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ANT緣起
針對「社會」中的「科技」事件，有兩種研究取向經常被研究者引為論述基 礎。其一為「科技決定論」，持此論述者認為，科技會依其獨立自主的邏輯發展 而對社會造成衝擊，這是種單向、決定性的因果關係（雷祥麟，2004：8）。與科
12 雷祥麟舉 Brian Wynne 等人執行的調查為例，調查中發現，人民願意接受 GMO 的風險，前提 是此風險必須有助社會公義。生技公司宣稱 GMO 可解決第三世界糧荒問題，但他們卻同時在 GMO 內植入使種子自動失效的裝置，以致於農民每年必須重新向這些公司採購種子，這使得全 球農業進一步掌握在少數人手中。調查中受訪的民眾表示，若生技公司願意取消這項措施，他們 便比較願意為減少飢荒而去承擔基因改造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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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決定論相對的是「社會建構論」。社會建構論者認為科技的配置、使用與發展 受制於文化及權力等社會因素，例如利益團體政治、官僚政治、馬克思主義式的 階級鬥爭等等，簡單來說，「社會建構論」認為技術的「種種」（technical things）
根本無關緊要（Winner, 1986: 21）。無論「科技決定論」或「社會建構論」，兩者 皆落入二分對立的觀點之中，試圖以科技或社會為主要解釋因素，ANT所挑戰的 便是這種化約論，力求研究者重視世界的本質─動態的科技與社會之相互構成。
在介紹ANT之前，本研究先行概略回顧ANT起源。ANT與其所屬的研究領 域「科技與社會」（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皆源自研究者意識到科 技並非依其邏輯獨立運行，而是與我們所處的社會有所關聯。科學社會學約誕生 於1930年代，其研究者早先關注科學的社會功能13與「科學體制」的社會建構14， 無涉於「科學知識」等認識論層面的討論；受孔恩（Thomas. Kuhn）啟發，151970 年代起，英國愛丁堡大學（Edinburgh University）的一群社會學者主張除制度研 究外，研究者也應研究「科學知識」，他們自稱自己的研究為「科學知識的社會 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SSK），以便與過去「科學的制度社會學」
區隔，這群學者以愛丁堡大學為基地，因此又被稱為「愛丁堡學派」（陳瑞麟，
2010：285-288）。
SSK的學者們努力推動一套知識社會學的「強方案」（strong programme，或 譯「強計畫」、「強綱領」），這是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的運作方案，Bloor（1976: 1-5）
（disinterestedness）、組織性的懷疑精神（organized skepticism），遵守這些精神的科學家將獲得 報酬，反之則會受到懲罰（陳瑞麟，2010：286）。
14 科學體制的建構指的是科學活動是根據一定的制度來進行，社會會建立一定的規則來規範科 學活動（陳瑞麟，2010：287-288）。
15 孔恩將科學社群的觀念引入科學知識的發展演變中，衝擊傳統上人們對於科學的實證論（經 驗論）形象，從這個角度來看，科學知識其實也有其社會性，並非客觀、中立、不受人為影響（陳 瑞麟：2010：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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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knowledge），這是過去科學社會學所忽略的面向。套用孔恩「典範」概念，SSK 視知識為人們集體支持（collectively endorsed）的過程，研究者的工作便是探討 科學知識產生的原因與過程，因此，SSK其實預設了一套「社會建構論」觀點。
從科學的社會功能到科學知識的社會性，往後，科學與社會互動的開始為人 們所重視，與此相關的研究領域「科學與社會」逐漸興起，但是它的研究者大多 延續科學的社會建構論觀點。其一方面飽受偏向證據基礎的傳統科學哲學的批判，
另一方面，STS另有一支勢力興盛的理論家族，名為「行動者網絡理論」也同樣 批判了科學的社會建構論（陳瑞麟，2010：309）。下文將從行動者網絡理論的本 體論談起，再過渡至其分析取徑、批評與轉變、以及政治承諾。
二、行動本體論（ontologies in practice）
對ANT來說，「社會」這個範疇亦是建構的結果，如果用社會來說明科學知 識、科技實作或科技物，如此預設一個先驗範疇的結果將可能形成一種說明上的 不對稱，ANT重新定義對於物與事實的看法─科技與社會的相互建構，兩者構成 一個「網絡」（network）；16網絡係由人（human）與非人（nonhuman）所組成，
前者是我們熟悉的「社會」，或稱為主體，而後者則是向來被視為客體的「自然」
和「物質」（陳瑞麟，2010：309）。ANT學者Latour（2005）反對將社會視為一 個固定的實體（material）或領域（domain），以及對物與事實給予一個「社會的 解釋」（social explanation），原因在於，ANT研究者認為物與社會的關係並無一 定的本質（intrinsic qualities），亦無主客體之分。研究者能做的，就是追溯與描 繪它們的相互建構過程，而事實的「樣貌」則是在此過程中逐漸浮現，也就是說，
我們所認知到的「自然」與「社會」，其實都是經過一連串動盪後穩定下來的狀 態，其中獲得認可的「事實」即形成我們對於事實的認識；Latour扼要地指出，
