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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自我，也沒有在理論的驅求下，被關照的自我，此處的自我是在社會 關係的意義網中展開行動的實踐者……140
「仁」的真義，並非徇私偏袒血緣至親，而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論語‧雍也》），必須陸續地向外推展。中國傳統社會，雖然不以保障「個人 權利」的方式鞏固人權，但身處社會關係網路中的自我，懂得將「他人的幸福」
作為目的經營，甚或超越「自己的圓滿性」，此反更能彰顯人性的價值與尊嚴。
對於「基本人權」而言，此中國式的實踐方式，對照於西方「人權」所著意的：
生命權、自由權、平等權和財產權等「個人權利」，絲毫都不遜色！
附記
近來發現陳絜主張「西周聚族里居的地緣與血緣合一的舊有模式，在春秋晚 期以降已逐漸解體」，以《包山楚簡》為例，論證其為「異姓同里聚居」，如「澨 之南昜（陽）里」的「楊緩」和「李臧」（簡 96）；又如「正陽之酷里」的「卲
」、「邦獵」和「盤己」（簡 150）。141王准也以《包山楚簡》為例，如「下蔡地 區」的「關里」，里人名「雇女返」，里公名「利 東邗里」，里人名「場賈」， 里公名「邞 」；「荑里」，里人名「竟（景）不割（害）」，里公名「吳 」；「山 陽里」，里人名「邞 」，里公名「舍」（簡 120-123）……等，說明「下蔡地區」，
同里內的居民（里人和里公），姓氏都不相同。142
其實，上述兩位的主張與本節並不衝突，反倒可與本論文〈第六章 結論〉
所述：「……地緣性法治國家組織在形成過程中，勢必與地方血緣性宗族社會組 織取得平衡；社會親緣團體的力量，必須與國家官僚組織維持著既聯繫又互補的 競合關係……」，相輔相成、相互佐證。
140楊儒賓，〈人性、歷史契機與社會實踐─從有限的人性論看牟宗三的社會哲學〉，《台灣社會研 究季刊》，第 1 卷第 4 期，1988 年，頁 152。
141陳絜，〈竹簡所見戰國時期楚地居民的里居形態〉，「楚簡楚文化與先秦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 會」，武漢大學舉辦，2011 年 10 月 29 日-31 日。
142王准，〈包山楚簡所見楚國「里」的社會生活〉，《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11 年 2 期，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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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戰國秦漢出土法律文獻所載「奴隸人權」的 保障與提升
「奴隸」，一般認為他們僅具生物意義的「人」，不具法律意義的「人」，所 以他們僅屬於主人的「物」、「東西」和「動產」，沒有「人」之所以為「人」的 人格與法權。1譬如《尚書‧費誓》記述伯禽在費的誓詞，命令所屬部隊不准追 逐逃亡的「馬牛」與「臣妾」，也不准引誘別人的「馬牛」或「臣妾」，原文是：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
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臣妾」經常與「馬牛」相提並論，可見「奴隸」的地位。
商王國是比較封閉的民族和文化共同體，其社會成員比較單純，各子姓宗族 是商王國公民，異族異姓往往被充作奴隸或犧牲。相較於商王國，西周王朝是多 民族雜居共處的社會，特別是非血緣「家臣制度」的興起，削弱純血緣等級隸屬 關係。2換句話說，商周王朝的「奴隸」，大多為異族異姓，因當時人相信「非我 族類，其心必異」（《左傳‧成公四年》），他們或因罪犯、或因戰俘、或因買賣等，
依附於貴族。
「奴隸」的名稱相當多元，如「男為人臣，女為人妾」（《左傳‧僖公十七年》）； 又如楚無宇論「人有十等」：
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 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左傳‧昭公七年》）
「士」以上為貴族。「士」以下的「皁」為穿黑衣的衛士，無爵而有員額；「輿」
是眾庶。「隸」以下的「僚」、「僕」、「臺」、「圉」、「牧」，則是不同等級的刑徒和 奴婢。3再如：
