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職學生使用毒品行為之影響因素

發現青少年用藥的盛行率介於 1.0%-1.4%（分別在 1992、1994-1998 及 1999 年）（周碧瑟，2000）。另一項調查台灣地區在校青少年吸菸、喝

選校園反毒大使活動之學校學生共 6414 位為研究對象，其中有 96.5%的學生知道施用毒品是犯罪行為，98%的學生知道毒品的害 處，其中危害認知的途徑以學校（46.8%）和媒體（31.7%）為主；

另外在同學或親友施用毒品的原因依序為好奇且自信不可能上癮

（47.4%），為了一時享受（39.0%），因為親人、朋友或同學的引 誘及壓力（29.3%），因為人際、家庭、生活環境的困擾（如：失 意、挫折、絕望）（26.4%），為了提神（20.4%）或為了減肥（10.5%）

等（李佳琪、朱日僑、陳黛娜、賴璟賢、李志恒，2005），從中可 以看出大多數學生知道使用毒品是犯罪行為，另同學或親友施用 毒品的原因這部分顯示使用毒品行為的態度上以及使用毒品行為 的正、負向影響上，呈現使用毒品有自信不可能上癮以及使用毒 品行為的所帶來好的影響包括：一時的享受以及因應人際、家庭、

生活環境的困擾還有提神和可以減肥，這些都是增加青少年使用 毒品行為的影響因素也增加了青少年使用毒品行為的可能性。

而人格系統裡還提到自尊、控握信念等特質，這些皆會影響 青少年在社會心理層面的發展，若發展不健全可能會因而沒有建 構良好的同儕關係或人際關係以及負向的自我概念而產生憂鬱、

寂寞感、疏離感等，對個人的一生造成久遠的影響。有一研究針

對天資聰穎的青少年探討其社會心理層面的相關特質，包括自 尊、社會隔離、控握信念、疏離感以及焦慮等，結果發現天資聰 穎的青少年跟一般青少年相較之下比較容易感到煩躁，且有些社 會心理特質需要再進一步學習更多的調節技巧，以因應在青少年 發展階段帶來的危機（Kwan, 1992），注意到這些社會心理特質可 以更深入的了解個體是否因這些特質而在發展階段出現困擾，進 而增加了使用毒品行為的可能性。

另外，在問題行為理論裡人格系統的自尊變項被視為是從事 偏差行為的阻力。一般對於自尊的看法是指個體對自己整體評價 的高低以及對自己正、負向價值的感受。「自我評價」主要是針對 自己的表現是否符合預期，達成所設定的目標，屬於自尊的認知 層面；另一方面則是伴隨著評價結果而來對自己的正負向心理感 受，包括好壞、接納、尊重等，這些則是屬於自尊的情感層面（劉 樹斐，2000）。另外，自尊在向度上的分類是個重要議題，由於視 自尊為單向的研究者忽略了自尊本身的異質性，Tafarodi 與 Swann

（1995）便將自尊分為自我能力感與自我喜愛感。自我能力感顯 著高於自我喜愛感者，會容易發生反社會行為（Mruk, 1995）。而 自尊的形成主要來自兩方面：自我能力的評價與社會價值觀的內

化。因自尊有不同的來源與成分，故 Tafarodi 與 Swann 便指出這 兩種來源分別會引發兩種不同的自尊向度－自我能力感

（self-competence）與自我喜愛感（self- liking）。

自我能力感是指個體對自己是否有能力達成目標，對環境有 影響力與掌控力的感受，著重於對自己的認知評價；若是個體的 行為和所預期的結果一致（如達到目標），將會提升此部分的自 尊。自我喜愛感則是個體對自己身為社會當中的一分子（social object），表現是否符合社會標準與社會價值（social worth）所引發 對自己的感受，包括喜歡、讚許、接納自己等；這種感受是將社 會價值觀內化後產生的，著重對自己的情感層面，若是受到他人 肯定則會傾向更加喜歡自己。Tafarodi 認為自我能力感與自我喜愛 感屬於自尊的兩個向度，雖然一般情況下兩者應會有高相關，但 來源、內容、與結構上二者的確可以區分開來（劉樹斐，2000）。

高自我能力感的人本質上有著正向的情感以及對自我正向的 評價等特徵，對於追求目標是扮演積極的角色，且若處於壓力下 較能夠適應並因應壓力。另一方面，低自我能力感的人通常與不 甚積極，焦慮以及憂鬱有關（Tafarodi & Swann, 1995）。

