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周思源等人，2006）調查在學青少年用藥盛行率為 1.6%的 研究結果，各項調查間的盛行率差異，有可能是因為調查年代、
樣本的取樣方法（隨機與立意）與樣本特性上（如：年級、區域 特性）、以及測量使用毒品或藥物的種類不同所造成的差異，這 些影響毒品使用盛行率的因素皆需要更多的研究證實。
本研究結果發現青少年使用毒品的主要種類為俱樂部藥物，
這結果與李景美等人（2008）針對台北縣市高職學生開始使用成 癮物質之危險與保護因子追蹤研究結果相同，主要都發現使用藥 物為搖頭丸等俱樂部藥物，顯示青少年在使用毒品的種類上以第 三、四級毒品為主，以及有多重藥物混合使用的情形，提醒衛生 教育人員或健康促進者在毒品防制戒治上要特別針對青少年用藥 種類的傾向，用藥的方式，以及此類藥物常出現的場合加以防範 宣導，並強調其對身體的傷害及使用毒品行為問題的嚴重性。而 在性別差異上，李景美等人（2008）追蹤至高三時男生在過去一 個月有使用成癮藥物（2.1%）比率高於女生（0.9%），與本研究 結果高中職二年級學生男性使用毒品行為者多於女性相同；雖然 性別變項在兩者的研究中並未達到統計上顯著差異，不過性別變 項仍是需要多加留意的。
家庭型態變項上，本研究結果以小家庭者為最多，有 1722 人
（67.6%），其次為折衷家庭者（三代同堂）有 330 人（12.6%）
和單親家庭者 325 人（12.4%）相差甚少，而在周思源等人（2006）
探討家庭環境特性、父母親個人背景、管教態度與親子和諧關係 對青少年之使用藥物行為相關性研究中，調查對象為民國 93 年教 育部登記之臺灣地區國中、高中及高職的在校學生，以等比例機 率抽樣方式，共有 12,327 名學生完成問卷，其研究在單變項分析 中，家庭型態以單親家庭學生的藥物使用危險比較高（OR = 2.1，
p < 0.05）；並證實青少年之其他家庭環境特質與其藥物使用有密 切關聯性，所以本研究雖然在測量家庭型態時是屬基本資料的調 查，只有家庭型態的分類，但可以看出單親家庭的學生所佔的比 例為 12.4%，幾乎和折衷家庭並列為家庭型態分類中的第二順位，
所以為需要重視且關懷的族群。另外，本研究並未考量到其他多 層面的家庭環境特質，如：家庭氣氛、家庭凝聚力、家庭溝通、
家庭經濟、除父母以外的其他家人是否有使用毒品行為等因素，
推測一些和家庭相關的因素會對青少年造成心理或生活環境上的 困擾以及壓力，而增加使用毒品行為的風險。雖然在本研究中無 法確認家庭型態與青少年使用毒品行為兩者間的關係，但可以家
庭型態的類別與其他人口學或社會心理學特質共同辨識出有可能 使用毒品行為的高關懷族群學生。
在工作情形方面，本研究結果顯示高中職二年級在學學生以 目前沒有工作者居多，有 2282 人（87.0%），有工作者則有 325 人（12.4%），其中過去一年大部份時間工作型態為全職者有 58 人（2.2%），兼職者有 288 人（11.0%）。雖然大部分的在學二年 級學生沒有工作，但是考量工作變項的原因是由於工作的種類（全 職或兼職）以及工作的地點（如：餐廳、便利商店）等，不同的 工作種類以及不同的工作地點等特性與接觸一些精神物質有關，
像是菸、酒、檳榔或是毒品的使用行為有關（Chen et al., 2006）。
因此，雖然在校高中職二年學生的工作情形以沒有工作者居多，
但仍須注意有工作的青少年族群，以及其工作相關特性，避免因 工作而處於一個容易獲得毒品的環境，增加了其使用毒品行為的 危險性。
二、人格系統方面：
在本研究中人格系統的測量變項是自我能力感，結果顯示自 我能力感越低者，其使用毒品行為的可能性比較高；這是由於自 我能力感越高者，對自己的正向感受越佳，相對的，有較正向的
自我情感和自我評價，並從事正向行為（符合社會期望或遵守法 律、道德規範），本研究結果和其他自尊相關的研究（Siyez, 2008）
