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探臺大新聞E論壇的行動者網絡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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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指導教授：王維菁博士. 初探台大新聞 E 論壇的行動者網絡建構 An Actor-Network Analysis of NTU News E Forum. 研究生：陳釗偉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2) 摘要 2014 年 3 月 18 日，由於不滿《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審查程序，上百位學生及公民團體群聚立法院外，部分現場人士甚至以突襲方式進入國會議場並宣布佔領立法院。他們透過網路號召串連，越來越多民眾聚集在立法院周圍聲援議場內人士，展開長達 24 日的「太陽花運動」。普遍來說，社會運動傾向挑戰主流社會價值觀，也因此容易遭到主流媒體消音或扭曲報導，為求突圍，除了由社運組織自行傳播訊息外，社會運動亦需要公民新聞協助發聲。隨著技術進入門檻逐漸降低，幾乎人人都有機會成為公民記者。太陽花運動期間，在各校學生與多種網路技術、服務協力下，原為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師生專屬的線上交流平台「台大新聞 E 論壇」轉化為報導運動現場的公民新聞媒體。儘管網路技術是公民新聞媒體的基石，但過去研究多採工具性視角將其定義為一個前提，鮮少談論網路技術的技術物特性與它們創造的生活氛圍如何影響人類行動。因此，本研究援引行動者網絡理論的技術／社會相互建構觀點為分析架構，將台大新聞 E 論壇視為一個人與非人共組的動態網絡。經由重讀這段人與技術的互動史，本研究期望為公民新聞研究提供一個另類的思考途徑─在社會因素之外留意技術的影響力─對於與技術緊密連結的當代社會來說，如此思考將有助於我們理解並改善公民新聞的運作。. 關鍵字：太陽花運動、台大新聞 E 論壇、公民新聞、網際網路、行動者網絡理論.

(3) Abstract On 18 March 2014, over a hundred students and members of civic groups gathered in front of the Legislative Yuan to protest against the review process of the Cross-Strait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Subsequently, a portion of the protesters raided legislative chambers and proclaimed occupancy of the Legislative Yuan. The activists convened over the Internet, rallying more and more people to the Legislative Yuan to support their cause, consequently resulting in a 24-day protest called the “Sunflower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typically challenge mainstream values, and are therefore likely to be silenced or distorted by mainstream media. To break through such constraints, not only are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required to propagate information independently, movements themselves rely on citizen journalism to voice ideology. Apace with the gradual simplification of technology, most peopl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become citizen journalists. During the Sunflower Movement, the cooperation of students from various schools and the collaboration of various internet technologies and services transformed the “NTU News E Forum,” which was originally used by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as an online exchange platform, into a citizen journalism medium for reporting the movement scene in real-time. Although internet technologies are the foundation of citizen journalism media, the majority of previous studies employed instrumental perspectives to predefine citizen journalism media. Few studies have discussed the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et technologies and how the life ambience created by such technologies influence human behavior. In the present study, the researchers cited the.

(4) actor-network theory and society’s mutual constitution concep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 analysis framework, where the “NTU News E Forum” is deemed a human-nonhuman dynamic framework. The researchers reviewed the history of human-technology interaction in the attempt to propose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citizen journalism research, specifically, the influence of technologies beyond social factors. In terms of contemporary societies, which are closely connected to technologies, the proposed approach facilitates researchers in better understanding and improving the operations of citizen journalism.. Keywords: Sunflower Movement, NTU News E Forum, citizen journalism, Internet, actor-network theory.

(5) 目次第壹章、緒論第一節. 前言……………………………………………………….1.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3. 第貳章、文獻回顧第一節. 公民新聞：科技與社會的混和體……………………….8. 第二節. 行動者網絡理論：從「理論」轉向「視野」…………16. 第三節. 小結暨研究問題………………………………………...29. 第參章、研究方法第一節研究案例：台大新聞 E 論壇…………………..……….31 第二節研究設計……………………………………………….. 32. 第肆章、台大新聞 E 論壇的網絡建構歷程第一節行動者的舞台─社會與科技背景………………………36 第二節網絡萌生、斷裂與變異─校內平台到後太陽花運動….42. 第伍章、結論與討論第一節結論...................................................................................73 第二節論線上集結行為的本質...................................................74 第三節針對 ANT 的省思.............................................................76 第四節. 研究限制...........................................................................79.

(6) 參考文獻………………………………………...…………………….80.

(7) 第壹章、緒論第一節. 前言. 2014 年 3 月 17 日，立法院內政委員會等八個常設委員會聯席審查《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簡稱服貿協議），會場一片混亂，國民黨籍召委張慶忠以預藏的無線麥克風宣布開會，認定先前由民進黨主導的聯席審查會無效，並指出服貿協議送交立院審查已逾三個月，因此視為已審查，服貿協議改交由院會存查，隨即宣布散會（曾韋禎、王文萱，2014.3.18；陳偉婷，2014.3.17）。對於立法院僅以「30 秒」快速完成審查，上百位學生及公民團體於隔日（18 日）晚間群聚立法院群賢樓外，抗議草率的審查程序，晚間九點，部分現場人士以突襲方式進入國會議場，宣布佔領立法院。學生與公民團體透過網路號召串連，越來越多民眾聚集在立法院周圍聲援議場內人士，展開長達 24 日的「太陽花學運」。雖然這場社會運動擁有諸多別名，不過，台北大學社會系師生針對參與運動人士進行人口學特徵分析，發現參與運動的人口中，學生占 56%，其他 44%是不具學生身分的社會人士，然而學生及社會人士的科系、職業分布並不只限於特定領域，而是具有相當程度的廣泛性（陳婉琪，2014），因此，這場社會運動不只是「學運」，更是一場公民運動，本研究將以太陽花「運動」代稱之。太陽花運動為期 24 天，各方人士得以迅速集結、調度資源、傳散消息，網路技術功不可沒；網路具備的去中心、即時、方便轉寄等特性，使得許多群眾得以利用手上的科技用品如筆記型電腦、智慧型手機，將運動現場的狀態同步發表於個人的 Facebook 頁面或部落格以便還原現場。部分群眾甚至使用網路直播系統，扮演起 SNG 角色，這類群眾在「太陽花運動」後期及相關衍伸的運動中甚至獲得一個名稱─「直播主」。除了單兵作業，群眾亦採取團體合作，成立新的公民新聞媒體及訊息交流站。其中，原為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師生專屬的線上交流平台「台大新聞 E 論壇」，於運動期間轉化為社運現場報導第一手消息的公民新聞媒體，在台大新聞所學生 1.

(8) 及各校、跨領域的學生合作下，透過智慧型手機、4G 分享器、Google 線上協作工具、Hackpad、LINE、Facebook 等科技處理溝通、排班、採訪、編輯、審稿發稿等事宜；運動結束後，台大新聞 E 論壇進行改組並更名為「新聞 e 論壇」，將重心全力置於每日新聞整理、服貿協議後續追蹤與 2014 年九合一選舉之專題報導。除此之外，「太陽花運動」期間的線上物資調度、現場直播站、相關資訊（如直播頻道、議題評論）匯集等基礎建設則是由「g0v 零時政府」負責，該社群採專案形式、高度自由集結，社群成員皆為社會中跨領域人士，而專案之一「讓晨曦照亮民主」 1堪稱「太陽花運動」的資訊入口網站。普遍來說，社會運動傾向挑戰主流社會價值觀，也因此容易遭到主流媒體消音或扭曲報導，為避免上述狀況，除了由社運組織自行傳播訊息外，社會運動亦需要公民新聞協助發聲。隨著技術進入門檻逐漸降低，幾乎人人都有機會成為公民記者。近年來，由公民新聞反向引領主流媒體言論的例子屢見不鮮，著名例子即為發生在 2010 年 6 月的苗栗大埔怪手毀田事件，公民記者「大暴龍」於第一時間對現場進行拍攝並將影片上傳上網，引發網友熱烈討論，原先忽略這則新聞的主流媒體隨後也跟進報導；太陽花運動時期，台大新聞 E 論壇成員在 3 月 18 日即有成員進入議場，隨即成立編輯台以處理現場第一手消息，成員之一李映昕在受訪時指出，雖然他們的新聞一直被主流媒體使用，但有些媒體並未標註新聞來源（鄒伯軒、廖之韻，2014）。由此可見，社會中的話語權仍舊由主流媒體所把持，面對台灣近年來越發蓬勃的社會運動，社會實有相當理由重視公民新聞。研究公民新聞的學者 Bowman & Wills（2003: 9）等人將公民新聞 2定義為由公民或公民團體組成，進行蒐集、報導、分析及傳遞新聞消息等行動，基於民主需求，公民新聞志在提供具獨立、可靠、精確、廣泛且切合需求的資訊。隨著科技發展，「人手一機」逐漸成為常態，每個人都有機會是歷史現場的目擊者與紀錄者。近年台灣社會運動中持續可見公民新聞媒體身影，老牌如「苦勞網」一直 1. 詳見「讓晨曦照亮民主」網站 http://g0v.today/congressoccupied/http%253A%252F%252Fnewday.tw%252Fintro%252F 2 作者使用參與式新聞（participatory journalism）一詞，但其內涵仍為本研究探討的「公民新聞」。 2.

