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職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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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親職效能

壹、概念形成

親職效能(Parental Efficacy)，廣義而言，是指照顧者認為自己是否有能力完 成親職任務或維持親職功能，Coleman & Karraker(2000)則將親職效能定義為個體 衡量自己作為親職角色時，是否能夠有效的對於孩子的行為以及發展有正向的影 響（P.13），或如 Montigny & Lacharite´(2005)則在透過概念分析之後，將親職效 能定義為「家長對於自己在組織與執行養育任務方面的判斷或信念」。這項概念 脫胎於 Bandura(1977)的自我效能感，自我效能感係指個體對於自己是否能完成 遭遇事務的衡量，又可以分為對於效能的期待以及對成果的期待，前者是個體揣 度自己是否有能力產生行動，影響個體是否實際執行或產生行動，後者則是個體 衡量成果的好壞。同時，自我效能也包含了個體決定如何因應，付出多少努力，

以及要努力多久等衡量(Bandura, 1977)。而親職效能就是自我效能的一個子集合，

當個體將自己套入照顧者的角色或情境上時，自評在面對親職挑戰（例如：哭泣 的孩童、不寫作業或不吃飯的孩子）會如何因應、是否因應、付出多少努力以及 堅持多久等對於自己的提問。

Coleman & Karraker(2000)將親職效能分為三種取向：1.特定任務（task-specific）；2.特定領域（domain-specific）；3.普遍領域（domain-general）。針對特 定行為的親職效能研究會將關注與測量的焦點放在特定的親職行為上，例如 Ardelt & Eccles(2001)研究非裔美籍媽媽的親職效能時，測量的題項上包含了「你 是否知道孩子們的行蹤（上學時間、放學的娛樂場所）」或者是「你是否能讓孩 子們遠離危險的地方」等等。特定領域的測量則會將數題特定任務的題目組合成 分量表的型式，例如包含五題關於體罰的管教行為分量表，或者是包含數題關於 溝通行為的溝通分量表。普遍領域則在題項上不會特別對於親職的行為有敘述，

常見的題目項是「做為一個母親，我覺得自己是合格的。」另外也有學者如Jones

& Prinz(2005)依照測量的方式將取向分為：1.任務相關(task-related)；2.普遍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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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3.特定領域(narrow-domain)。涵蓋的內容與上述的分類並無顯著差異，

特別強調的是，這種分類並不表示應用在研究上會有互斥的現象，通常研究會包 含數種測量，例如Sevigny & Loutzenhiser (2010)在針對嬰幼兒父母的研究同時測 量了不同領域的親職能力以及廣泛的自我效能感，Bandura(1989)亦提到，普遍的 自我效能感與特定領域/任務的效能感相關性並不會太高，如果想要得到實際行 為與測量之間較為精準的結果，必須使用高度專門的測量方式，量表或問卷上的 題項必須特別針對研究者想要了解的行為或者任務，這反映在 Whittaker &

Cowley(2012)針對參與親職支持方案的家長的研究中，並發現到雖然家長可能有 不錯的普遍親職效能感，但針對特定領域，如管教(discipline)上可能就相對較弱。

因此理想上的測量須同時測量普遍以及特定領域/任務的效能感為佳。需要注意 的是，這種分類的方式並沒有嚴謹的研究，亦沒有經過理論與概念上的釐清及統 一，事實上在回顧文獻當中也有許多測量方式是被歸類在「不明」（indeterminate）

的，研究者認為這僅是方便學者研究時進行分類。

貳、相關研究

一、親職效能作為影響親職行為的因子

如前節所述，是個體衡量在面對因應事件時，個體本身是否有能力達到，需 要付出多少以及多久的時間的衡量。簡而言之，效能感是決定個體是否產生行為 的前置因子，擁有「足夠」的效能感，個體才會產生情境需要的行為，在 Glatz

& Buchanan(2015)的研究中就發現到，家長如果在開始時擁有更多的親職效能感，

會更傾向採取正向教養行為。

在Ardelt & Eccles(2001)針對美國內城（inner city）媽媽的親職效能與促進策 略（promotive）的研究中，在測量親職效能上採用了特定領域的方式進行提問，

詢問受試母親是否可以協助孩子達成具體的成就（從學校畢業、實施安全性行為）

或者在特定事件上孩子（是否能夠追蹤孩子的行蹤或避免前往危險的區域）；在 促進性的策略上，則分成四個因子：鼓勵、同做、活動參與、積極介入，分別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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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不同的題目。親職效能與促進策略所使用的量表原先用於費城的一項長期追蹤 調查當中（Philadelphia Family Management Study, 1991-2001），然而完整的量表 以及選取的題目研究者並沒有明確的書寫在文獻當中。在結果上，兩位學者發現 到雖然黑人族群的受試者會將自己所處的社區評價為更加偏僻與危險，但是這也 使他們相較於白人受試者擁有更高的親職效能感，同時，在問卷填答上自評較高 親職效能的家長會對青少年嘗試採取更多積極性的親職策略，例如對於孩子的交 友與同儕有更多良性的監控與了解，同時面對親職挑戰時較不容易放棄。也發現 到當母親擁有高效能感時，孩子也會相對應的擁有較高的自我效能感，而孩子的 高自我效能也是親職效能影響孩子課業的中介因子。從這篇的角度來看，親職效 能同時具有保護性功能，例如免於孩子接觸有傷害性的同儕，以及賦能性功能，

