄並非現成的；文獻學的目錄工作，也不僅止於圖 書分類的一回事。如果只是使用現成做好的目錄，走向圖書文獻，

以及展開學問之道，就成為目錄方面的末端使用者；相對地，如果 以專業的姿態在製作目錄，則須培養出且拿得出走上第一線的作業 員的本事。

目錄工作在中土源遠流長，而且不僅止於孤立的或技術層面 的一回事。

製作目錄的程序，廣義來講，若能力許可，首先，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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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李瑞良（《中國目錄學史》〈結語：中國目錄學的歷史特點〉，（台 北：文津出版社，1993 年），頁 323-331），中國目錄學顯現如下三大歷史 特點：其一，根基深厚，體系嚴密，自成一個學術文化系統；其二，滲透著 中華民族文化的精蘊，反映了民族文化的特質，體現了民族文化的整體性；

其三，富有時代特點，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表現出不同的歷史風貌和個性色 彩。

立凡例，替目錄的製作，設定一些準則，包括明確的題目、文獻的 時空人物範圍、文獻合適的來源層面或類型、以及文獻的大致分 類。其次，儘可能「網羅相關的文獻」，展開就文字訛誤、衍脫的

「校勘」工作，從而替「著錄」提供必要的條件。接下來，才方便 分頭進行「書目歸類」和「書錄撰寫」。這當中，網羅相關的文 獻，剛剛提過。校勘之學，越走越專門，乃至卓然自立，就與目錄 之學分道揚鑣，稍後會討論。目錄之學走向專門，可以發揮的，因 此主要就落在著錄、書目歸類、以及書錄撰寫。

著錄，意指記錄在諸如專門的目錄書、史書的藝文志或經籍 志等書冊上。至於所記錄的，由作者、書名、部類、篇章卷數、存 佚等簡明的基本資料，一直延伸到清·章學誠在《校讎通義·序》明 確提出對文獻工作的要求：「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也就是說，

著錄之延伸，甚至升級，即涵括書目歸類和書錄撰寫，通過對圖書 文獻的分類登錄以及評述其內容要點，從而成就目錄之學的專門 性，而其宗旨則凝聚在辨別、彰明所處理的圖書文獻的學術思想的 門類，並且考察、鑑照其學術思想史的流派淵源。清代官修的《四 庫全書總目提要》，堪稱古代文獻著錄之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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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從分類學、目錄學、版本學、辨偽學、輯佚學、和考據學等方面，探討

《四庫全書總目》最近出版的一份文獻學作品，可參閱：司馬朝軍，《《四 庫全書總目》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年）。

製作目錄當中的書目歸類，透過一層又一層類別的建立，以 遂行文獻管理之事；至於書錄撰寫，則可開啟深入文獻內容的契 機。書錄所開啟的內容，可用提要或解題的形態予以呈現。提要顯 示圖書的大概內容。解題也稱作敘錄、書錄、或提要，除了概括圖 書的要旨，還可凸顯一些重點特色，例如考證真偽，考辨作者，列 舉不同的傳本或版本，紀錄所校勘異本的情形，標示體例，解明撰 寫緣由，勾勒取材範圍，指陳學術源流，品評優劣得失，或辯駁諸 家異說，因此帶有較為強勢的分判類別和指導閱讀的作用。

透過良好的目錄書，「即類求書，因書究學」，可引發多重

的功用。

例如，形成群書概觀，找尋所需圖書，參閱書目分類以

認識圖書區分的基準和類別歸屬，參閱提要或解題以略知或分清圖 書的學術源流與進展，利用不同時代的目錄書以掌握著錄的變化，

甚至做為考辨或校勘的依據。

有關目錄之學，可由一些專書或導論的文章入手。

這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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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提要或解題的說明，可參閱：來新夏，《古典目錄學淺說》（北京：中 華書局，2003 年），頁 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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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夫目錄之興也，蓋所以別真偽，明是非，記人代之古今，標卷部之 多少，摭拾遺漏，刪夷駢贅，欲使正教綸理，金言有緒，提綱舉要，歷然可 觀也。」（唐·智昇，《開元釋教錄》，730 年，T. 2154, vol. 55, p. 47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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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目錄之學的專書或導論的文章，可參閱：王錦貴（主編），《中國歷史

最近出版，取材堪稱完備，適合做為初學的依據，若僅列舉二本，

則可考慮《專科目錄的編輯方法》和《中國目錄學思想史》。

佛典目錄是專科目錄的一種，亦即針對某一專門且自成系統 的學科或學門所製作的目錄。如下二十四個面向，雖然涉及相當多

文獻目錄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李瑞良，《中國目錄學 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 年）；余嘉錫，《目錄學發微：含《古書通 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年）；來新夏，《古典目錄學淺 說》（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黃永年，《古文獻學四講》〈目錄 學〉，（廈門：鷺江出版社，2003 年），頁 1-159; 張家璠、黃寶權，《中國 歷史文獻學》〈第三章·歷史文獻的目錄〉，（桂林：廣西師苑大學出版社，

1989 年），頁 92-123; 楊燕起、高國抗（主編），《中國歷史文獻學》〈第 十一章·目錄學〉，（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 年），頁 199-216; 謝玉 杰、王繼光（主編），《中國歷史文獻學》（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年），頁 258-272; Fredson Bowers, Essays in Bibliography, Text, and Editing, Charlottesvill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of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2003;

William Proctor Williams, Craig S. Abbott, An Introduction to Bibliographical and Textual Studies, 2nd edition, New York: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89.