(9) 是社會運動場合的常客，透過網站經營化身為社會運動的發聲平台；樂生保留運動、野草莓運動之後更是開啟了網路部落格的公民新聞潛能，當社會運動越來越與網路科技緊密連結，群眾亦隨著技術發展演化出不同聚集模式與訊息傳遞管道。自「野草莓運動」利用筆記型電腦進行現場直播（徐承群，2010），到「太陽花運動」時小至單人的獨立作業，乃至數十人的團體合作，技術無時無刻地影響社會運動的訊息傳遞模式，並且為社會運動與公民新聞的發展帶來更多的想像。.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談到 21 世紀以來最具意義的媒體現象，公民媒體的興起是重要的指標（胡元輝，2010：12-13），Gillmor（2004／陳建勳譯：2005：33-35）直接點出，現代通訊科技已經成為歷史最佳的臨時舞台。有別於大眾媒體時代受限的發聲管道，今日，只要論點足以服人，一般人可以利用手邊的工具讓訊息走遍世界。簡言之，當代新傳播科技是公民媒體發展的基石，在此基礎上，民眾有一機會與創造主流媒體相抗衡的另類聲音。廣義來說，只要是由一般大眾而非專業媒體人員產製內容的媒體均屬於公民媒體（胡元輝，2010：12-13）。 3 然而，並非所有公民產製的內容都是「新聞」，若干論述認為新聞與資訊、創作之間應有適當區隔（胡元輝，2010：14；管中祥，2008；Merritt, 2010；Rosenberry & St. John III, 2010: 4）。公民新聞的崛起，是科技（網路、Blog）、社會（對媒體不滿、實踐傳播權的渴望）和自由軟體文化（分散式協同合作）的產物，公民新聞雖然不必死守「客觀報導」的傳統新聞原則，但仍有幾個原則必須堅持：事實、公共性且具有新聞價值（陳順孝，無日期）。在此概念下，公民新聞不只是傳遞資訊而已，其產製過程尚需包含某些新聞原則，而公民記者亦須具備基礎編採訓練。例如前一節提到的公民記者「大暴龍」，在大埔案發生前，該公民記者已經關注議題達半年之久，並且與當地居民建立關係（蔡淑玲，2012.9.26），而他本. 3. 胡元輝對公民媒體採廣義定義，惟分析對象以狹義的公民「新聞」媒體為主。 3.

(10) 身在 2008 年起亦參加由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所開設的「媒體識讀」課程，從中了解媒體運作及學習新聞實作（曾文萱，2011.2.11）。同樣的，台大新聞 E 論壇的參與者大部分具有新聞、傳播科系背景，在校已受過相關實務課程訓練（新聞 e 論壇，2014；鄒伯軒、廖之韻，2014）。這也意味著，即便公民逐漸有機會成立媒體，但未必所有公民都有生產「新聞」的能力，相較之下，太陽花運動中的直播主、g0v 零時政府較屬於資訊提供者，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台大新聞 E 論壇」的產出內容及運作則較符合公民新聞定義。雖扮演運動現場媒體一角，台大新聞 E 論壇卻非「本該如此」。起先，「台大新聞 E 論壇」只是一個屬於台大新聞所師生進行線上交流活動的 Facebook 粉絲專頁（鄒伯軒，廖之韻，2014），「318 佔領立法院」當晚，三名台大新聞所學生為進行課堂作業而跟隨抗議民眾進入現場，並透過自身的 Facebook 頁面發送消息，直至 3 月 20 日才以「台大新聞 E 論壇」平台發送第一則現場新聞（新聞 e 論壇，2014）。持平而論，從以上現象來看，台大新聞 E 論壇並非一開始就是一個公民新聞媒體，其產出內容也不是「新聞」，內容生產者最初的身分認同亦非外界所想像的「記者」。換言之，台大新聞 E 論壇如何、為何「轉譯」為為社會所知的公民新聞媒體，其歷史過程乃本研究最主要的研究旨趣。在「太陽花運動」中，參與者使用網路創造出多元的集結與通訊模式是個明顯的事實，不過，參與者平均年齡為 28 歲（陳婉琪，2014），運動發生以前，網路傳播對他們來說早已經是再習慣不過的科技實踐，也就是說，網路已經為當代人提供了一套「生活方式」。然而，過往公民新聞研究傾向將網路、相關技術產品視為一個等待公民去操作，以便凝聚共識、生產草根及對抗性內容的中立物，研究重心若不是著重公民新聞媒體誕生、演化過程中的組織經營策略，便是探究公民如何操作新傳播科技與隨之而來的新聞表現。技術物因而被當成一個前提。然而，網路等技術的參與，甚至是修改公民新聞媒體中人的互動、新聞生產、組織決策等過程，相關討論則較為缺乏。. 4.

(11) 當然，上述關於科技的主動性言論容易落入「科技決定論」的批評。批評者援引典型的「社會建構論」，宣稱「技術所處的社會或經濟體制決定了一切，技術無法決定些什麼」（Winner, 1986: 20）。當形形色色的公民新聞媒體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每一個社會運動場合，是因為群眾對新科技的掌握日益嫻熟且有其社會需求（例如：渴望草根發聲、主流媒體的消音與扭曲報導等等）的緣故。如此論述認為公民新聞的發展動能來自於社會中的公民，公民新聞媒體或相關科技物的使用不過是公民深思熟慮後的結果。然而 Winner（1986: 28）指出，我們稱之為「技術」的事物，其實就是建構我們生活秩序的種種方式，許多科技設備及系統可能以各種方式規範著人類的行為，無論有意或無意，社會因技術而形成的結構長期以來影響著人們如何上班、通訊、旅遊、消費等等。 4Winner 引述 Chandler（1977；轉引自 Winner, 1986: 34-35）對於美國鐵路的分析，試圖說明技術對於社會的主動影響力，Chandler 發現，火車創造了快速、全天候的運輸，但要確保安全、準時與可靠的運送貨物及旅客，以及持續保養列車、鐵路等相關設施，因此需要擁有相對應的管理組織，這意味著需要雇用大量管理者去監控各地的業務，以及需要中、上層管理階級負責監督、評估、協調各地管理者的日常工作；由於鐵路運行的需要，美國企業界第一個管理階層出現了。部落客 Wenson （2014）寫在「太陽花運動」時的一篇文章提到，國外媒體近幾年持續關注技術發展與社會發展間的相應關係，例如佔領華爾街的年輕人一方面高喊打倒資本主義，另一方面又利用資本主義發展出來的利器，包括 Facebook、iPhone 等等， Wenson 認為，若缺乏上述科技工具，年輕人不只無法號召集結，甚至能形成對抗資本主義的「意識」，恐怕都要打上個問號。因此，科技不單只是人類用以解決外在問題的「對外控制」手段，科技同時也體現為一種「對內控制」的力量，換言之，科技就是一種「生活方式」（form of 4. Winner（1978: 8-12）指出，在學術與日常用語中，技術（technology）一詞擁有兩種涵義：(1) 一般所見的「物」，如網際網路、汽車等；(2) 人類透過技術物完成的實作，即「做了什麼」，如用網路完成通訊、進行線上遊戲，前者著重通訊功能，後者則為娛樂與社交功能等；邱鈞彥（2014）補充第三種解釋：做為一種可被傳授與修改的技藝與技術，如浣紗的手工藝、電腦程式的設計與維修竅門。鑒於第一項定義，本研究乃將「技術」與「科技」視為可相互代換的詞彙。 5.

