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將針對本研究結果在輔導效果及團體方案效能部分進行討論，並根據研 究結果及討論提出相關建議。
第一節 輔導效果之討論
本研究的統計結果顯示，實驗組成員在接受實驗處理後，在｢人際衝突因應策 略量表」、｢人際信念量表」、｢孤寂感量表」、｢貝克兒童及青少年量表第二版」
的後測分數與控制組成員沒有顯著差異，即表示｢關係受害團體輔導方案」對實驗 組成員在人際衝突因應策略、人際信念、孤寂感及心理適應等方面沒有達到立即 輔導效果。而在延宕輔導效果部分僅｢消極信念」達到延宕輔導效果，本節將針對 此結果討論可能的因素：
一、人際因應策略
本研究結果中，｢人際衝突因應策略」各分量表均未符合研究假設，且在經過 實驗處理後，實驗組成員在「發洩情緒」分量表這個部分的後測分數高於控制組，
與目前為止的文獻研究發現不同。
Compas、Malcarne 與 Fondacaro（1988）以問題焦點與情緒焦點策略進行壓力 研究的探討也發現，採用問題焦點的因應方式與個體的內、外化性行為問題有負 相關，而使用情緒焦點因應方式則與適應不良有正相關；也就是說依賴內化性因 應策略（負面情緒與自責）、外化性因應策略（發洩情緒）的話，則可能加重其 後續之適應不良。戴淑梅（2004）研究國中生同儕關係與人際壓力因應策略、生 活適應的關係，也發現越常使用「負面情緒與自責、漠視與逃避、發洩情緒」這 三種策略，越會有內化性行為問題及攻擊性。
Gomes（2011）的研究結果發現，曾遭受關係攻擊經驗的青少女最容易產生憤 怒以及受傷的情緒反應，顯示她們心中有很深被侵犯的感受；而關係攻擊所造成 的壓力通常無法短時間內解除，且可能是一而再的發生，關係受害者如何在無法 解決壓力源的長時間內與負面情緒共處，也影響著其心理健康。Folkman 和 Lazarus
（1980）的研究認為個體對於「不得不接受」的事件，傾向使用情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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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tion-focused）的因應策略（如：負面情緒與自責、發洩情緒等）。若關係攻 擊不僅在受害者的主觀認知是「不得不接受」的事件，且在其實際生活中，要停 止關係攻擊者的長期傷害行為，確實是難以改變的事件，那麼對關係受害者而言，
容易出現情緒中心的因應策略也無可厚非。
Speilberger 等人（1985）對生氣情緒的研究發現，壓抑或是太少表達生氣情 緒與過分的表達一樣都是不利的，會有社會退縮行為、憂鬱或自殺、忍不住時會 爆發攻擊等負面影響。而從程景琳與廖小雯（2012）的研究發現，「關係受害與 外化性因應策略（即發洩情緒）」的交互作用對心理孤寂感有負向預測力，顯示 使用「外化性因應策略」能緩解遭遇關係受害青少年的心理孤寂感。其研究進一 步經事後比較發現，外化性因應策略低分組的關係受害能顯著預測該組青少年的 心理孤寂感，但外化性因應策略高分組的關係受害者的心理寂感則無預測力。雖 然理論上而言，大量使用發洩情緒的方式來因應人際衝突，可能會被視為衝動的 表現，不利其心理適應，但是從該研究的發現得知，對於受害程度高的青少年而 言，若極少採用情緒發洩方式，卻相對會有較高的心理孤寂感。可見，外化性因 應策略對於關係受害情形嚴重者來說，可能具有適應性功能，適時透過情緒焦點 因應策略來減輕與該壓力相關的不適感，來緩解自己的負面情緒有其必要。
因此，個人若在安全的環境下（如家裡），藉由吼叫來宣洩情緒，並不會如 回嗆等當眾發洩情緒的方式，容易導致他人理解為敵意、攻擊行為的可能，而致 遭受更嚴重的關係攻擊，反而能減緩心裡的不適。團體輔導中也曾討論透過摔東 西等方式來紓解情緒，且成員也表達過｢不發洩才是傷害自己」（O-G3），原習慣 將憤怒壓抑或向內生氣（anger in）的成員，反而能適時發洩出來（anger out）。
所以，團體成員被鼓勵適時使用情緒焦點因應方式，可能是有助於心理適應及負 面情緒的宣洩，而間接使得｢發洩情緒」該項分數依次上升。
二、人際信念
實驗組在｢人際信念」未達立即輔導效果，且與控制組呈一致的走向，均為在
｢消極信念」後測分數較前測分數低、｢積極信念」後測分數亦較前測分數高，僅 在｢消極信念」部分實驗組有延宕輔導效果，顯示團體輔導對人際信念的立即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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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不大。
試探究其原因，從實驗組成員對團體的總回饋單中發現，在最有收穫的單元 中第四次團體（跳脫思路的陷阱－改變非理性信念）勾選百分比為 16.67，在所有 單元中居末，顯示成員在理性信念的學習收穫欠佳。研究者認為在團體方案設計 上，總共只有設計一次的單元，藉由 2 節課的時間來學習理解自己的非理性信念、