此外，有關古籍目錄的網路資源，可參閱：管錫華，《漢語古籍校勘學》

〈網路古籍目錄資源及其檢索與利用〉，（成都：巴蜀書社，2003 年），頁 489-499.

46

例如，參閱：林慶彰（主編），《專科目錄的編輯方法》（台北：臺灣學生 書局，2001 年）；余慶蓉、王晉卿，《中國目錄學思想史》（湖南：湖南教 育出版社，1998 年）。

樣的內容，卻多少值得留意：其一，佛典目錄學概論，或針對佛教 文獻的編目和分類，發而為大略的討論；

其二，就現存的漢語佛 典，列出一覽表；

其三，就歷代的漢語佛典目錄，列出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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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針對漢語佛典目錄，展開專門的研究；

其五，漢語佛典

47

例如，參閱：金克木，〈關於漢譯佛教文獻的編目、分類和解題〉，收錄於

《印度文化餘論：《梵竺廬集補編》》（北京：學苑出版社，2002 年），頁 23-34; 板原闡教，〈佛典目錄學大綱〉，吳敦元譯，收錄於《佛教目錄學述 要》，張曼濤主編，（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81 年），頁 1-19.

48

例如，參閱：丁福保（編），《修訂新版大藏經總目錄》，再版，（台北：

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 年）；Lewis R. Lancaster, The Korean Buddhist Canon: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南條文 雄，《大明三藏聖教目錄》，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83.

49

例如，參閱：河惠丁，《歷代佛經目錄初探》〈第三章·第二節·現存佛經目 錄〉，（台北：台灣大學圖書館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 年），頁 72-115;

妙淨，〈佛經目錄解題筆記〉，《佛教圖書館館訊》第 29 期（2002 年 3 月），頁 52-63; 陳士強，〈《大藏經》十五家經錄平議〉，《世界宗教研 究》第 27 期（1987 年 3 月），頁 126-139.

50

例如，參閱：方廣錩（輯校），《敦煌佛教經錄輯校（上、下）》（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年）；方廣錩，〈敦煌遺書中所存的全國性佛教經 錄〉，收錄於《敦煌學佛教學論叢（上）》（香港：中國佛教文化，1998 年），頁 263-313; 河惠丁，《歷代佛經目錄初探》（台北：台灣大學圖書館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 年）；徐建華，〈中國歷代佛教目錄類型瑣議〉，

《佛教圖書館館訊》第 29 期（2002 年 3 月），頁 22-31; 徐建華，〈中國古

目錄學和中國目錄學的交涉；

其六，漢語佛典的圖書分類；

其

代佛教目錄著錄特徵分析〉，《佛教圖書館館訊》第 30 期（2002 年 6 月），

頁 58-63; 黃志洲，《出三藏記集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 士論文，1991 年）；黃志洲，〈《大唐內典錄．歷代眾經總撮入藏錄》序 說〉，《佛教圖書館館訊》第 29 期（2002 年 3 月），頁 32-41; 陳士強，

《佛典精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陳雅貞，《《大唐內典 錄》：目錄體例探究》（台北：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年）；

鄭正姬，《高麗再雕大藏目錄之研究》（台北：台灣大學圖書館學研究所碩 士論文，1990 年）；劉國鈞，〈後漢譯經錄〉，收錄於《佛典譯述及著錄考 略》，張曼濤主編，（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 年），頁 1-110;〈三國 佛典錄〉，收錄於《佛典譯述及著錄考略》，頁 111-196;〈西晉佛典錄〉，

收錄於《佛典譯述及著錄考略》，頁 197-333; 釋成觀，〈〈大藏目錄〉與

〈藍本入藏目錄〉比較分析〉，《中華佛學學報》第 4 期（1991 年），頁 201-233; 小野玄妙，《佛教經典總論》，楊白衣譯，（台北：新文豐出版公 司，1983 年）；川口義照，《中國佛教經錄研究》（京都：法藏館，2000 年）；岡部和雄，〈敦煌藏經目錄〉，收錄於《講座敦煌 7：敦煌と中國佛 教》，牧田諦亮、福井文雅編，（東京：大東出版社，1984 年），頁 297- 317; 常盤大定，《後漢より宋齊に至る譯經總錄》（東京：國書刊行會，

1971 年）；落合俊典（編），《中國·日本經典章疏目錄》（東京：大東出 版社，1998 年）。

51

例如，參閱：李瑞良，《中國目錄學史》〈第三章·第三節·宗教書目的出現 和專科目錄的發展〉，〈第四章·第四節·佛藏目錄的興盛〉，（台北：文津 出版社，1993 年），頁 93-101, 133-139; 余慶蓉、王晉卿，《中國目錄學思 想史》〈第三章·第四節·釋家目錄及其目錄學思想〉，〈第四章·第五節·釋智 昇《開元釋教錄》及撰錄的思想〉，（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