(12) life），決定採用某種科技，等同於接受屬於該科技的技能、知識、器物、系統、價值觀與行為模式等等；技術表面上為一種中性的工具，實則將我們的社會導向某種特定方向，並且內化為我們的思考與行為（林崇熙，2004）。借用 Latour（雷祥麟譯，2004）的話來說，「科技並不外在於社會，正好相反，是科技將社會領域連結整合了起來」。面對「科技決定論」與「社會建構論」之辯，Latour（雷祥麟譯，2004）提供了一套思路上的解套方案，Latour 指出，當我們想到一種技術或社會事實時，必須主動去思考：「技術產物存在於什麼樣的網絡（network）之中，而他們（技術產物）的出現又如何改造原有的網絡」，從 Latour 的話進一步推論，我們必須將所見的技術或社會事實視為一個網絡，一個由「技術」與「社會」相互影響、交織構成的成果，而非「由誰影響誰，造成什麼結果」的單向決定關係。研究者可以嘗試擺脫單向的詮釋角度，改採動態、科技／社會相互建構的研究觀點，以便替我們所處的科技社會創造出新的想像空間與政治可能性，此即為科技與社會（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學門所提倡的研究理念（雷祥麟，2004： 8-9）。在 STS 研究當中，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 ANT）是條重要的研究取徑之一，在 ANT 的視野下，人與「非人」（non-human）等異質行動者（actor）在互動過程中形成一個「動態網絡」，該網絡就是我們見到的技術或社會事實。因此，行動者網絡理論的根本精神即在於採取一種「去本質」策略，研究者不預設網絡的本質乃至於行動者的本質，而是透過技術活動過程的經驗性研究，思考技術萌生與其相關現實世界的構成（林文源，2007）。在「去本質」的基礎上，ANT 重視網絡中人與「非人」行動者的主體性，並試圖挖掘行動者間的動態關係及網路如何趨於穩定，避開科技或社會單向決定論的盲點。此外，行動者網絡理論雖名為「理論」，其提倡者卻認為 ANT 並不是創造一套解釋架構，它只是提供一種思考方法（Latour, 1999a; Law, 1999）；ANT 研究者不試圖解釋行動者的行為，而是跟隨網絡當中的行動者，從中了解他們如何建構世界（Latour, 6.

(13) 1999a: 19）。然而，ANT 也背負帝國主義、管理與功能主義、否定以「人」為中心的思考等批評（李承嘉，2005； Elovaara, 2001；Woods, 1998；Lee & Brown, 1994； Collins & Yearley, 1992）。為求突破，ANT 研究者除了重申其本體論地位與研究要旨（林文源，2012；Callon & Latour, 1992）之外，亦針對相關批評做出修正，如 Law（2000）便承認 ANT 在描述網絡時伴隨而來的霸權（hegemonic）效果，他同時提供後續研究建議，正因為網絡是人與非人的混和體，這也意味著網絡並非只有一種構成方式，而是充滿分裂（fractional）與改變（shifting）的可能。因此，ANT 並非只是單純地描繪網絡的萌生與穩定，另一方面，ANT 希望重視網絡邊緣者的經驗，藉此暗示另類網絡構成的可能，此即 ANT 的政治承諾，一種如何體驗當前現實與另類現實的體驗政治（林文源，2007）。本研究之研究者曾於「太陽花運動」初期協助台大新聞 E 論壇進行新聞現場攝影，期間貼身觀察台大新聞 E 論壇的運作與發展。經初步訪查與現場觀察後發現，台大新聞 E 論壇從最早的校內師生交流平台，到成立現場媒體「台大新聞 E 論壇」，乃至向社會募款、轉向每日新聞整理與專題製作的「新聞 e 論壇」。上述變化軌跡中，人與非人的相互建構過程都是值得關注且不可化約的。除了經營策略與公民發聲、對抗歷程，另一個不可忽略的事實是，科技已經與當代媒體緊密結合，或者可以這麼說，當代媒體、新聞本身就是一個與科技高度相關、透過科技中介才得以運行的社會活動與科技實作；觀察公民新聞媒體的發展與運作，技術的影響力亦是不能忽略的重心，當它們不斷地介入我們的生活時，如此思考將更顯重要。本研究不否認推動公民新聞發展的社會因素，而是希望透過 ANT 視角還原網絡的萌生歷程，藉此理解台大新聞 E 論壇如何、為何由校內平台，轉譯為一個獨立的公民新聞媒體。. 7.

(14) 第貳章、文獻回顧第一節. 公民新聞：科技與社會的混和體. 一、公民新聞釋義與其重要性當社會進入網路時代，傳播與溝通門檻因科技因素而降低，伴隨Web2.0而來的「分享文化」，公民新聞是種著重與公民生活切身相關之題材，並且由公民主導產製的新聞型態。Bowman & Wills（2003: 9）將公民新聞定義為由公民或公民團體組成，進行蒐集、報導、分析及傳遞新聞消息等行動，基於民主需求，公民新聞志在提供具獨立、可靠、精確、廣泛且切合需求的資訊。這是種「由下而上」的相互傳播（intercast），早期公共新聞雖鼓勵媒體以公共性立場深入市民生活，激起市民對公共議題的認知，但其過程仍由專業新聞媒體所主導，例如議題設定、參與者選擇及調節對話，相反地，公民新聞則像是網路社交網絡中共時、分散的溝通（Bowman & Wills, 2003: 9-10）。《草根媒體》一書作者Gillmor（2004／陳建勳譯：2005：18-19）便直言，當在網路上生產內容的技術條件降低時，網路使用逐漸由「閱讀」這種單向的資訊接收行為演變成「寫作／閱讀」一體的資訊分享活動，時至今日，幾乎人人都可製造新聞。Rosenberry & St. John III（2010: 1）闡述當代傳播的碎裂本質，部落格、Twitter、Facebook、Youtube及眾多的網頁構成其媒體樣貌，「閱聽人」成了媒體內容的生產者與傳散者。因此，公民新聞的形式非常多元，Bowman & Wills（2003: 21-31）列出部落格、網路討論團體（discussing group）、維基百科等類型。皮優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則於2007年起將公民新聞列為調查對象，該組織將調查對象分為部落格、影音與社群網站（Video and Social Networking sites）、5維基百科、公民新聞網站（Citizen Journalism Sites）、公民新聞聚合網站（Citizen Aggregated News）、 6以傳統媒體為基礎的公民媒體（Legacy-Based Citizen Media） 7等類型. 5 6. 例如 Youtube、Twitter、Plurk、Facebook 等。這類網站不具原創報導生產力，而是推動投票與分享訊息，如 Digg、Topix、Reddit 等網站。 8.

(15) （Pew Research Center, 2009, 2008, 2007）。以本研究案例來說，台大新聞E論壇具有網路時代公民媒體的特質，在人員組成方面，該媒體由一群非主流媒體從業人員所組成，其成員得以全權負責媒體的運作，閱聽人則透過Facebook、網站等平台接收成員所產製的新聞。為何來自草根的聲音在當代顯得如此重要？Murdock（1999）曾以電視媒體為例說明傳統主流媒體不足之處，並對當代公民權、公民權與民主的關係做了番論述，此論述可視為替網路時代的公民媒體預留發展方向的先行之舉。Murdock 指出，基本的公民權即「擁有尊嚴、排除恐懼，全然地參與日常生活，並得以規劃後續參與形式」，做為民主社會中的公民，其必須享有信仰、結社、表達等權利，而所謂公共利益（common good）是種不斷協商共同性（communality）與差異性（difference）的過程，若要運作順利，人民必須在符號場域（symbolic arena）中擁有足夠的多元經驗、多元認同及多元身分；然而，電視媒體塑造了一種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ideology of consumerism），其中，個人消費凌駕於社會與政治參與，社會差異（social differences）則被化約成只是不同的選擇（choice）或風格（style），這並不包含民主社會所需的協商過程。若人民確實屬於民主社會中的公民，他們必須要能接觸多元的物質與符號資源以確保被社會所包容（social inclusion）及社會參與（participation），追求公共利益的協商才得以運行，因此，一個社會是否擁有足夠的參與情境端視其人民能否接觸「有意義的符號資源」（relevant symbolic sources）以及有能力、有效率地使用它們，以維護完整的文化權利（cultural right）（Murdock, 1999）。這些權利包含：(1) 「資訊權」（right of information），公民有近用（access）最大範圍且恰當的、具有意義的資訊的權力，特別是對於人民生活有重大影響力者如政府、企業、社會運動等等；(2) 公民擁有「經驗權」（right of experiences），在此概念下，公民應有足夠管道接觸個人與社會經驗的多元再現（representation）；(3) 「知. 7. 例如 CNN 的 iReport.com。 9.