相同，也驗證問題行為理論中，視自尊為從事偏差行為的阻力這 個觀點。整體而言，本研究自我能力感分量表總分為 24 分，而研 究結果顯示此部分平均得分為 12.31（SD = 2.71），各題項平均分 數為 2.06（± 0.3），顯示所測量的題項平均回應為經常如此，因此 對於自我能力感部分還有提升的空間。不過也可能因為還有一些 跟青少年自尊相關的影響因素和以及對青少年使用毒品行為相關 的影響，如：家庭因素、學校因素、同儕因素（Nelly et al., 2008）
沒有針對其進行深入的測量，所以將來在計劃介入措施時，若要 測量自尊對使用毒品行為的影響，應該考量到各個和自尊相關的 影響因素對青少年使用毒品行為的影響，才能夠更加周全，且有 效的提升自尊的層次，以避免低自尊所帶來的消極、焦慮、憂鬱 等負向反應而增加了青少年選擇危害健康行為以及從事其他偏差 行為的可能性。
三、環境感知系統方面：
沒有使用毒品行為的學生其父母對子女行為的了解程度較有 使用毒品行為的學生高，使用毒品行為的可能性較低，此研究結
果與前面章節所提的文獻（Castro et al., 2007；Dorius, Bahr,
Hoffmann, & Harmon, 2004；周思源等人，2006；董旭英、王文玲，
2007；魏希聖、李致中、王宛雯，2006）相符合。因此，更加確 定父母對子女行為的了解，對青少年在使用毒品行為上是一個重 要的影響因素，也提供抗拒從事偏差行為的力量成為青少年在使 用毒品行為影響上的保護因子。另外，父母使用毒品的狀況也在 本研究結果中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因此衛生教育人員日後在 設計預防及教育計劃或進行介入時，建議將介入實施的對象從在 學青少年族群，延伸至家庭以及社區，讓家人也參與其中，增強 家長對於青少年毒品議題的認識，宣導其家長盡督促與教導之責 任，共同營造促進健康的社區安全以及增強社會規範和守法有序 的環境，並以成人從事正向的行為作良好的角色模範，在環境影 響因子上提供對青少年族群持續從事正向行為的保護力量，避免 青少年處在容易獲得毒品的環境，以協助青少年杜絕使用毒品，
減少問題行為的發生。而在偏差同儕以及同儕使用毒品狀況方 面，本研究結果也顯示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表示接觸偏差同 儕以及同儕使用毒品的狀況，兩者均會對青少年使用毒品行為帶 來影響。而針對同儕部分，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人員在這方面應
教導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並鼓勵同儕之間形成一種正向的支持。
四、行為系統方面：
結果顯示學校表現越差的學生，其使用毒品行為的可能性比 較高。在青少年時期，學校表現通常是常規表現的依據，因花費 越多的時間在從事學校表現相關行為上，則有越少的時間去從事 偏差行為（Jessor & Jessor, 1977）。一般來說，青少年時期大多的 時間都身處在學校的環境中，因此學校環境對於青少年毒品使用 行為以及其他偏差行為的防範須更加徹底的執行，除了引導青少 年專注在社會常模的正向角色外，並教導青少年能有身為同儕正 向角色模範的能力以及提升抗拒偏差同儕的技巧。另外，有使用 毒品行為的學生和沒有使用毒品行為的學生在偏差行為部分，也 達統計上顯著差異，表示偏差行為越嚴重者，其使用毒品行為的 可能性比較高。青少年從事偏差行為，如：抽菸、偷竊、不安全 的性行為等，會增加使用毒品行為的可能性，也可能與使用毒品 行為相輔相成，且若是傾向從事偏差行為的態度較高或是習慣以 偏差行為的方式因應生活中的各項事件，推測可能會漸漸的脫離 社會常模甚至出現犯罪行為，而相對提高了危害自身安全及有害 健康的風險。不過，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人員除了注意青少年所
表現的偏差行為之外，也必須更進一步的了解青少年從事偏差行 為的原因，才能夠真正的提供實質的協助與改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