並將之駁斥替代為理性信念，可能因為活動時間的不足，導致成員難以吸收本次 單元設計的內容。
另外，國內外學者的研究發現，消極人際信念會加劇遭遇關係受害青少年的 心理適應，積極人際信念則會減緩之（Prinstein & Aikins, 2004; Rudolph, 2010; 程 景琳與廖小雯，2012）。本研究實驗組、控制組的成員在人際信念部分都有進步，
即使沒有參加團體輔導，控制組成員仍然可能透過其他的因素，如個體成熟來改 善之，所以從上面的現象，引發研究者思考是否之後的團體輔導焦點需要著力在 其他認知運作因素，如 Dodge（1985）的攻擊社會訊息處理論中的敵意歸因偏誤
（hostile attributional bias）、Weiner（1979）的自我歸因理論模式。
以認知歸因的觀點而論，關係受害者因之前的負向同儕經驗可能導致認知偏 誤的發展，影響他們的社會訊息過程，又再引發後來的負向同儕經驗（Crick, Grotpeter & Rockhill, 1999; Prinstein et al., 2001）。蔡麗芳（1992）也提出被同儕拒 絕的兒童傾向敵意歸因，在面對他人意圖模糊的情境時，對於負向事件，常忽略 其他線索，而認為他人的行為是故意為之。實驗組成員中也不乏有這樣的想法，
如導師對實驗組成員的觀察中有提到：｢人際上想法較為負面，當與同學有衝突爭 執時，傾向認為同學是故意的…有些調皮的同學並非鎖定 D 去鬧或開玩笑，但 D 反應較為敏感，對於同學開玩笑的字句和動作，常認為是針對她的。」（T-2-D）。
試分析成員 D 從各量表的分數所呈現的結果，其心理適應狀況是所有成員中較為 不良的，且在後測輔導、延宕輔導效果上改善幅度相當的小，甚至還有惡化的情 況（如違規行為前測 M=72，後測 M=73，追蹤測 M=75）。然而，研究者從所有成 員及其導師的訪談，可以推估成員 D 的關係受害情形並非是成員中最糟的，其所 遭受的關係受害為一般同儕間的關係攻擊，而且其所屬班級的氣氛相較於部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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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是友善許多的，但本身負向的思考模式也會誘發她對人際情境做不友善的解 釋。而 F 成員的人際信念尚屬正向（後測分數中，積極信念為 20 分，消極信念為 4 分），但導師觀察中提到｢有次她的桌上有幾個板擦印，她一看到就哭了，我問 她原因，她就說老師有人惡作劇我、他們針對我的。其實那天是因為施工，所以 很多同學桌上都有板擦印」（T-2-F），仍發現她會因為忽略事件其他的訊息，而將 同儕的行為解釋為敵意行為，建構出自己是受害者的角色。因此人際信念、敵意 歸因雖同為社會認知層面，卻有著不同的內涵和意義，本研究所採用的人際信念 乃根據內隱理論，屬於對自身行為的解釋，而敵意歸因則是對他人負向行為的解 釋，研究者從對實驗組成員的觀察，不難發現她們的心理適應也受到敵意歸因偏 誤的影響。
歐慧敏（2002）以 Weiner（1979）的自我歸因理論模式調查與訪談國小學生 歸因方式與行為困擾之研究發現，國小學生採取能力、工作或事情難度、情緒、
運氣等不能控制傾向較強者，較不會產生行為困擾（含人際困擾）。研究者以此推 論，若個體知覺對關係受害情形有低控制力時，那麼將關係受害歸因於自己的能 力不足、運氣不好遇到這些同學或關係攻擊事件太難改變了，或許有助於減少人 際關係的困擾。如成員 B 認為自己的人際現況由同學們所導，並不覺得可以藉由 自己的努力來改變，偏向外控信念，訪談中對於自己遭遇的受害情形，很感慨地 說｢就只差分錯班級。」（M-2-B），言下之意是指如果她在別的班級，可能不會遭 遇那麼嚴重的受害情況。對於 B 成員來說，身處在關係攻擊氣氛高張的班級，若 能意識改善關係受害情形，超過她所能控制的，或許可以減少她的人際困擾及負 面情緒與自責等。
從程景琳與粘絢雯（2010）的研究也發現，班級氣氛中的「組織」和班級關 係攻擊情況呈現負相關，也就是說一個班級愈沒有組織，進行班級事務時愈混亂，
班級關係攻擊情況也會比較嚴重。研究者認為當遭受嚴重的關係攻擊，受害者在 這種關係攻擊文化下，的確不容易僅憑自己的努力就可以改善人際處境，而若歸 因於｢不可控制」的因素時，將不會過度以內在歸因詮釋遭受關係受害的經驗，一 味歸咎在自己不夠努力的因素上，那麼，在其社會認知裡會建構為是這個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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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群人，不利於其建立人際關係，亦不致對於日後擁有良好的人際關係毫無期待。
就像團體中有些成員雖有較高的消極人際信念，不過她們並非認為自己的努力無
就像團體中有些成員雖有較高的消極人際信念，不過她們並非認為自己的努力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