(16) 識權」（right of knowledge）指的是公民應能接觸世界是「如何被形塑」的知識，以及具備同理心體察事物的能力，當公民了解「現況」（present）是如何被形塑，並且能回頭追溯這股力道的來源，他們便開啟了「改變的可能」（formulating strategies for change）；(4) 「參與權」（right of participation），即公民有以自己的聲音說出自己的生活經驗、透過自己的方式描繪出對自身來說具重要意義的事物之權力。由上可知，Murdock對於當代媒體純粹提供一套以消費主義為基礎的主流觀點，閱聽人在此被視為被動接收訊息且缺乏參與的消費者現象感到憂心。當社會中非主流的聲音在傳播管道中被排除，人民也許就喪失協商溝通的多元素材，「公共利益」因此可能化約為少數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最終造成某些族群被社會所排除，種種跡象並不利於民主社會發展。相反地，來自草根的公民新聞將可提供多元觀點，生產公民新聞本身亦是種參與行動，當主流媒體無法顧及人民的文化權利時，公民新聞也許可彌補這個缺口。以「太陽花運動」來說，主流媒體若非不報導，就是傾向以特定框架（衝突、人情趣味等等）生產新聞，然而，台大新聞 E論壇成員在第一時間便進駐現場，向外界傳送運動期間每一天的現場消息，以及提供有別於主流媒體的分析，使閱聽人擁有另一種觀看與思考運動的機會。 Murdock的論點傾向拓寬公民發聲及接觸多元聲音的管道，似乎只要解決這個問題，公共生活就會自動邁入佳境。然而，當「人人都可發聲」逐漸成為事實，並不代表網路中所有的公民產出皆屬「新聞」。Rosenberry & St. John III（2010: 4）便指出，公民自製新聞往往流於碎裂、不完整、只關注私人事務，而非透過此過程建立一個更健全的公共領域，「純粹的公民新聞似乎不能直接提升公共生活品質」。Merritt（2010）則認為，對比於公共新聞工作者處於既有資訊結構（如報紙、廣播），網路的零碎化雖提供一個去中心的傳播模式，卻也對公民記者在凝聚性行動上構成挑戰；許多從事公民新聞的人民多起因於對日常生活的關注，而非公共新聞工作者對於民主的一般性關懷。傳播科技發展提升了公民發聲的可能性，但它或許只是製造了眾多自體發聲現象，其與所謂的「公民新聞」仍有差距。 10.

(17) 管中祥（2008）將公民新聞拆解成「公民」與「新聞」兩個重要面向，前者指涉草根概念，由公民進行自主採訪與編輯的狀態；後者意味公民報導的新聞需反應公民關心的議題，以此做為民主社會的重要基礎。胡元輝（2014）則在研究中將公民新聞鎖定在「具資訊與報導意涵的公民作品與其產製實踐」此一範疇，陳順孝（無日期）指出，公民新聞雖然不必死守「客觀報導」的傳統新聞原則，但仍有幾個原則必須堅持：(1) 事實，報導內容至少是作者相信為真之事；(2) 公共性，意指個人經驗與公共利益之交集，幫助人們了解切身問題、探討對策、促成行動、增長知識；(3) 題材須具備新聞價值，報導必須協助人們改變生活、解決問題，並彰顯人性尊嚴。王昭文（2010.12）點明公民媒體的核心精神是：「對抗大眾媒體，發出多元聲音」，其誕生於民主社會，具有鞏固民主制度、深化民主文化的作用，網際網路的普遍化正是公民媒體大興的重要因素；他同時列出苦勞網、環境資訊中心、PeoPo公民新聞平台、莫拉克獨立新聞網等國內著名公民新聞媒體，這些平台皆具有「新聞」的特質。綜合以上論點，網路做為公民新聞的溫床，網路的發聲、訊息流散管道比起傳統新聞與公共新聞而言，其阻力相對而言較小。不過公民新聞並非只是網路使用者的自我抒發，而是需要符合某些新聞產製標準與新聞價值，並且能為公共生活帶來正面影響。以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台大新聞E論壇」來說，其新聞雖來自成員身邊關懷的事物，但內容符合公正客觀新聞原則，舉例而言，民眾佔領行政院當晚一度傳出抗爭民眾在與警對峙過程中傷重不治，後經成員向台大醫院查證後證實是虛驚一場，即便這則新聞並非追求「即時」而選在第一時間發佈（鄒伯軒，廖之韻，2014）。「太陽花運動」結束不久，林義雄牧師於4月22日宣布以禁食行動反對核四興建，台大新聞E論壇成員亦製作數位專題，協助閱聽人從歷史縱深角度認識林義雄的生平與解嚴前台灣之政治、社會地景。8從以上行動來看，「台大新聞E論壇」具有公共性與新聞特徵，符合公民新聞定義。. 8. 詳見新聞 e 論壇（2014）。〈繫上歷史記憶的黃絲帶：從林義雄禁語抗議回顧那個噤聲的年代〉，取自 http://0media.tw/yslin/ 11.

(18) 二、反思台灣公民新聞之實證研究（一）對於公民新聞研究之社會學觀點的反思根據前一節的討論中可發現，公民新聞的勃興與網際網路發展有關，相關研究亦提到網際網路提供公民新聞發展的動力。Bowman & Wills（2003: 7）認為，網路使用者擁有低門檻的線上出版工具，並且隨時處於連線狀態，加上逐漸成熟的行動裝置，新傳播科技使閱聽人得以挑戰傳統新聞媒體的守門人地位，成為新聞訊息生產與傳散的主動參與者。Gillmor（2004／陳建勳譯：2005：18-32）列出促成他稱之為「草根媒體」發展的相關技術，並指出網際網路首次給人類帶來「多對多和少對少的通訊方式，這點對閱聽大眾及新聞製造者而言，有著難以想像的意涵，因為閱聽人和製造人之間越來越難以區別」。皮優媒體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 2010）於研究報告中提到，做為一種有力工具，Twitter與其他社群媒體協助公民傳遞訊息與集結動員，例如躲避伊朗政府的審查，以及在2009 年海地遭受地震襲擊時，公民新聞即扮演外界與災區的溝通管道。Rosenberry & St. John III（2010: 1）亦指出，部落格、Twitter、Facebook、Youtube及眾多的網頁構成當代媒體地景（media landscape），閱聽人不再只是接收者，他們同時成為媒體內容的生產者與傳散者。胡元輝（2010：15）則說，「新的傳播科技不僅讓公民擁有更便利與更低廉的傳播工具，自己搞媒體；更讓公民之間的連結與互動，變得極其容易與快速」。儘管網際網路是公民新聞的重要基石，但研究者仍傾向將目光聚焦於相關的社會因素。例如，Gillmor（2004／陳建勳譯：2005：A16-A19）指出，在傳統媒體時代，新聞往往由大型媒體集團所壟斷，他們並且將新聞視為一種「商品」，媒體主管往往降低新聞質量以提升獲利，卻也讓媒體的公眾信賴感喪失殆盡；有了這一層社會背景，科技的發展有機會使任何人可以用極少花費成為記者，而這些平民記者的出現即是為了填補過去傳統媒體的缺失。Barlow（2007: 177-182）提出類似看法，網路與個人家用電腦的出現使公民找到一條管道，去討論與表達 12.

(19) 那些因傳統媒體商業需求而被排除的聲音；由於傳統媒體的漠視、將公民視為被動的消費者，如今，人們有機會在網路成為公民記者，不只是討論、傳散公共議題，更希望透過此一過程找出公共議題的解決之道。胡元輝（2010：38）則說：「新傳播科技的發展確實是促成數位公民媒體蓬勃發展的重要動力，但公民媒體能夠蔚為風潮絕非僅是科技決定論的產物」；公民媒體不斷成長的動力其實來自公民不滿既有媒體現況，進而想利用數位傳播科技自行發聲，以期創造一個更理想的社會。如此操作為的是避免公民新聞落入「科技決定論」窠臼，因此，公民新聞的「社會建構論」成為討論主軸。爬梳過往文獻，台灣學者研究公民新聞所採用的切入角度大多也傾向將公民新聞視為民眾不滿傳統媒體失職、期望自力發聲，進而改善社會等社會力的產物，簡言之，公民新聞發展與演化之驅力源自公民為求社會邁向佳境，妥善運用技術的過程。管中祥（2008）研究PeoPo公民新聞平台的傳播權實踐，發現該網站的公民記者踏入公民新聞領域的理由與各國類似，他們皆是對傳統主流媒體感到不滿，或者希望找到另類發聲入口，在製作新聞的過程中，公民的自我認同也逐漸由被動的觀眾，轉向主動、有力量的公民／傳播者；該平台乃透過網際網路實踐公民的傳播權。孫曼蘋（2009）探討菁寮社區居民透過PeoPo公民新聞平台發聲，進行社區再造的過程，她指出，菁寮社區居民本身已具有公民意識，透過公民新聞平台，他們學習到使用及運作媒介的能力，製作地方性的公民新聞，並善用數位科技的分享、互動、參與等特性，向外界傳達新的社區文化精神，希望藉此為社區帶來生機並吸引年輕人回流。戴瑜慧、郭盈靖（2012）發現遊民普遍遭到社會敵視，原因在於資訊不對等，遊民被主流媒體塑造為社會治安的危害者，當訊息管道被主流媒體把持時，遊民難以反抗如此汙名化行為；為對抗傳統媒體的污名化標籤，有別於傳統媒體的高進入門檻，網路相對而言親民許多，因此成為遊民首選的發聲管道。 9洪貞玲（2013）則以傳播權為切入點，從公民記者組成、. 9. 該研究提到的網路發聲管道即「漂泊新聞網」，見 http://www.peopo.org/homelessnews 13.

