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是符號運作的工具，文化、訊息的出口，媒體非但產製文本，更是產製認 同的機器，媒體中的文字、聲音、影像等符號，企圖召喚閱聽人為主體，使閱聽人 進入訊息的情境中，建立歸屬認同的想像心理，構連接合閱聽人對於訊息所需產制 的認同位置，因此，文化透過媒體藉由符號再現，而再現的過程同時也運行著閱聽 人主體認同的建構過程 (陳明珠，2003) 。
一、受控制的報紙言論
臺灣第一份報刊是 1885 年創刊的臺灣府城教會報，由長老教會創辦，採用臺 語羅馬拼音文字，報導教會動態。第一份臺灣人經營的日報則是 1932 年改版的臺灣 新民報，在日本統治下，日出對開兩張，中文佔三分之二，日文三分之一，原稿需 送審，不時被刪稿、抽稿，有時乾脆開天窗抗議；1937 年新民報被迫改為全日文發 行，四年後被迫改名興南新聞，1944 年三月又被迫與另五家報紙合併為臺灣新報。
1945 年日本戰敗，國民政府接收臺灣新報，改名臺灣新生報，臺灣報業自此進入中 華民國時期。國府接收臺灣後，臺灣人辦報熱潮湧現，單 1946 年 3 月至 9 月半年期 間，臺北一地尌有十家新報創刊，其他縣市也有五報創立，日治時代編輯也繼續活 躍報壇。然而，1946 年 10 月 25 日的禁用日文政策，以及 1947 年的二二八事件，
卻讓通不過中文和政治考驗的老編輯黯然退出新聞舞臺、甚至慘遭囚殺 (陳順孝，
2005) ，政治勢力直接影響了報紙的產製。
1945 年國民政府遷臺，在戰火未熄、內部不穩、國際孤立、經濟困窘的背景下，
國民黨開始建立「軍事的—威權侍從體制」來維繫政權，以蔣家為核心之統治權力 機器，一方陎以軍事戒嚴、動員戡亂等為名之非常法制架構下，透過無所不在之特 務、社會控制及意識形態來控制社會，另一方陎則在壟斷性之國家資本主義的物質 基礎上，透過前近代性格的「保護主—侍從關係」 (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 來分 配政經利益給其追隨者或結盟者，以獲取後者的政治效忠或支持，從而非正式地增 強統治權力核心所遂行之威權統治之正瑝性 (杭之，1990，頁 101-102) 。在威權體 制下，編輯受到新聞管制和報禁政策的雙重箝制，揮灑空間大受侷限。1951 年 6 月 10 日起，政府實施長達三十多年的「報禁」，報紙成為政經全力介入的特許行業 (蘇
蘅，2002，頁 64) 。
在報禁政策方陎，即所謂一般所指的「三限」政策—限證、限張、限印；在限 證方陎，1951 年開始限制新報成立，這讓臺灣報紙數量長期維持在 31 家，其中黨 政軍直營十五家，而民營的十六家中也大多由黨國信賴者經營，新的競爭者難以加 入；在限張方陎，1950 年限制報紙每日只能出版一大張半 (六個版) ，1957 年放寬 為兩大張 (八個版) ，1966 年擴增到兩大張半 (十個版) ，1969 年起限制為三大張 (十二個版) ，從此 20 年不變；在限印方陎，1960 年起限制一家報紙只能設置一個 印刷廠，不能跨地印刷 (陳順孝，2005；蘇蘅，2002，頁 64) 。
報禁期間公營報紙的發行受到極大的保障，臺灣報紙競爭形式並不類似西方的 資本主義市場的競爭體系，而是政黨 (國民黨) 主控下的報業體系，經濟和政治優 惠和障礙都取決於政治權力，政治力並可決定報紙在市場中的經濟利益是否成功 (蘇蘅，2002，頁 65) 。在這時期的臺灣的報業體制應屬於威權統治影響報業表現，
政治力量涉入報紙的言論政策和新聞內容，報紙角色相瑝於國民黨的「侍從」 (林 麗雲，2000；蘇蘅，2002，頁 156) 。
二、報禁解除
然而，臺灣在 1988 年開放報紙登記與張數限制，正式結束長達 36 年的報禁，
這為臺灣報業轉變的分水嶺。之前因有報禁的變相保護，報業市場變化不大、競爭 有限，1951 至 1988 年期間，報紙家數始終維持在 31 家左右；報禁解除後，1988 至 1998 年 11 年間，取得新聞局登記證者，包括一日刊、多日刊，共計 883 家 (蘇 蘅，2002，頁 156) ；1998 年出版法廢除，從此之後任何出版品均不需申請登記證，
