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歐和獨協國家的貧窮特徵在於：大部分窮人是一貧如洗的「市」民，「非傳統」型的 貧窮者。他們有勞動能力、受過教育和職業訓練，在不久前還能擁有足夠收入和退休金，但 激進、快速的社會轉變使其無法適應新情況，淪為貧窮者。102故因應貧窮，哈國政府提供社 會保障系統與社會援助系統所構成的社會政策保證人民生活不低於最低生活水準，在許可的 預算下，確立最低工資與最低退休金103。故社會政策從1995 年開始時就是政府的施政軸心。
1041994 年 10 月政府改變就業法，加強失業保障。105並於1994 年 12 月進行新的最低消費預 算研究，利用最低消費預算定義政府的社會支持，且在1996 年制定社會救助機制，成立不同 的社會援助。1061999 年更藉由「關於維持最低生活水準」的聯邦法來確立貧窮救助標準。107 除社會救助保障外，更重要的是採取就業計畫來降低失業，如已經開始創造「社會型」
的工作機會，即由地方政府支付95~98%的工資鼓勵雇主提供就業機會；同時採取如提供職業 教育等之其他積極就業政策。108但從2005 年迄今，觀察工資有貼近生活最低所需的趨勢。109 根據哈薩克聯邦共和國「關於共和國預算」法，2008 年最低工資將與哈國平均最低生活所需 標準一致：金額制訂在10515 堅戈(tenge)，110約為85 美元上下，此顯示工資不得低於此數據，
101 The World Bank, Making Transition Work for Everyone: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Institute, 2000, p. 334.
102 See: ibid., p. 1.
103 三層式的退休金保障系統：第一層由政府保證的最小退休金；第二層依據義務性提供的退休金；第三層由非 政府的退休金基金提供。Н. А. Назарбаев, op. cit., p. 427.
104 Н. А. Назарбаев, op. cit., pp. 479-480.
105 Н. А. Назарбаев, op.cit., pp. 483-484.
106 Н. А. Назарбаев, op. cit., p. 483.
107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Развития на пороге Тысячелетия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2002, p. 16.
108 See: “Люди в беде” (People in poverty), Вечерний Алматы- Спецвыпуск, p. 3.
109 哈國最低勞工薪資在 2003 年只達到維持最低生活標準的 97.5%，到 2004 年才超越最低生活標準。ООН 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Цель Развития на пороге Тысячелетия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2005, p. 10.
110 1993 年 11 月 15 日哈國發行自己的貨幣堅戈(tenge)。
最低工資變成定義貧窮界線的另一個參數，成為維持生活所需最低限度的依據。111不過，因 應經濟變化，2008 年 7 月 1 日已提高包括基本退休支出、國家社會殘疾救助等各項基本社會 支出，其中，最低生活標準也從10 515 堅戈增加到 12 025 堅戈。112
儘管政府部門已經做了許多努力，然而依據聯合國認可的分析指出，2008 年有 18.2%哈 薩克人收入低於最低生活所需，2005 年這個指標約只有 11%，而在阿斯塔納和阿拉木圖貧窮 率維持在5-6%，故聯合國發展計畫的國際執行會議建議哈薩克應降低鄉村居民的貧窮程度。
113而根據統計顯示哈薩克貧窮降低始於 1998 年之後，且經濟成長也是從那時候開始，哈國
「2003-2005 年的減貧計劃」也似乎有所成效。114但哈國對貧窮者、流離失所者、老人、單 身者的權利與利益保護和立法尚處於剛開始階段。除了公部門外，大眾媒體也有其必要的角 色，如形成社會思想；此外也應提高企業的社會責任。115如在德國，依據2006 年Deutsche Welle World 資 料 顯 示 ， 德 國 聯 邦 西 部 有 32% 支 持 德 國 企 業 應 有 社 會 責 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而東部地區只有 18%。但無論如何，掌握一技之長才是社會勞動者的最後安 頓，因此德國社會問題專家指出克服失業五個重要觀點：1)經濟的成長；2)建立和保證就業；
3)教育、終身教育和進修；4)就業的許可；5)保證足夠的幼兒園。116
現階段哈國政府設定「哈薩克-2030」遠程目標，將實行小額居民貸款，成立全國基金，
以支持低收入公民。此目標計劃在2000-2002 年通過，甚至列入 2002 年哈薩克「關於政府社 會地方救助」聯邦法中來落實。哈國政府打算以促進就業作為主要打擊貧窮的解決方法，並 於2015 年將收入一天少於一美元的居民減半。117換言之，哈國政府已經改採用透過貸款給貧 窮者或促其就業等回歸市場機制的途徑來解決貧窮和社會不均問題。118