(20) 使用語言、人力培訓、電視台經營、新聞內容等層面探討原住民電視台「WATTA」，即便成效有限，整體來說，「WATTA」仍是積極的族群傳播權利之實踐。從以上的研究成果可看出，公民新聞的題材大多為傳統主流媒體較不感興趣，或傾向以特定框架報導者，而自體發聲的公民新聞媒體將可能補足主流媒體的缺口。做為一種社會現象，儘管研究者提及網路媒介發展的事實，但在分析上仍將公民新聞視為諸多社會力運作的過程。如此推論無可厚非，但可能過度偏倚一方，而將公民新聞發展基礎之一的網際網路（技術因素）視為理所當然。當公民新聞媒體以網路、社群媒體做為傳播介面， 10進一步如台大新聞E論壇利用網路中的服務軟體做為排班、審稿、傳播的新聞生產平台，在這種情況下，技術又將如何參與、影響台大新聞E論壇的發展？. （二）科技的主動力量為避免落入「科技決定論」的批評，本研究將援引STS文獻做為前述疑問的立論基礎。首先，Winner（1986）在「技術物有政治性嗎？」（Do Artifacts Have Politics?）一文中曾建議研究者採取「技術政治論」（theory of technological politics）視角看待科技與社會的關係，此論點不同於「社會建構論」將一切事物化約以社會力來解釋，而是認為我們應重視技術的特性與意義，強調某些技術本身就是政治現象，這對於社會建構論而言是種修補而非取代。在同一篇文獻中，Winner 指出技術物的政治性體現於兩層面，首先，技術物或系統的某些配置或設計，將使得某些權力或權威模式得以建立，如1970年代美國身心障礙組織指出，包含巴士、樓房、人行道、廁所等等許多公眾使用的機器、設備、建築，皆使得身心障礙者無法自由行動，造成他們被排斥於大眾生活之外。如此造成身心障礙者不便的設計未必出於惡意與有意的歧視，而是社會長期對他們的漠視，並且因為技術物的配置與設計強化了這種不平等。 10. 根據 Winner（1978: 8-12）列出的兩項技術定義來看，其中第二項定義點明技術乃「人類透過技術物完成的實作」，由於公民新聞乃公民透過技術物（網路、智慧型手機等等）實踐的新聞產製流程，因此，本研究亦將公民新聞視為一種技術。 14.

(21) 此外，某些技術物本身即有強烈的內在政治性，即採用某種技術物系統時，我們也同時接受了某種特別政治類型下的社會關係，種種技術物在設計與使用上都有相當的彈性，所造成的結果亦有多樣性；雖然我們能夠想像使用一個特定的技術會造成特定的結果，但我們也應想像同一組特定的技術也可能產生不同的政治結果，研究者需檢視與評估哪些技術不允許如此彈性，致使選擇特定技術物也就同時選擇某種特定的政治生活型態。Winner引述Chandler（1977；轉引自Winner, 1986: 34-35）對於美國鐵路的分析，Chandler發現，技術創造了快速、全天候的運輸，但要確保安全、準時與可靠的運送貨物及旅客，以及持續保養火車、鐵路等相關設施，因此需要擁有相對應的管理組織，這意味著需要雇用大量管理者去監控各地的業務，以及需要中、上層管理階級負責監督、評估、協調各地管理者的日常工作；由於鐵路運行的需要，孕育出美國企業界第一個管理階層。 Winner欲闡述的重點是：技術其實不如想像般中立。技術的配置本身即會造成某些政治結果，而當我們選用某種技術時，該技術也同時為我們設定了某種特定的生活型態。換言之，與科技相關的社會事件不只是人類意志的展現，科技亦有能力參與現實的構成。如此將科技視為一個具主動建構力量、強調事實乃科技與社會的交織構成，相關論述體現於下文將介紹的行動者網絡理論之中。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 ANT）11學者Latour（2005: 1-2）指出，社會學（Sociology）這個字其實來自拉丁文及希臘文，意味著「科學」（Science）與「社會」（Social），換句話說，社會的形成本是科技與社會的結合過程，是以Latour反對將社會視為一個固定的實體（material）或領域（domain），以及對事物給予一個「社會的解釋」（social explanation）。雷祥麟（2004：7）亦提出類似看法，他認為社會不應是一群人的集合，若缺乏「物」的參與，人類所謂的「社會關係」就不存在，因為人們將缺乏用以據為私產、區分社會階序、或維持個人隱私的東西。. 11. 關於行動者網絡理論的相關介紹與討論，詳見下一節。 15.

(22) Latour的觀點容易使人誤會為一種「科技決定論」宣言，原因在於他強化了物的主動力量。其實，Latour描繪的是一種社會與科技相互建構的動態模型，在這模型中，科技無法單向地決定文化形態，Latour本人甚至不企圖尋找什麼真正的、決定性機制（雷祥麟譯，2004：90）。因此，面對物與事實，研究者應避免「自然／社會」二分法及主客體之說，重點應置於兩者的交互構成過程。這不只是社會的原貌，亦是面臨當代許多科技議題時可採取的應對之道，舉例來說，過去對於基因改造食物（genetic modified organisms, GMO）的爭論點在於改造過程是否「自然」而非人為，似乎只要是自然的，社會就可以、且應當接受；然而，若將GMO視為「科技／自然」與「社會／人為」的混合體，我們就能將目光從「科技／社會」、「主／客體」之爭，轉換至審視GMO的哪些技術特徵會造成何種社會效應，進一步找出所欲的規範、甚至是改造（雷祥麟，2012）。 12 做為當代最顯著的媒體現象（胡元輝，2010：12-13），關於公民新聞的討論除了關注公民渴望發聲、公民新聞媒體的發展與運作、乃至健全民主社會之外，如前所述，在公民新聞媒體的誕生歷程中，科技與社會的交織狀態為何，此亦是研究者應留意的研究重心，如此我們將能超脫科技決定或社會建構的二元對立觀點，以一個更細膩、更動態的角度觀察公民新聞媒體的發展與演化。. 第二節. 行動者網絡理論：從「理論」轉向「視野」. 一、 ANT緣起針對「社會」中的「科技」事件，有兩種研究取向經常被研究者引為論述基礎。其一為「科技決定論」，持此論述者認為，科技會依其獨立自主的邏輯發展而對社會造成衝擊，這是種單向、決定性的因果關係（雷祥麟，2004：8）。與科 12. 雷祥麟舉 Brian Wynne 等人執行的調查為例，調查中發現，人民願意接受 GMO 的風險，前提是此風險必須有助社會公義。生技公司宣稱 GMO 可解決第三世界糧荒問題，但他們卻同時在 GMO 內植入使種子自動失效的裝置，以致於農民每年必須重新向這些公司採購種子，這使得全球農業進一步掌握在少數人手中。調查中受訪的民眾表示，若生技公司願意取消這項措施，他們便比較願意為減少飢荒而去承擔基因改造的風險。 16.

(23) 技決定論相對的是「社會建構論」。社會建構論者認為科技的配置、使用與發展受制於文化及權力等社會因素，例如利益團體政治、官僚政治、馬克思主義式的階級鬥爭等等，簡單來說，「社會建構論」認為技術的「種種」（technical things）根本無關緊要（Winner, 1986: 21）。無論「科技決定論」或「社會建構論」，兩者皆落入二分對立的觀點之中，試圖以科技或社會為主要解釋因素，ANT所挑戰的便是這種化約論，力求研究者重視世界的本質─動態的科技與社會之相互構成。在介紹ANT之前，本研究先行概略回顧ANT起源。ANT與其所屬的研究領域「科技與社會」（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皆源自研究者意識到科技並非依其邏輯獨立運行，而是與我們所處的社會有所關聯。科學社會學約誕生於1930年代，其研究者早先關注科學的社會功能 13與「科學體制」的社會建構 14，無涉於「科學知識」等認識論層面的討論；受孔恩（Thomas. Kuhn）啟發，151970 年代起，英國愛丁堡大學（Edinburgh University）的一群社會學者主張除制度研究外，研究者也應研究「科學知識」，他們自稱自己的研究為「科學知識的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SSK），以便與過去「科學的制度社會學」區隔，這群學者以愛丁堡大學為基地，因此又被稱為「愛丁堡學派」（陳瑞麟， 2010：285-288）。 SSK的學者們努力推動一套知識社會學的「強方案」（strong programme，或譯「強計畫」、「強綱領」），這是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的運作方案，Bloor（1976: 1-5）解釋，之所以稱為「強」方案，在於它比傳統的社會學更深入「知識的本性」（nature. 13. 結構功能論社會學者墨頓（Robert. K. Merton）主張我們可利用社會制度（體制），例如宗教、政治、科學來理解社會整體，同時研究社會體制的變遷與演化，科學也是這種體制之一；墨頓認為科學體制有一個「制度性」的目標，即「擴展被驗證的知識」，這也是科學體制在社會中的基本功能，維繫了社會的穩定；要達成此目標，科學行為必須具備某些基本規範，包含科學的精神（ ethos of science ）、普遍主義（ universalism ）、公共主義（ communism ）、無利害考量（disinterestedness）、組織性的懷疑精神（organized skepticism），遵守這些精神的科學家將獲得報酬，反之則會受到懲罰（陳瑞麟，2010：286）。 14 科學體制的建構指的是科學活動是根據一定的制度來進行，社會會建立一定的規則來規範科學活動（陳瑞麟，2010：287-288）。 15 孔恩將科學社群的觀念引入科學知識的發展演變中，衝擊傳統上人們對於科學的實證論（經驗論）形象，從這個角度來看，科學知識其實也有其社會性，並非客觀、中立、不受人為影響（陳瑞麟：2010：288） 17.

