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誠篤的靈魂渴望著，
實現更高貴的計劃；
夢想高尚的時代能夠重來，
唉！這只能是夢想。
你渴望的是
最優和最優者的結合，
要打破那
東方與西方的畛域。
辜鴻銘
第一節 義利之辨—對張之洞折衷調和的批判
辜鴻銘的漢文著作相當少，僅有 1910 年出版的《張文襄幕府紀聞》，是短篇 札記，議論他在張之洞幕府中所見所聞，幽默風趣。另則是 1922 年出版的《讀 易草堂文集》，由羅振玉代選他的文章奏摺等集成的《讀易草堂文集》。1 還有一 篇他漢譯英國十八世紀詩人科伯（William Cowper）的一首敘事長詩，生動詼諧，
大約在 1905 年至 1910 年間出版。2 他的漢文著作無論在質量上均無法與他的英 文論著相比。
1986 年，辜鴻銘進入張之洞幕府的第十一年，他在〈上湖廣總督張書〉中 反對學習西洋立議院開報館時，特別提出《孔子作》尊王之旨﹔「要在明義利之 分，而本乎忠恕之教。義利之分明，故中國之士知君臣之相屬以義也，非以利也﹔
忠恕之教行，故中國士人知責己而不責人」。3 春秋大義尊王之旨、忠恕之教與 義利之分成為辜鴻銘往後所秉持的中心思想，同時也是臧否政治人物議論中外實
1 《辜鴻銘文集》下卷，附錄，頁 624 及 626。
2 《辜鴻銘文集》上卷，頁 239-272。
3 〈上湖廣總督張書〉，收錄在《讀易草堂文集》，見《辜鴻銘文集》下卷，頁 2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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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乃至於做為中西文明價值評估的判準。
張之洞和幕府中的博學鴻儒是辜鴻銘浸淫中國經史子集時期的導師，張之洞 思想對於辜鴻銘的影響是理所當然的。然而，辜鴻銘對於這位他所尊崇為「儒臣」
的長官卻也有諸多批評。最常為人樂道的就是這對幕主與幕友之間的「公利與私 利」以及「知經而不知權」之辯。對辜鴻銘而言義利之分是很明確的，至於「利」
究竟為何，他有自有一套標準。張之洞說：「我講究者乃公利，並非私利。私利 不可講，而公利卻不可不講。」辜鴻銘就搬出孔子之言說：「當日孔子罕言利，
然則孔子亦講私利乎﹖」，「文襄 （張之洞的謚號）又多方辯難，執定公利私利 之分，謂公利斷不可不講。」最後，是辜引《大學》中的「長國家而務財用者，
必自小人矣。」，問張：「然則小人為長國家而務財用，豈非亦係言公利乎﹖」， 張之洞辯不過他：「於是文襄默然讓茶」（送客之意）。4
張之洞對於門下這位傲氣十足，經常得理不饒人的文士也是有意見的，他對 人說辜鴻銘「知經不知權」，有辜食古不化不知變通的意思。辜鴻銘不僅不以為 然，還認為張之洞其實不明瞭「權」的真義，他在《張文襄幕府紀聞》中「權」
的一則札記下，對此有一番分析﹕
蓋凡所以運行天地間之物，為理與勢耳。《易傳》曰﹕“形而上者謂 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者，理之全體也﹔器者，是知總名也。小人 重勢不重理，君子重理不重勢。小人重勢，故常以勢滅理。君子重理，而 能以理制勢。欲以理制勢，要必知所以用理。權也者，知所以用理之謂也。
5
自號「漢濱讀易者」的辜鴻銘這段話把「道」、「器」、「理」、「勢」以及君子、
小人與其對應關係說得很清楚。至於「權」是「知所以用理」，他接著引孔子曰﹕
「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辜鴻銘認
4 〈公利私利〉，《張文襄幕府紀聞》，《辜鴻銘文集》下卷，頁 425-426。
5 〈權〉，《張文襄幕府紀聞》，《辜鴻銘文集》下卷，頁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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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足以進一步說明﹕所謂可與適道者，明理也。可與立者，明理之全體而有自 信也。可與權者，知所以用理也。又﹕「蓋天下是非明理之為難，知所以用理之 為難。權之為義大矣哉﹗」辜鴻銘指出明理容易，在處理事務時如何運用這個理 才是難事，他舉治水一事為例，必須「隨時立制，因地制宜，無拘一定成見，此 之謂知所以用理」，若是一味用防堵的方法，一旦決堤後果嚴重，比不去防堵危 害更大，這就是「知經不知權」的作法。6
辜鴻銘由此下了這樣的結論﹕「竊謂用理得其正為權，不得其正為術。若張 文襄之所謂權，是乃術也，非權也」。7 並且根據這個道理對於過去清廷如何用 德(理)來對抗力(勢)有以下的批評：
夫理之用謂之德，勢之用謂之力。忠信、篤敬，德也，此中國之所 長也；大艦、巨炮，力也，此西洋各國之所長也。當甲申一役，清流黨諸 賢但知德足以勝力，以為中國有此德必可以致勝。於朝廷遂欲以忠信篤敬 敵大艦巨炮，而不知忠信篤敬乃無形之物也，大艦巨炮乃有形之物也，以 無形之物攻有形之物，而欲以是奏效於疆場也，有是理乎？此知有理而不 知用理以制勢也。8
甲申一役是指 1884 年(清光緒十年，甲申年)中法戰爭，當時張之洞任兩廣總督。
辜認為張之洞在此時見理不敵勢，所以有了轉變：
甲申以後，文襄有鑒於此，遂欲捨理而言勢。然捨理而言勢，則入 於小人之道，文襄又患之。於是躊躇滿志而得一兩全之法，曰：為國則捨
6 〈權〉，《張文襄幕府紀聞》，《辜鴻銘文集》下卷，頁 426。
7 前引書，頁 426-427 頁。
8 前引書，頁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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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而言勢，為人則捨勢而言理。故有公利私利之說。9