111 See: “Люди в беде” (People in poverty), Вечерний Алматы- Спецвыпуск, p. 3.
112 Бюллетень Минитерства труда и социальной защиты населения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О повышении размеров базовых социальных выплат с 1 июля 2008 года”, Вопросы труда и социального обеспечения, No: 8, 2008, pp. 8-9.
113 Ibid., p. 2.
114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Развития на пороге Тысячелетия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2002, p. 14.
115 See: “Люди в беде” (People in poverty), Вечерний Алматы- Спецвыпуск, p. 7.
116 See: Ibid., p. 8.
117 ООН 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Цель Развития на пороге Тысячелетия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2005, p.
10.
118 現今經濟社會的不均改善途徑請詳參：洪美蘭，前揭書，2008 年，頁 71。
總之，經濟轉型期間哈薩克政府協同國家銀行持續以緊縮政策對抗通膨時，乃採取逐步 階段，降低企業稅務負擔，並實行不會引發通膨的政府開支，以體現市場改革；在面對固定 支出和改善企業生產時，以不進一步降低人民最低生活水準作為社會政策的優先目標；此外，
重要的任務是提高就業，給予臨時工作，提供居民社會保障，發展社會保險系統、改革工資 系統、提供國家保證的最小生活水準，以及解除工資上限。119為了促進經濟成長，提升人民 生活水準，降低貧窮，除了解除企業非專業義務，如：教育、醫療、文化與休閒設施，執行 政府改革計畫等，政府亦協同金融機構負責監控虧損企業，制定破產法來進行企業生產改革 與健全金融環境。120現階段經濟成長的重要任務不只在石油、天然氣等部門工業方面，而是 要建立經濟多樣化，以持續降低所得不均。121也就是說哈國政府企圖提升經濟以茲解決貧窮 問題，但卻可能忽略經濟成長所帶來的「相對貧窮」與社會階層化等不均問題。
肆、結論
經濟成長與利得分配均衡的「均富問題」是古今中外所有國家政府所重視與追求的目 標，後共產主義轉型國家歷經封建時期的市場經濟、工業革命後的資本主義經濟、共產時期 的計畫經濟後，再次以市場經濟為基礎進行市場導向經濟轉型，綜觀其經濟制度發展的變動 與脈絡，目的無非皆在於探索經濟社會均衡發展的最佳模式。因此，此波經濟轉型發展各國 政府當然亦是以促進經濟社會均富發展的最佳狀態為最終職志。然而，在中東歐和獨協等後 共國家順利渡過激進經濟轉型必經的初期轉型衰退，經濟逐漸步上復甦成長之際，卻紛紛出 現不均現象日益嚴重的問題，促使各國政府亟待面對與提出有效的對策。
不過，依據新政治經濟學認為，現代經濟社會最重要的四個決策體系：價格與市場體系；
民主政治；官僚體系；協商體系（bargain system）。122對後共產轉型國家而言，由於民主政治
119 Н. А. Назарбаев, op. cit., pp. 426-428.
120 Ibid., pp. 464-465.
121 ООН 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Цель Развития на пороге Тысячелетия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2005, p.
13.