(24) of knowledge），這是過去科學社會學所忽略的面向。套用孔恩「典範」概念，SSK 視知識為人們集體支持（collectively endorsed）的過程，研究者的工作便是探討科學知識產生的原因與過程，因此，SSK其實預設了一套「社會建構論」觀點。從科學的社會功能到科學知識的社會性，往後，科學與社會互動的開始為人們所重視，與此相關的研究領域「科學與社會」逐漸興起，但是它的研究者大多延續科學的社會建構論觀點。其一方面飽受偏向證據基礎的傳統科學哲學的批判，另一方面，STS另有一支勢力興盛的理論家族，名為「行動者網絡理論」也同樣批判了科學的社會建構論（陳瑞麟，2010：309）。下文將從行動者網絡理論的本體論談起，再過渡至其分析取徑、批評與轉變、以及政治承諾。. 二、行動本體論（ontologies in practice）對ANT來說，「社會」這個範疇亦是建構的結果，如果用社會來說明科學知識、科技實作或科技物，如此預設一個先驗範疇的結果將可能形成一種說明上的不對稱，ANT重新定義對於物與事實的看法─科技與社會的相互建構，兩者構成一個「網絡」（network）；16網絡係由人（human）與非人（nonhuman）所組成，前者是我們熟悉的「社會」，或稱為主體，而後者則是向來被視為客體的「自然」和「物質」（陳瑞麟，2010：309）。ANT學者Latour（2005）反對將社會視為一個固定的實體（material）或領域（domain），以及對物與事實給予一個「社會的解釋」（social explanation），原因在於，ANT研究者認為物與社會的關係並無一定的本質（intrinsic qualities），亦無主客體之分。研究者能做的，就是追溯與描繪它們的相互建構過程，而事實的「樣貌」則是在此過程中逐漸浮現，也就是說，我們所認知到的「自然」與「社會」，其實都是經過一連串動盪後穩定下來的狀態，其中獲得認可的「事實」即形成我們對於事實的認識；Latour扼要地指出，. 16. ANT 修改 SSK 的「對稱規則」，成為一種「超對稱」：「社會與科技物皆是網絡的產物，要同時描述人與非人的行動者，並用同樣的關係性架構來處理它們」（陳瑞麟，2010：309）；人與非人皆是有行動能力的行動者（actor），並無主客之分。 18.

(25) 既然爭議的平息（settlement of controversy）是「自然」被如此再現、「社會」如此被穩固的原因，而非結果，我們便不能用這樣的「原因」去解釋如何與為何一個爭議被平息（Latour, 1987）。如此思考基礎，林文源（2007）稱之為「行動本體論」（ontologies in practice），傳統哲學意義上的本體論是種對存在的「先驗狀態」和「根本架構」的探討，17 所謂的經驗只是在這些架構下的特殊存有樣態，例如物、人、數字等各有相對應的科學、社會學、數學的討論；但是，ANT隸屬STS的分析取徑之一，而STS探索科學知識的形成過程，因此也不可避免地面對物的萌生過程，使得STS研究經常碰觸到異於先驗本體論的存在架構與存在物的出現。例如，1940年代，美國的蕃茄收割機大幅提升了蕃茄採收量，機械化的結果卻也使得農民在往後數十年間面臨失業困境（Winner, 1986: 25-27）。對科技決定論者來說，蕃茄收割機取代農民的工作機會，因此是造成失業的原兇，相反地，社會建構論者則會認為是資本家存心剝削農民，蕃茄收割機只是用以剝削的一種手段。然而Winner（1986: 27）卻指出，事實上沒有人認為蕃茄收割機的發展是場陰謀，其發明人只是為求改良收割技術，並沒有任何意圖去圖利資本家，我們所見的失業狀況其實是科學知識、科學發明、與公司利益三方互相糾葛、強化的社會過程。類似研究如林宇玲（2004）發現女性的電腦學習能力不只是受「女性不適合科技」的文化迷思影響，由於電腦運作依賴鍵盤、滑鼠、以及一套操作的程序與步驟，若想善用電腦，使用者必須採取理性思考，搭配良好記性、靈活反應、以及手眼協調能力，這造成某些弱勢者（尤其是中高齡、婦女、身心障礙者）在學習使用電腦時備感艱辛，因此，電腦能力的體現實為上述兩者相互建構的結果。若從社會學角度來看以上兩個案例，研究者可能會傾向將「資本家的利益考量」做為蕃茄收割機與失業趨勢的關鍵樞紐，以及透過「社會弱勢者」此一切入角度分析電腦學習能力。但從Winner與林宇玲的研究可發現，失業與電腦學習能. 17. 林文源指出，「傳統哲學」有過度簡化複雜的哲學系譜之嫌，但他在此討論的重點為 ANT 的本體論，並無意涉入各門派之間的論辯。 19.

(26) 力的原貌其實是人與非人相互影響、交織的狀態，並非單一社會因素可解釋，亦不宜預設社會因素為主要的解釋資源，研究者要解釋的應為人與非人的相互建構動態過程，而非找出最終的「根本架構」。以林宇玲的案例來說，如果研究者只是追尋社會性的解方，例如強化訓練方法，而非同時思考科技本身的某些政治效果與改善之道，一味使人適應科技，反倒是在無意中讓人成為科技的奴隸。進一步而論，在去本質的基礎下，主體與客體並非預先存在或有所不同，它們的「質」都是在相對關係的網絡中萌生，在一切開始之前並不存在物自身（thing-in-itself）或理念自身（idea-in-itself）；所謂的本質其實是「本體論化」事件的聚集，經歷一連串的中介行動， 18現實中的存在則由這些事件所構成，在此概念下，物質是被促動（enacted）19的結果：由轉變工作中的某種狀態到成為一種事實，一直到最後在被穩定的網絡中成為理所當然的存在（林文源，2007）。以Latour（1983）描述細菌學之父巴斯德（Louis. Pasteur）克服炭疽症的過程為例，20微生物從原先存於自然界，到成為人們認知中造成疾病的元兇，此本體論化的過程其實歷經實驗室圖表與儀器、新聞稿、地圖與統計圖表等中介行動，每一個中介都是炭疽症的「暫時」的存在狀態。這些中介行動非但不可化約，更是細菌本體論化事件的本身，哲學中的主客二元論便是忽略中介行動的過程，才會苦思外在的物（things out there）如何與內在的心靈（mind in here）發生關聯（林文源，2007）。綜合上述，ANT重視物與事實萌生的「經驗」，而非預設一套先驗架構（社會因素或科技因素）以做為研究與探索的標的，行動本體論的意涵如下：我們根本無法預設、也不可能知道在實際行動之前是否有這樣一個一般性、先驗的存在架構，告訴（規定）我們世界有什麼、是什麼；事 18. 對 ANT 來說，沒有終極的存在等待我們去探索，因此，實際發生的是，在產生科技事實與技術物時，主體與客體的中介（mediation）融合（林文源，2007），在巴斯德的例子中，實驗室圖表與儀器、新聞稿、地圖與統計圖等便是一個個的中介狀態，而細菌本體論的生成正是經由一個中介狀態位移（displacement）到下一個中介狀態，慢慢穩定為我們所知的事實。 19 促動（enacted）又可譯為「展演」，兩者皆指涉人與非人的實作（practice）行動（林文源，2007）。 20 下文將完整介紹巴斯德克服炭疽症的網絡建構，該網絡同樣由人與非人所構成。 20.