Kavas（2009）調查土耳其青少年自尊以及與危害健康相關的

行為，共有 243 位大學生參與，平均年齡為 20.43 歲，其結果指出 在青少年晚期的促進健康行為或危害健康行為（像是吸菸、飲酒、

以及使用毒品等）是經其選擇之後的結果，並且認為行為的選擇 可能和文化差異有關，因為西方國家青少年同儕間使用毒品情形 較土耳其青少年普遍，這點也呈現了青少年使用毒品行為環境中 這項行為的盛行程度，以及若是被社會所接受或甚至是認同的 話，也會增加了其使用毒品行為的可能性；另外其研究結果還顯 示自尊和使用毒品行為存在著負相關，也就是自尊越低，越有從 事使用毒品行為的可能。另外，有研究根據影響自尊的六個不同 面向（同儕、學校、家庭、運動/體育、身體心象、整體的自我價 值）來探討危險行為對物質使用及自殺行為相關的一項調查，研 究對象為南非的青少年，平均為 14.6 歲，共 116 位學生完成自尊 量表以及測量危險行為相關的問卷；其結果顯示自尊這個變項不 能以單一面向去測量，因為有許多因素會影響自尊且和所產生的 危險行為相關；例如家庭對自尊所造成的影響使得自尊較低，則 其在吸菸、使用毒品以及企圖自殺方面有顯著的相關；所以需考 量不同的影響因素對自尊的影響，而其研究也指出自尊和使用毒 品的關係也可能與受到同儕的規範、認同感以及欠缺拒絕同儕的

能力有關，因此建議在預防青少年從事危險行為上，應增加其自 尊以獲得較大的效益（Wild, Flisher, Bhana, & Lombard, 2004）。

國內針對國中及高中生的研究發現，自尊越高者，其焦慮越 低，成就動機越高，人格特質較為內控；較高的自尊可使個人擁 有較正向的行為、有希望並協助其調適殘障和慢性病，自尊越高 則整體健康危害行為出現頻率越低，可見高自尊有助於維持並促 進健康（秦志慧，2006；蔡青青、劉雪娥，1996）。相對的，由於 低自尊與增加危害健康行為（如：偏離社會常模的行為以及較差 的健康狀況、憂鬱情緒）相關，因此在許多預防和藥物教育的計 劃中，便十分重視強化自尊並試圖提升自尊的層次，將自尊視為 一個有力的保護因子，以減少使用毒品的動機進而抵抗使用毒品

（Nelly et al., 2008；Plunkett, Henry, Robinson, Behnke, & Falcon,

2007）。所以不論是以問題行為理論為架構，或是單獨以自尊這

二、環境感知系統

環境感知系統中的遠端結構指出，獲得較多的支持和控制，

較不易從事偏差行為，特別是感知來自父母的支持及控制。所以

親子關係不融洽以及與雙親衝突等家庭互動問題常是造成青少年 物質濫用行為的重要因素（魏希聖、李致中、王宛雯，2006），

因此若青少年和父母之間溝通愈良好、情感愈認同，即表示對父 母的依附程度愈強，偏差行為即不太可能發生。這是由於愈依附 父母，愈會模仿和認同父母的價值信念及言行舉止，便逐漸發展 出遵守規範的行為；而依附父母、接觸偏差同儕與國高中生從事 偏差行為與否的相關性最為穩定（董旭英、王文玲，2007）。但 有許多因素會影響青少年感知父母對其的支持與控制，所以還需 要多方層面的考量，像是：家長對青少年的管教態度、父母婚姻 關係、家庭和諧程度、手足關係…等，皆可能影響到青少年的情 緒經驗及家庭氣氛，進而影響到青少年身心發展的穩定狀況（周 思源等人，2006）而與使用毒品行為有關。有一檢視青少年和父、

母關係的親密程度以及父母支持與父母監測等變項與同儕使用藥 物、青少年子女使用大麻之間的關係之研究，研究對象共 4987 位，

其結果顯示與父親的關係較親近以及感知父母會監測他們較大的 違反常規行為，可以幫助其子女減少使用毒品行為的可能性，也 證實權威型、專制的父母可能可以幫助隔絕青少年遭受同儕的壓 力而使用藥物（Dorius, Bahr, Hoffmann, & Harmon, 2004）；所以

父母親對於子女行為的了解程度以及青少年與家庭（尤指與父母 之間）的連結越強，其受到傳統價值觀與社會規範的約束越多，

感受到被賦予的社會期望越深、社會責任越大，這樣的規範力量 對青少年使用毒品行為或從事偏差行為形成抵抗的力量，可以保 護青少年不去從事違反社會常模、道德以及法律行為（Castro et al., 2007）。

另外，家庭環境、學校環境與同儕因素三者間，也有顯著的 相關性。偏差同儕（delinquent peers），是指青少年可以透過與具 有偏差行為的同儕團體交往中，學習到犯罪或偏差行為（董旭英，

2003）；青少年在學校環境與同儕相處，包括曾被學校記過者、記 過次數在三次以上者，青少年同學中有曾使用藥物者，過去有參 加過幫派組織者，青少年若參加幫派組織內有人使用毒品者等，

與使用毒品行為有顯著的相關性（周思源等人，2006），顯示出 青少年身處的環境和同儕之間的相互影響。另以生態系統檢視家 庭支持和同儕角色模範兩者，在青少年使用酒精、香菸和大麻等 物質以及加入幫派之間的關係之研究，其結果顯示：偏差同儕和 青少年使用酒精、香菸和大麻等物質以及加入幫派等偏差行為有 強烈的相關，但是家庭社會支持可以減少偏差同儕對青少年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