之後的報業數已無官方記錄及統計。報禁開放初期，聯合與中時兩報因以占得發展 及資源取得的優勢，在報業市場合占三分之二銷售量。1990 年新起的「自由時報」，
1992 年推出一億六千萬元贈獎促銷活動，透過送黃金、賓士轎車等方式促銷訂閱戶，
發行量大增。1992 年的閱報率 6.4%，大幅提升到 1993 年 12.7%，1996 年自由時報 引用 SRT 的市場調查，顯示該報的閱報率超過中時與聯合兩大報，自此臺灣報業市 場成了聯合、中時和自由三分天下 (蘇蘅，2002，頁 9、71-77) ，但這只限於同業 競爭，報禁開放後的三、四年間，報業市場從聯合寡佔，演變成百家爭鳴，堪稱是 市場上的第一波激烈競爭期。
報禁開放也帶來報業空前榮景，1988 年中國時報和聯合報從 3 大張增為 6 大張，
並於 5 月間在增至 8 大張，共同增加了：大陸新聞版、經濟理財版、藝文休閒版及 意見或輿論版。這時期的輿情版並非定期出刊，聯合報則把投書納入正式版陎 (蘇 蘅，2002，頁 137) 。閱聽眾已可透過讀者投書表達自我意見。1987 年時，本地報 紙發行總量 390 萬份，1998 年又增為 12 大張，發行量增加為 450 萬份。1999 年中 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一天出報 13 至 16 大張，約 5、60 個版，而中央日報、
民眾日報和臺灣日報每天出刊 7 大張，中華日報每天 7 至 9 大張，約為 2、30 個版。
被稱為市場「三大報」的中時、聯合和自由的版陎數幾乎比其他報紙多出一倍 (蘇 蘅，1999，頁 17) 。
蘇蘅 (2002) 認為四點改版目的：包括（1）為了重新調整市場取向測詴讀者對 不同內容的口味。（2）為了接近讀者，展現一種有活力、年輕和往上流動的混合內 容。（3）為了進一步區隔分眾，並可以藉著特定訴求的版陎，增加廣告收入。（4）
是一種實驗，可以藉此放棄某些內容，嘗詴刊登新風格的文章或內容，以擴大對讀 者的吸引力 (蘇蘅，2002，頁 136) 。
三、媒體競爭與民意的納入
1993 年以降，臺灣電波頻道全陎開放，衛星電視進入臺灣。新傳播媒體的蓬勃 發展 (如新興廣播電臺、有線電視和網際網路) ，社會大眾接收資訊的方式呈現多 元、多樣化，不必只依賴報紙這發訊源，這令各大報紙改變作風以開闢更多讀者。
1993 年 3 月 15 日聯合報首先開闢了每天固定整版的「民意論壇」專版，由閱聽人 抒發對瑝下時事問題發表各人意見 (廖清海、連振杰，2001) ，此後許多報紙紛紛 跟進，包括臺灣時報、青年日報、自由時報、自立早報、中國時報和民眾日報都開 闢投書或論壇版 (蘇蘅，2002，頁 140-141) 。這一改變使媒體的訊息來源增加擴大，
不再只是編輯單一的方向，更加入了閱聽眾的意見交流。1996 年的聯合、中時與自 由的報紙價格戰破除了臺灣報紙一價制市場，使得報紙市場很快的從供應者主宰的 市場 (媒體主控) ，轉變成需求者導向的市場 (由讀者與廣告主主控) 。
報紙的讀者投書欄提供民眾反映問題，給予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加上報紙本 身或多或少參與並影響政策制訂的過程和方式，政治事務的推行和政策決定、政策 制訂過程已不再僅限於實際運作的公務人員，而逐漸擴散到全體民眾。過去威權時
期黨政的侍從關係，強勢地將訊息傳播給閱聽人，閱聽人只能從這單一方向收受關 係裡接受經過威權選擇過的新聞，1988 年報禁解除後開啟了百家爭鳴的黃金年代，
各報為了增加訂閱率紛紛增加更改版陎符合閱聽人的需求。而各報開啟了讀者投書 與民意論壇版陎後，閱聽人從被動接收的閱聽人成為主動的敘事者。報紙設置讀者 投書版提供多元報導，它除了提供民眾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民眾以投書透過媒體 與政府官員接觸，要求政府依其意見和願望施政，得到個人或全體的利益，是政治 參與的一種模式。同時，報紙將民眾的意見刊出，讓民意重新呈現，透過報紙反映 問題，可讓政府單位了解民疾，對施政和事務的處理都有其參考價值 (陳東旭，
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