(27) 物是什麼、是由什麼構成的事實，總是必須經過實現具體相關知識與事物的過程而被穩定下來，而世界是在此實現過程中被具體化的（林文源，2007）。 Law（2004: glossary）則為ANT下了一個定義： ANT是種科技社會分析的取徑，在此取徑之下，實體（entities）與物質皆是被促動（enacted）以及關係性構成（rational），ANT研究這些關係的形構（configuration）與重新形構（reconfiguration），而關係性意味其本體論類屬（ontological categories）（如科技、社會、人與非人）皆被視為效果與結果，而非用以解釋的資源。因此，ANT以行動本體論為思考基礎，其研究者不再預設一個終極的存在架構，轉而探究一般可被化約的實際變動過程，探討何者存在、何謂存在、如何存在等問題（林文源，2007），在去本質的基礎下，所有事物均可變動（uncertain）且擁有可反轉（reversible）的機會（Law, 1999）。本研究將以ANT的行動本體論為分析的核心概念重讀台大新聞E論壇的發展故事，在公民新聞媒體的發展歷程中，我們不只是關注人的意志運作，亦要關心技術如何參與其中，與公民記者共同發揮影響力，而「台大新聞E論壇」便在人與非人交織狀態的不斷位移過程中逐漸穩定，成為社會所認識的公民新聞媒體。. 三、ANT分析取徑：「科技─社會集合體」與「科學文獻」由於物與事實係由人與非人所構成，Latour（2000／雷祥麟譯，2004；2005: 1-2）因而建議以集體（collective）代稱「社會」一詞。「社會」只是鑲嵌於網絡中的一個「行動者」，而非我們所熟悉的「社會整體」，透過對物與事實的重新定義過程，ANT賦予網絡中人與非人對等的行動力。「人」擁有行動力是種相對容易理解的概念，何以「非人」也具有行動力？ 21.

(28) Latour（1999b: 176-178）曾舉一個例子當作說明，在唯物論者眼中，發生「槍殺」案是因為「槍」的出現，因為有槍，才使得人得以用槍去殺人，而對左派社會學者來說，槍只是一種「工具」，「槍殺」之所以發生完全取決於人的意志；如前所述，兩種論點皆偏於一方，Latour（1999b: 178-180）接著指出，是「槍」與「槍手」合成（composition）了「槍殺」的事實，此時的持槍者的身分已經由手中無槍的人變身為「槍手」，而槍亦從原本放置於槍袋中的武器轉化為「兇槍」，這是 ANT的重要概念之一：轉譯（translation）。「轉譯」涉及「事物間的關係之改變與創造」，如Latour的例子中，「槍殺」這件事同時把原本的人和槍轉譯為「殺人犯」和「兇槍」（陳瑞麟，2010：311-312）。延續行動本體論的去本質概念，一個網絡的穩定與變化，其實也就是行動者間諸多的轉譯過程，行動者的特質也因此浮現。以本研究之研究案例來說，學生與通訊APP因為反黑箱服貿事件的新聞需求，兩者轉譯為公民記者與發稿系統；學生與通訊APP並非「本來如此」，他們的特性（公民記者、發稿系統）來自進入網絡後的轉譯行動，台大新聞E論壇的本質亦因網絡內行動者特性的轉變而有了變化。接下來，本研究將介紹ANT兩種追溯網絡構成的方法：「科學文獻」取徑與「科技─社會集合體」取徑。. （一）「科學文獻」分析取徑 ANT以去本質論研究科技物與科學知識起家，其致力於科學文本的探索，試圖揭開已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各種科學事實是如何被穩定下來、已被認為對或錯的理論又是如何成為「對」或「錯」，因此又被稱作「科學文獻」分析途徑（林文源，2007）。在此，「文獻」並非一般慣用的資料或論述，而是泛指各種紀錄、論點、統計圖、數據、儀器等「銘記」（inscription）（Latour & Woolgar, 1986），「科學文獻」分析途徑便是追溯、記錄這些銘記轉變為科學事實的過程（林文源， 2007）。再以巴斯德克服炭疽病的過程為例，Latour（1983）指出，時人視疾病為一 22.

(29) 種「地域性」（local）現象，其受土地、風、氣候、農耕系統、甚至是特定的田地、農場、農夫等多因素影響，而獸醫是這方面的權威。在社會皆不相信疾病可以被化約為單一因素的背景下─如歸因於微生物─巴斯德若想說服他人相信微生物才是病原體，他必須經歷一連串的操作。Latour批評SSK的社會學說明，即假設一個群體有預先存在的共同利益，所以會接受一個理論或學說，Latour認為，我們無法確認一個群體有預先存在的共同利益，因為利益也是可以建構的，是以巴斯德必須說服記者、醫學界、農夫等人對他的實驗室工作產生興趣且感到利害相關，這是第一步：「攫獲他人興趣」。接著，巴斯德開始在實驗室中培養炭疽菌，並對一些動物接種稀釋過的細菌，巴斯德複製了一場小規模的流行病，而他的助手則透過圖表和儀器記錄此過程，換言之，實驗室的工作使得人類開始「看見」病菌、了解炭疽病的成因、藉此製作疫苗，至此，細菌從原本不可見、藏身暗處對人類產生威脅的狀態，「轉譯」至實驗室中可控制的實驗操作，人類與細菌的強弱關係因而「轉譯」了，Latour 稱此步驟為「將支點由弱勢移到強勢位置」。在最後一個階段「以槓桿來移動世界」中，巴斯德雖已吸引實驗室外的人的注意，但實驗室的成果不代表就能完全應用於實驗室之外，因此，巴斯德進行了一場大規模的田野實驗，並且在媒體前展示他的成果，之後，伴隨法國各地的地圖與統計圖表，人們發現疫苗推廣之處的炭疽症病例確實有下降的趨勢，當整個法國社會開始關注巴斯德的研究成果時，也就意味著巴斯德所建立的龐大網絡已成功引發許多人與非人的利害關係考量，並將他們召募進網絡中。從Latour的分析中可看到，「微生物是疾病起因」的概念並非「本來如此」，亦非單純由實驗室中的科學家所定義；科學家必須不斷拉攏其他人與非人行動者進入他的網絡，科學概念在行動者們的相互配合、歷經許多中介過程而逐漸趨於穩定。誠如Latour（1988: 9-10）所言：我們不必預設是什麼構成這個世界、誰是「真正」起作用的行動者、 23.

(30) 或他們施加於彼此的證明的品質（quality of proofs），我們也不必預先知道哪些是重要的、哪些又是可忽略的……分析家不應為了自圓其說而採用預先決定的社會學視野，分析家唯一的任務就是追隨行動者在故事進行中的轉變（transformation）。. （二）「科技─社會集合體」分析取徑 ANT不止專注於科學知識的形成過程，其研究者亦將去本質概念擴大應用，探索世界的構成。最早提倡ANT的法國社會學家Michel Callon在著名的扇貝復育研究中示範了「轉譯」的操作，並提出「轉譯」的四個階段，Callon分析事實構成經過的手法也被稱作ANT的另一條分析取徑：「科技─社會集合體」。由於法國St Brieuc海灣的扇貝面臨滅絕危機，三名研究員因此前往日本取經並提出扇貝復育計畫，他們與其他科學家、扇貝、以及漁夫展開了一個扇貝復育的網絡建構過程，Callon（1986）指出，一個網絡的建構與轉譯歷經以下步驟：（1）問題化（problematization）：網絡成型之初，必須要有個共同的問題以吸引潛在成員的注意。三名研究員明白，若他們欲完成研究報告、扇貝渴望存活、科學家想藉此增加相關知識、漁夫想保存他們長期的經濟利益來源，那麼讓「扇貝完美附著」就是網絡各成員共同關切的問題，Callon稱之為「強制通行點」（obligatory passage point, OPP）；（2）利害關係化（interessement）：接著，必須要讓潛在的網絡成員產生「切身相關」的感覺，並杜絕、削弱被其他網絡吸引的可能，研究案例中，讓扇貝得以完美附著的拖鍊與收集器成了穩定認同的裝置（device），若扇貝願意附著，則牠們可免於被獵食的可能、漁夫可藉此提升產量、研究員不只可完成研究計畫，其他科學家也可獲得相關知識；（3）召募（enrolment）：「轉譯」的第三步是「召募」，當利害關係化完成後，網絡的主要行動者必須要盡可能將其他行動者納入網絡中，透過 24.