16 ANT 修改 SSK 的「對稱規則」，成為一種「超對稱」：「社會與科技物皆是網絡的產物，要同 時描述人與非人的行動者，並用同樣的關係性架構來處理它們」（陳瑞麟，2010：309）；人與非 人皆是有行動能力的行動者（actor），並無主客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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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爭議的平息（settlement of controversy）是「自然」被如此再現、「社會」如 此被穩固的原因，而非結果，我們便不能用這樣的「原因」去解釋如何與為何一 個爭議被平息（Latour, 1987）。
如此思考基礎，林文源（2007）稱之為「行動本體論」（ontologies in practice），
傳統哲學意義上的本體論是種對存在的「先驗狀態」和「根本架構」的探討，17 所謂的經驗只是在這些架構下的特殊存有樣態，例如物、人、數字等各有相對應 的科學、社會學、數學的討論；但是，ANT隸屬STS的分析取徑之一，而STS探 索科學知識的形成過程，因此也不可避免地面對物的萌生過程，使得STS研究經 常碰觸到異於先驗本體論的存在架構與存在物的出現。例如，1940年代，美國的 蕃茄收割機大幅提升了蕃茄採收量，機械化的結果卻也使得農民在往後數十年間 面臨失業困境（Winner, 1986: 25-27）。對科技決定論者來說，蕃茄收割機取代農 民的工作機會，因此是造成失業的原兇，相反地，社會建構論者則會認為是資本 家存心剝削農民，蕃茄收割機只是用以剝削的一種手段。然而Winner（1986: 27）
卻指出，事實上沒有人認為蕃茄收割機的發展是場陰謀，其發明人只是為求改良 收割技術，並沒有任何意圖去圖利資本家，我們所見的失業狀況其實是科學知識、
科學發明、與公司利益三方互相糾葛、強化的社會過程。
類似研究如林宇玲（2004）發現女性的電腦學習能力不只是受「女性不適合 科技」的文化迷思影響，由於電腦運作依賴鍵盤、滑鼠、以及一套操作的程序與 步驟，若想善用電腦，使用者必須採取理性思考，搭配良好記性、靈活反應、以 及手眼協調能力，這造成某些弱勢者（尤其是中高齡、婦女、身心障礙者）在學 習使用電腦時備感艱辛，因此，電腦能力的體現實為上述兩者相互建構的結果。
若從社會學角度來看以上兩個案例，研究者可能會傾向將「資本家的利益考 量」做為蕃茄收割機與失業趨勢的關鍵樞紐，以及透過「社會弱勢者」此一切入 角度分析電腦學習能力。但從Winner與林宇玲的研究可發現，失業與電腦學習能
17 林文源指出，「傳統哲學」有過度簡化複雜的哲學系譜之嫌，但他在此討論的重點為 ANT 的 本體論，並無意涉入各門派之間的論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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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原貌其實是人與非人相互影響、交織的狀態，並非單一社會因素可解釋，亦
（thing-in-itself）或理念自身（idea-in-itself）；所謂的本質其實是「本體論化」事 件的聚集，經歷一連串的中介行動，18現實中的存在則由這些事件所構成，在此 概念下，物質是被促動（enacted）19的結果：由轉變工作中的某種狀態到成為一 種事實，一直到最後在被穩定的網絡中成為理所當然的存在（林文源，2007）。
以Latour（1983）描述細菌學之父巴斯德（Louis. Pasteur）克服炭疽症的過程為 例，20微生物從原先存於自然界，到成為人們認知中造成疾病的元兇，此本體論 化的過程其實歷經實驗室圖表與儀器、新聞稿、地圖與統計圖表等中介行動，每 一個中介都是炭疽症的「暫時」的存在狀態。這些中介行動非但不可化約，更是 細菌本體論化事件的本身，哲學中的主客二元論便是忽略中介行動的過程，才會 苦思外在的物（things out there）如何與內在的心靈（mind in here）發生關聯（林 文源，2007）。 中介狀態位移（displacement）到下一個中介狀態，慢慢穩定為我們所知的事實。
19 促動（enacted）又可譯為「展演」，兩者皆指涉人與非人的實作（practice）行動（林文源，2007）。
20 下文將完整介紹巴斯德克服炭疽症的網絡建構，該網絡同樣由人與非人所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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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是什麼、是由什麼構成的事實，總是必須經過實現具體相關知識與 事物的過程而被穩定下來，而世界是在此實現過程中被具體化的（林 文源，2007）。
Law（2004: glossary）則為ANT下了一個定義：
ANT是種科技社會分析的取徑，在此取徑之下，實體（entities）與物 質皆是被促動（enacted）以及關係性構成（rational），ANT研究這些 關係的形構（configuration）與重新形構（reconfiguration），而關係性 意味其本體論類屬（ontological categories）（如科技、社會、人與非人）
皆被視為效果與結果，而非用以解釋的資源。
因此，ANT以行動本體論為思考基礎，其研究者不再預設一個終極的存在架 構，轉而探究一般可被化約的實際變動過程，探討何者存在、何謂存在、如何存 在等問題（林文源，2007），在去本質的基礎下，所有事物均可變動（uncertain）
且擁有可反轉（reversible）的機會（Law, 1999）。本研究將以ANT的行動本體論 為分析的核心概念重讀台大新聞E論壇的發展故事，在公民新聞媒體的發展歷程 中，我們不只是關注人的意志運作，亦要關心技術如何參與其中，與公民記者共 同發揮影響力，而「台大新聞E論壇」便在人與非人交織狀態的不斷位移過程中
且擁有可反轉（reversible）的機會（Law, 1999）。本研究將以ANT的行動本體論 為分析的核心概念重讀台大新聞E論壇的發展故事，在公民新聞媒體的發展歷程 中，我們不只是關注人的意志運作，亦要關心技術如何參與其中，與公民記者共 同發揮影響力，而「台大新聞E論壇」便在人與非人交織狀態的不斷位移過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