……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
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
以法則周公……（《左傳‧定公四年》）
楊伯峻認為「類醜」，為「附屬此六族的奴隸」。朱鳳瀚認為「宗」、「分族」、「類 醜」三者並舉，前二者已稱族人，「類醜」可能是另一種身分的人。「醜」見於先 秦文獻，如「執訊獲醜」（《詩‧小雅‧出車》）、「仍執醜虜」（《大雅‧常武》）、「屈
1何炳棣，〈商周奴隸社會說糾謬〉，《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7 卷 2 期，1995 年 9 月，頁 80。
2朱鳳瀚，〈第一章 上古分封社會的典型宗族〉，見馮爾康等著，《中國宗族社會》（杭州：浙江人 民出版社，1994 年 11 月），頁 43-51。
3杜正勝，《編戶齊民》（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 年 3 月初版，2004 年 6 月初版 3 刷），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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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群醜」（《魯頌‧泮水》）、「獲匪其醜」（《易‧離》），多包含對異族人、俘虜、
敵人的貶意，是附屬於六族的奴隸，不屬於家族成員。4所以中國古代「奴隸」
的稱呼，除了最常見的「臣」、「妾」之外，還有上述之「僚」、「僕」、「臺」、「圉」、
「牧」、「醜類」等等。
「奴隸」經常淪喪作為「人」應有的生命權，如晉國的驪姬陷害太子申生，
將胙祭於曲沃的酒肉置毒，呈給晉獻公，晉獻公將有毒的酒肉「與犬」、「犬斃」，
「犬斃」後竟「與小臣」，讓「小臣亦斃」（《左傳‧僖公四年》），由此推論「小 臣」與「犬」的地位相去不遠，沒有作為「人」該有的生命保障。
「奴隸」還會被當作「貨物」買賣，如「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
珍異，凡賣儥者，質劑焉」（《周禮‧地官‧質人》），周代市場竟將「人民」、「牛 馬」、「兵器」、「珍異」等並置買賣。又如「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蘭，制於民 臣，顓斷其命」（《漢書‧王莽傳》），顏師古《注》：「蘭謂遮蘭之，若牛馬蘭圈也」， 亦是將「奴婢」與「牛馬」並置買賣。再如：
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
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韓非子‧內儲說下》） 從上述對話推測「一個妾」的市價，大概為「百束布」。
兩漢之際「奴隸」的身分地位，總括來說雖低於「編戶齊民」，但已開始獲 得「國家律令」的保障，如王莽於建國元年詔令云：「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 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漢書‧王莽傳》），不但將「奴隸」更名為「私屬」， 更明令禁止「奴隸」買賣。
本節特別關注從商周至王莽此不算短的時間內，「奴隸階級」是否隨著「編 戶齊民」時代之蒞臨，或親受「天地之性，人為貴」（《孝經‧聖治》）之人文思 想的啟發，促使「奴隸」的「法政地位」漸次獲得保障；而非如傳世文獻所載，
得晚至王莽時，才赫然出現不准「奴隸買賣」的重大變革。
一、殷商西周出土材料所載奴隸人權探討
「奴隸」的名稱相當多元，包括臣、妾、人鬲、隸、私屬、私徒、僚、僕、
臺、圉、牧和醜類等。所以攸關「奴隸」身分的確定，不能單憑名稱，最好是依 據當時材料，通過他們的生活實錄，揣測其所處的社會地位是否為「奴隸」。
4朱鳳瀚，《商周家族型態研究增訂本》（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 年初版，2004 年 7 月增訂 本），頁 13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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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殷商甲骨文中的奴隸人權