也就是因為張之洞捨理言勢，所以辜鴻銘說他不知權的真義，他所說的「權」其 實是「術」。此一轉變的關鍵涉及張之洞投入洋務運動追求富強的一番積極作為，
辜鴻銘在《張文襄幕府紀聞》的〈清流黨〉一則中有更清楚的表述：
洎甲申馬江一敗，天下大局一變，而文襄之宗旨亦一變。其意以為 非效西法圖富強無以保中國，無以保中國即無以保名教。雖然，文襄之效 西法，非慕歐化也；文襄之圖富強，志不在富強也。蓋欲借富強以保中國，
保中國即所以保名教。吾謂文襄為儒臣者為此。10
辜鴻銘把這位他心目中清流黨的中堅之士「效西法圖富強」背後的意義明白地說 出來，也就是為了保中國，如此才能保名教。
辜鴻銘跟隨張之洞長達二十餘年，在張的幕府之中，辜學得四書五經的傳統 學問，對於張之洞重聖人之教以及公忠體國、清廉任事等極為推崇，但對於他因 應世變時所採的折衷態度又多所批評。張之洞的人生跨越咸豐、同治、光緒及宣 統諸朝，適逢列強入侵，大清帝國走向衰敗的「千古奇變」之局，他「生命的節 律與中國近代歷史大體共始終」。11 四十年間親身參與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大事，
在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變法、庚子拳亂中都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在洋務 運動及清末新政皆作為清廷的中流砥柱。他是典型科舉出身的士大夫，本重通經 致用，面臨數千年未有之變局，與當時士大夫一樣開始吸納西學力求革故鼎新。
他被稱為是過渡型的人物，性格複雜多面，兼具「通權達變者和聖教捍衛者的雙 重身份」。12
9 〈權〉，《張文襄幕府紀聞》，《辜鴻銘文集》下卷，頁 427。
10 〈清流黨〉，《張文襄幕府紀聞》，《辜鴻銘文集》下卷，頁 419。
11 馮天瑜、何曉明，《張之洞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 年，頁 5。
12 同前引書，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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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之洞出身書香門第、少年得意，十四歲中秀才，十六歲中舉人第一名，廿 七歲中進士第三名。其父張瑛治家以儉約知禮為重，教導張之洞安貧力學以儒學 君子之道為典範。其父摰友胡林翼勤於政事、通曉軍事，張之洞曾向他學習，而 且對他十分景仰，影響及於他日後任官治事的風格。13
光緒二年（1876 年）張之洞在四川學政任滿後調回北京，至光緒七年（1881 年）六年期間任職翰林院，以李鴻藻為首，並與陳寶琛、張佩綸等大學士結合，
成為所謂清流黨的要角。他們敢言、不畏權貴、盡忠職守，曾以彈劾高官而聲名 大噪。14
辜鴻銘在《張文襄幕府紀聞》中的〈清流黨〉一則中說張之洞是「儒臣」， 曾國藩是「大臣」，區別在於儒臣重聖教，大臣重政事，「國無大臣則無政，國無 儒臣則無教」，但有二者輕重有別，因「政之有無，關國家之興亡，教之有無，
關人類之存滅，且無教之政終必至於無政也。」他雖也推崇曾國藩，但認為曾定 天下大計時不注重教，繼承者李鴻章蕭規曹隨也是如此，因不重名教，以致「一 切行政用人，但論功利而不論氣節，但論材能而不論人品」，大為清流黨所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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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繼曾國藩之後成為洋務運動的領袖，也是一方重臣，但張之洞與他的 政策主張夙有不同，因此雙方陣營常互相批評對方的不是。就「以夷制夷」而言，
李鴻章主張聯俄制日，張之洞則主張聯日制俄。中法戰爭之後，張之洞積極規劃 新式海軍的建制，曾反對李鴻章採南北洋艦隊配置的做法。至於自強事業方面，
張之洞的一套自己的看法，「權操在我為先，取用不窮為貴」。他主張強兵富國可 同時進行，這符合儒家先富後強之道，但與李鴻章先強後富的做法大有不同。16
李與張其實各有長短，庚子拳亂時慈禧太后避難西安，李鴻章上奏要太后不 要聽張之洞的「書生見解」，傳到張之洞耳裡時，張之洞大怒說：「我是書生，他
13 李國祁，〈張之洞與中體西用論〉，《近世中國之傳統與蛻變：劉廣京院士七十五歲祝壽論集》
上冊，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頁 454-5。
14 同前引書，頁 457。
15〈清流黨〉《張文襄幕府紀聞》，《辜鴻銘文集》下卷，頁 418。
16 李國祁，〈張之洞與中體西用論〉，頁 457-8；459-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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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老奸巨猾。」辜鴻銘記載此事時說此後張幕府人員一談到李鴻章就「痛加詆罵」，
17 看來也有意氣用事之嫌。
但是，即使辜鴻銘視張之洞為書生氣息濃厚的「儒臣」，仍嚴守孔孟義利之 辨，對張之洞的某些作為直言批判，往往不假辭色。他曾舉出「正其誼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的大道理，批張不該在為湖北留學生出洋送行時，以將來學成 歸國可以「帶紅頂，作大官」云云來勉勵學子。他認為張此番言語與荀子之學無
明其道不計其功」的大道理，批張不該在為湖北留學生出洋送行時，以將來學成 歸國可以「帶紅頂，作大官」云云來勉勵學子。他認為張此番言語與荀子之學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