(31) 不斷協商各行動者的利益以穩定彼此的結盟關係，網絡由此逐漸成型。研究案例中，若扇貝為躲避掠食者而願意成為「附著於拖鍊與收集器的扇貝」、漁夫被說服參與研究員的計畫（成為相信這項科技能為海灣帶來重生的漁夫）、研究員與科學家願意相信計畫的可行性，則網絡可望成型。透過一連串協商，行動者在網絡中將取得新的位置，不只彼此間的關係有了變化，行動者自身的特質亦因關係結盟而有了轉變；（4）動員（mobilization）：當網絡成型，網絡中的行動者便可成為網絡的代言人（spokesmen），說服更多行動者的進入網絡或吸引其注意，到了第四階段，網絡處於穩定但非固定的狀態，意味著網絡仍有改變的可能，此外，網絡亦可能成為行動者，參與其他網絡的構成。值得一提的是，由於召募階段是一連串的協商行動，若行動者無法取得共識、各司其職，網絡將可能面臨崩潰。在扇貝復育的案例中，St Brieuc海灣的扇貝最終沒有大量附著於拖鍊與收集器，促使漁夫拒絕持續配合三位研究員的復育計畫，甚至捕捉復育區內的扇貝，當行動者「背叛」（betrayal）了網絡，三位研究員在召募過程便面臨了挑戰，最終，扇貝復育的網絡建構宣告失敗。對比St Brieuc海灣的失敗經驗，洪榮志、蔡志豪（2011）針對台南安平劍獅的「轉譯」過程研究則是一個成功的案例，兩位研究者指出，透過當地文化界、政府、居民及劍獅等行動者的努力，安平劍獅成功從一個即將消失的辟邪物，「轉譯」為地方性的文創商品；最初，安平劍獅在街道拓寬工程下一度面臨消失命運，為挽救地方文物，地方文化工作者必須要策劃一個「保護文化資產」的網絡建構行動，適逢安平當地人口外移，加上經濟蕭條所引發的沒落現象，在地文化界打出「保護安平文化資產，就能帶動地方繁榮」旗幟，成功吸引地方政府及居民一起加入保護劍獅的網絡中，而文化界也從只重視文化資產轉變為帶有經濟色彩的文創商品主要推手，政府、居民亦將目光從經濟利益轉至劍獅文化的發揚者及保 25.

(32) 護者，至於劍獅本身更因成為文創商品的主角而免於消失的命運。 Rodríguez-Giralt（2011）則以ANT觀點分析地方性抗爭轉譯為跨國性環境運動的過程。有別於傳統社會運動研究以資源動員、政治過程、認同政治等傳統社會學觀點探討社運為何發生，Rodríguez-Giralt意圖展示社會運動的出現實為人與非人共構的結果。1998年4月25日，一個位於西班牙南方的安達魯西亞（Andalucía）自治區的水壩發生爆炸案，水流將鄰近礦坑中帶有重金屬汙染的煤渣一併帶入河流，汙染了當地的國家公園。事發後，西班牙政府與所屬研究機構企圖掩蓋消息，當地環保人士對此感到不滿，因而展開地方性動員，生產對抗性論述。其中，有人針對受汙染的河水進行採樣，亦有人開始分析水壩爆炸案的責任歸屬，甚至直接參與淨化河水的行動，在地方環保人士（人類行動者）、受汙染的河水與當地食物鏈（非人行動者）結盟下，一個對抗性的環境運動網絡產生了。面對如此壓力，西班牙政府仍不為所動，因此環保人士決定提升抗爭強度，他們不只將河水樣本寄給國際研究機構，也開始號召附近的農民、記者、政治人物等異質行動者加入他們的網絡；最後，環保人士透過追蹤汙染地區的鳥類的飛行路徑，顯示鳥類的跨國飛行將會把汙染物帶至歐陸各國，此訊息成功引起各國關注，當鳥類此一非人行動者加入網絡時，代表一個地方性抗爭網絡已成功轉譯為跨國的環境運動網絡。透過強調非人行動者的存在，ANT試圖向世人說明，歷史不單是「人／社會」活動的痕跡，而是人與「非人」行動者的相互影響與共同構成，用Latour（雷祥麟譯，2004）的話來說，人類的文明演化其實是物與人的「交引纏繞」過程。表面上來看，物只是人類行動者用以操作的工具或對象，但其實它們亦無時無刻地影響人類行動者的思考與行動；ANT希望研究者重視這種人與物的相互影響過程，因此，我們無法、也不宜假定一個預先存在的標準，並以此標準檢驗一切事物。. 26.

(33) 四、批評、回應與轉向 ANT注重物與事實的生成過程，避免全然對此給予「社會性」的解釋，它提供了一套有別傳統社會學的思考方式，使研究者反思物對社會的影響力，然而， ANT的論點亦免不了來自各方的批評。在研究操作方面，研究者難以界定哪些行動者應該被納入行動者網絡，ANT 並未對此給予答案，此固然是ANT具有的彈性解釋能力，卻也可能陷入研究者主觀認識的危險（李承嘉，2005）。此外，ANT宣稱人與非人擁有對等性，但從一項實證研究來看，Woods（1998）分析英國獵鹿與反獵鹿組織的網絡構成，其中鹿雖被視為非人行動者，事實上，鹿只是被以上兩陣營當作召募對象而已，Woods 指出非人行動者其實難以擁有等同的行動能力，即使在網絡的概念下，研究者聲稱非人行動者可經由其他行動者認定下的相反行為（contrary）而被視為持反對意見，但這不等同於人類行動者「有意識的反對」。續上述，Collins & Yearley（1992）批評ANT誤用SSK的對稱說明原則，21SSK 探討現實世界與我們用以再現世界的器具、手法（devices）間的關係，換句話說，看似中立的自然與科技議題其實是經由社會協商而來，擁有相當的人為成分。 ANT延展了SSK的對稱概念，將人與非人皆列為必須說明的對象，此舉不同於 SSK以人為中心的精神，因此，ANT喪失解釋的基準點，單純描述人與非人的相互構成反而是種不具批判力、向保守思惟靠攏的作為；由於ANT不具備對非人行動者的相關知識，因此在說明非人行動者時必然會帶入科學家、技術人員的說法，對比SSK嘗試說明現實世界背後複雜的社會協商，ANT無疑是將解釋權再度還給科技專家。Collins（1994）甚至直言，將非人帶入討論只是混淆視聽，因為非人無法自我社會化，一切仍然是人所造成的結果。 21. Bloor(1976: 1-5)列出 SSK 的方法學原則：(1) 因果性（causal），對於知識的說明應當表達因果關係，它涉及那些導致信念或各種知識狀態的條件；(2) 公正客觀（impartial），關於科學知識的真與假、理性與非理性、成功與失敗，研究者皆必須要給予雙方完整的解釋；(3) 說明風格的對稱性（symmetrical），代表使用相同的原因既可說明正確的信念，亦可說明錯誤的信念，例如以同樣的社會因素說明某理論為何為真或假；(4) 反身性（reflexive），各種說明模式最終必須能運用回社會學本身。 27.

(34) Lee & Brown（1994）則指出，在研究網絡的萌生過程時，行動者為使網絡成型而採取「召募」行動，同化網絡外的他者，ANT的思考方式其實隱含西方帝國主義式思維。Elovaara（2001）亦提出類似看法，她認為ANT強調透行動者是受到召募而進入特定網絡、擁有一個特定位置以發揮其功能，此舉透露出ANT 具有的管理主義及功能主義特性。針對將非人拉抬至與人同等地位，忽略「人」才是政治歸因的批評，ANT 學者Callon & Latour（1992）撰文回應。首先，對待科技與科技物，ANT的本體論並不同於「科技決定論」的本體論地位，此外，ANT之所以不給予一個社會性的解釋，在於「社會」、「科技」都只是構成事實的零件，此兩者亦是被科技與社會所構成；預設一個先驗、不必被解釋的觀點做為解釋一切爭議的基準，對ANT 來說反而才是保守行為。因此，ANT的研究重點不在於找出最終的決定性力量，而是力求研究者重視科技／社會的中介過程，儘管「人」仍然是最終的政治歸因對象，但從現實面來說，人與非人的中介仍持續存在且發揮作用，單純把人當作「根本」、「終極」的解決方案，並不見得能真正解決什麼（林文源，2012）。至於帝國主義、管理主義與功能主義的評論，Law（2000）承認過去ANT在描述網絡構成時產生霸權（hegemonic）效果，單純展示世界如何構成、不帶有批判意識的手法不過是種宰制性意識形態的再生產；而在描述網絡趨於穩定的基礎下，ANT難免以協調、有序等功能論視角看待網絡中的行動者。Law建議，正因為網絡是人與非人的混和體（cyborg），這也意味著網絡並非只有一種構成方式，而是充滿分裂（fractional）與改變（shifting）的可能，ANT應同時重視被動員者及無法「順利」被納入網絡的行動者的經驗。從林宇玲（2004）的研究來看，研究者必須突顯網絡的變異、另類與斷裂，如此研究才能揭示他者性（otherness），提供抗爭的可能，因此她在研究中除了描繪弱勢者電腦學習班的網絡萌生過程外，該研究亦關注無法適應網絡者，藉此研究者可掌握網絡究竟服務誰、又拒斥誰，若只從「性別」此一社會因素討論學習能力差異，沒有意識到學習能力亦為人與非人共同建構的結果，則類似的拒斥 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