商代與「奴隸階級」相關，可供討論的議題有二，一是「眾」的身分，二是
「人殉」和「人牲」，此皆涉及商代是否為「奴隸社會」的論戰。
郭沫若首先揭開這場社會史論戰的序幕，他主張商代和西周都是「奴隸社會」。 他認為卜辭「眾」的本義，象多數人在太陽下工作。殷周時期不僅家內奴隸，「眾」
和「庶人」，乃至「黎民」、「民」或「人鬲」、「鬲」，都是「奴隸」。因為僅有家 內奴隸，並不足以成為社會制度，得主要生產部門均用奴隸，如「眾」和「庶人」
皆是「奴隸」，方足以構成「奴隸社會」。其次，郭沫若依據郭寶鈞〈記殷周殉人 之史實〉（《光明日報》1950 年 3 月 19 日），認為這些毫無人身自由的「殉葬者」
就是「奴隸」；殷墟考古出現「人牲」、「人殉」，是商代為「奴隸社會」最強而有 力的鐵證。5下文將針對上述這些觀點，展開一些討論。
「眾」的身分，于省吾引用甲骨卜辭，從「人牲」未曾使用「眾」，且沒有 以「眾」作為賞賜和交易的例子，判定「眾」不是「奴隸」。6何炳棣認為商代的
「眾」，為農業生產與兵士的主要來源，是「平民」、不是「奴隸」。7李朝遠認為
「眾」有自己的生產工具，在商王室土地，以 田形式進行集體耕作，可以從軍 戍邊，不見被用作犧牲，但可捕捉殺戮。8朱鳳瀚原本認為「眾」為殷代對「平 民群體」的稱呼；但現在認為「眾」泛指商人諸宗族成員，包括宗族內不同層級 的貴族，與人數佔多數的平民。在農事卜辭中被乎令的「眾」，是各宗族內的平 民族人（及可能存在異族附庸之下層）。在戰事卜辭中被乎令的「眾」，當以諸宗 族內的貴族與平民上層為主幹，在人數上則以貴族下層與平民上層為多。9 卜辭中的「眾」，是商代社會生產的主力，無論農業、手工業還是狩獵活動，
都有他們的蹤跡。在卜辭中有幾則與「眾」相關的詞彙，關係到「眾」是否為「奴 隸」的判斷，譬如「喪眾」、「雉眾」和「 眾人」。「喪眾」，從武丁到帝乙、帝 辛皆有，從「眾」屢有逃亡之例，可見他們並無享受到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
「雉眾」，于省吾等解釋為夷傷、夷滅。「 眾人」之「 」，從「余」從「止」， 為「途」之初形，于省吾讀作「屠」，屠戮、伐滅義。10若上述諸說成立，則「眾」
有很大成份應歸類為「奴隸」。
5郭沫若，《奴隸制時代》（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年初版，1977 年 11 月 3 刷），〈中國古代史 的分期問題〉、〈奴隸制時代〉、〈讀了《記殷周殉人之史實》〉、〈申述一下關於殷代殉人之問題〉、
〈關於周代社會的商討〉、〈關於中國古史研究中的兩個問題〉、〈駁《實庵字說》〉。
6于省吾，〈關於《釋臣和鬲》一文的幾點意見〉，《考古》，1965 年 6 月，頁 309。
7何炳棣，〈商周奴隸社會說糾謬〉，頁 82-85。
8李朝遠，《西周土地關係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 1 月），頁 39-44。
9朱鳳瀚，〈殷墟卜辭中「眾」的身分問題〉《南開學報》，1981 年 2 期，頁 57-74。朱鳳瀚，〈再 讀殷墟卜辭中的「眾」〉，《古文字與古代史》第二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9 年 12 月），頁 1-37。
10于省吾，《雙劍誃殷契駢枝》三編（石印本，1944 年 5 月），23 葉。楊升南，〈殷墟卜辭中「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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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陳夢家認為「雉眾」為部別和編理人眾。楊樹達、沈培和吉德煒則認為
「雉眾」即「失眾」，和「喪眾」同義，都是逃亡義。且據沈培觀察，「 」象人 腳離開桎梏之形，他認為趙平安將甲骨文「 」讀作「逸」或「失」，「 羌」和
「 芻」指逃亡的羌、芻或動物，非常值得參考。若皆從「逃亡」義理解「喪眾」、
「雉眾」、「 羌」和「 芻」，「眾」的動詞是「喪」和「雉」，「羌」和「芻」的 動詞是「 」，從同樣都是「逃亡」義，卻使用不同動詞看來，「眾」和「羌」、「芻」
的身分是不同的。11至於「 眾」，于省吾在後出《甲骨文字釋林》，已刪除將「 」
的身分是不同的。11至於「 眾」，于省吾在後出《甲骨文字釋林》，已刪除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