可以讓母親更願意面對挑戰與困境，不放棄孩子。

Coleman & Karraker(2003)以學步年齡的幼童（toddler）與其母親為研究對象，

希望可以更加了解媽媽們自評的親職信念與實際的親職能力的關聯性，收集受試 者自評的量表回饋，並透過觀察員實際觀察半結構實驗場域（semi-structured laboratory context）中的母嬰互動，整理成統計數據以便進行分析，使用的量表包 含了整體自我效能、整體的親職效能，以及一份作者自編的特定領域的親職效能 量表，雖然依據理論形成七個因子，但在研究當中只使用了總分做統計，而沒有 分量表的數據。在結果的呈現上，發現該量表的總分與學步年齡嬰幼兒的發展程 度（The Mental Scale of the Bayley Scales of Infant Development, BSID-II）有顯著 的相關，後續的迴歸分析當中雖然發現到各種層次的效能感（普遍、普遍親職、

特定領域親職）都可以作為預測孩子發展狀態的因子，但也發現到家長親職效能 的分數與觀察員的親職能力評分沒有顯著的關係，對於主要假設沒有被數據結果 證實，Coleman & Karraker(2003)將原因歸咎在實驗的場域太過美好，例如實驗環 境有充足的玩具以及理想的環境，母親沒有挑戰而不需要做出因應，進而減少了 表現出親職效能感的機會，研究者認為如果能夠就方法學與研究場域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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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職效能是可以預測親職能力的，例如Izzo (2000)等人就在研究當中發現到親職 效能能夠顯著的預測親職溫暖（Parental warmth）與親職控制（Parental control）。

Sanders & Woolley(2005)則發現到親職效能可以有效預測親職管教行為，在 領域層級的量表使用了親職能力感知量表（Parental sense of competence scale, PSOC），在特定任務層級上則使用了親職任務檢核表（Parental tasks checklist），

統計的結果顯示，整體的親職效能可以預測負向管教中的過度鬆散（laxness）中 的忽視冷漠行為，以及嚴厲管教（overreactivity）中的體罰、言語污辱，此處整 體的親職效能是媽媽的親職效能（由PSOC 獲得）、行為管教效能以及規則設定 效能（由檢核表取得）共同組成，當整體的親職效能越高，則鬆散與過度嚴厲的 管教情形便會越少。Shumow & Lomax(2002)為了瞭解親職效能對於親職能力的 預測效果，以及對於青少年發展的影響，以美國親子長期追蹤調查的資料為樣本 進行二次分析（secondary analysis）。二次分析的資料來源通常為政府單位進行長 期追蹤調查的研究計畫，優點是可以取得大量的樣本，但也因為不是由研究者選 擇詢問的問題或者問卷，在量表的選擇上必須透過結合理論與因素分析才能確認 變項。在該篇研究當中，親職效能是由家長是否有能力協助孩子避免同儕相關的 問題，以及家長是否可以解決在社群當中會影響到青少年的問題為操作型定義。

結果顯示，在親職效能對於變項的直接效果上，自評高親職效能的家長會有更多 的親職參與以及對於青少年的同儕監控，歐洲族裔的家長則額外會有更好的親子 溝通；在前述的直接影響之外，該研究也發現到親職效能會透過親職的參與和監 控，間接的作用在青少年的課業以及社會-情緒調適上。

又或者如Glatz & Buchanan(2015)的研究而言，在以青少年及其父母為族群 時，發現親職效能有推動父母進行正向管教行為的能力，但並不會與孩子的行為 改變有直接相關。

Shim & Lim(2019)在韓國的研究也顯示，父親的親職效能會透過溫暖的父親 表現（尊重孩子的意願、讓孩子表達意見）對於孩子內外在的問題（焦慮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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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擊行為）有正面的影響，除此之外，該研究認為增進父親的親職知能與效能是 必要且重要的。

二、親職效能作為影響親職行為的中介因子

Sanders & Woolley(2005)認為，親職效能是受到社會脈絡影響的心理性因子，

生活在社經條件較優的家長們相較於其他族群也會有更好的親職效能感，同時親 職效能也會做為社會環境影響親職行為的中介因子，類似的結果出現在Shumow

& Lomax(2002)的研究當中，歐裔及非裔的家長的社經地位會以親職效能為中介 因子，影響到教養孩子的親職參與程度。

而Haslam, Pakenham & Smith(2006)也透過路徑分析，發現到親職效能會做 為社會支持與產後憂鬱症候群的中介因子，尤其是來自父母的支持，意即對於懷 孕前期的母親，當接受到越多的父母支持，便會增加個體親職效能感，並因為效

而Haslam, Pakenham & Smith(2006)也透過路徑分析，發現到親職效能會做 為社會支持與產後憂鬱症候群的中介因子，尤其是來自父母的支持，意即對於懷 孕前期的母親，當接受到越多的父母支持，便會增加個體親職效能感，並因為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