122 洪鎌德，當代政治經濟學，台北：揚智，1999 年，頁 233-234。
與價格市場體系皆尚在育成中，民主機制和市場力量尚難於與官僚體系和協商體系形成制 衡，故經濟發展政策之決策，政府部門基本上居於決策優勢，有相當的主導權。加以先前的 專題研究，在比較分析探討波蘭、捷克和俄羅斯社會資源分配與社會不均產生的關聯性及其 影響因子後亦發現：轉型後經濟政策之決策、執行與其成效不但影響經濟成長，更是社會不 均的重要決定因素之一。故本次研究計畫選擇曾發生被喻為轉型後的「二次革命」 － 顏色 革命之獨協國家作為研究範疇，目的在於著重從政府經濟轉型決策與政策執行效應來解析經 濟政策、社會不均與穩定成長三者間互動的關係。
在總覽和比較獨協各國經濟轉型發展和不均成型變化之實證經驗後證實：對內和對外經 濟發展政策之選擇、內容和其執行成效等的確是導致各國不均差異的影響變數；政府政策使 經濟社會階層化（stratification）是蓄積民怨引發顏色革命之淵源，不均確實為部分國家在經 濟成長期間發生社會不安，甚至動盪革命影響政權穩定的緣由之一；且證明經濟成長、總體 經濟表現與經濟成長利得分配的公平性和普及化程度等皆是經濟穩定發展的基礎條件，因為 其將弱化不均對穩定成長之衝擊力。故獨協國家政府以市場化轉型途徑力促經濟成長發展之 際，是否顧及或採取相關政策來平衡不均失衡現象，避免社會財富集中而惡化社會不均，並 促使經濟成長利得分配公平化與普及化，成為釐清與分析經濟政策、社會不均與穩定成長三 者脈絡關係之焦點。
因此，進一步從「發生革命且革命成功」、「發生革命但未成功」與「未發生革命」各組 中選擇具代表性意義的個案標的國家，應用國家社會治理（national social governance）觀點 進行個案深入研析後，除了再次印證上述結果外，亦發現：由於私有財產權、穩定性及貿易 開放被證明對所得分配系統影響性較大。123且私有化會先產生財富不均，爾後引發所得不均，
加速惡化市場化後經濟社會的不均現象，但並非私有化引發的不均必然會對經濟穩定發展帶 來衝擊，其決定因素在於私有化方式是否符合公平。故自由民主程度較高及在市場化經濟轉 型方面對私有化層面著墨較多的烏克蘭，當政府決策與施政失當，如私有化出現弊端，導致 社會不均、不公，及國家經濟發展對外開放出現傾俄或歐盟爭議時，在利益衝突的不同政治
123 David Dollar & Aart Kraay, “Growth is Good for the Poor”, in Anthony Shorrocks and Rolph Van Der Hoeven ed., Growth, Inequality, and Poverty: Prospect for Pro-Poor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56-57.
陣營操作下，極易被擴大或增添外力因素，達成組織動員而對經濟穩定帶來革命性的衝擊。
反觀，政權較為強勢，自由民主程度較低及市場化經濟轉型方面私有化進程較為保守緩慢的 烏茲別克和哈薩克，因兩國社會不均與貧窮問題，多起因於經濟轉型衰退所導致的低工資或 就業機會缺乏。所以，政府重視和採取如社會福利與保障措施等相關政策來平衡不均失衡現 象，降低人民對不均之反感與敏感度，藉此維持政治的支持與社會穩定。但仍無法掩飾經濟 機會不均、缺乏問題，如烏茲別克安集延事件，即是經濟機會被剝奪而引發對經濟穩定發展 之衝擊。至於哈薩克，雖其因市場機制較為健全，市場化較深，貿易相對較為發達順暢，加
反觀，政權較為強勢，自由民主程度較低及市場化經濟轉型方面私有化進程較為保守緩慢的 烏茲別克和哈薩克，因兩國社會不均與貧窮問題，多起因於經濟轉型衰退所導致的低工資或 就業機會缺乏。所以，政府重視和採取如社會福利與保障措施等相關政策來平衡不均失衡現 象，降低人民對不均之反感與敏感度，藉此維持政治的支持與社會穩定。但仍無法掩飾經濟 機會不均、缺乏問題，如烏茲別克安集延事件，即是經濟機會被剝奪而引發對經濟穩定發展 之衝擊。至於哈薩克，雖其因市場機制較為健全，市場化較深，貿易相對較為發達順暢，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