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士的口頭翻譯 辯士的口頭翻譯 辯士的口頭翻譯 辯士的口頭翻譯

第二節 第二節 第二節

第二節 辯士的口頭翻譯 辯士的口頭翻譯 辯士的口頭翻譯 辯士的口頭翻譯

隨著電影文化的建制，所牽涉的不只是劇場空間的爭奪，還連帶地生產了許 多文化現象，辯士就是其中之一。早期的無聲電影映演時，皆有樂隊伴奏，日本 則特別地發展了電影解說員作為一種專門的職業，負責解說劇情以及台詞字卡。

這樣的職業也被引介到台灣來，而「辯士」(べんし)一詞便是由日本而來的。一

○、二○年代的辯士多由戲院人員擔任，後來辯士慢慢發展個人的特色與專業，

因此反而跟電影明星一樣成為很重要的宣傳工具。當時一些較大的電影常設館還 特意從日本請來有名的辯士，如福田笑洋、西村樂天等人。台灣人也開始擔任辯 士職務，詹天馬、王雲峰、呂訴上等人都是相當有名的辯士，台灣人辯士大多在 大稻埕的戲院用台語解說電影。二○年代之後辯士們的名字經常以最大的字體出

現在廣告看板上，成為電影主要的宣傳之一，同時也擁有「辯士迷」。到了三○

年代，即便有聲電影已經在台灣上映，由於一般民眾不諳日語，因此辯士仍然在 旁進行解說，甚至在 1946 年之後，由於民眾無法理解國語，因此台語辯士還零 星存在著，辯士職業在台灣一直持續到五○年代之後才漸漸消失。

圖 3-3 辯士解說現場。

出處：戲夢五十 http://www.ctfa.org.tw/taiwan50/note01.htm

由於當時不少知識份子也加入辯士行列，於是便與台灣的文化活動有很大的 關係，例如詹天馬是當時全台灣最著名的辯士之一，他曾為電影《桃花泣血記》

編寫主題曲的唱詞，為台語流行歌壇揭開了序幕。同時，詹天馬早年因為熱衷於 話劇，因此也是台灣新劇的推動者之一，電影方面也大量進口外國片及上海片來 台放映。但論起最有組織且持續的文化活動，當屬「美台團」的辯士，自從「美 台團」的電影巡迴放映隊成立以來，由於經費與人力有限，因此一個巡迴放映隊 經常是放映師、辯士兩人擔任全部的放映工作，辯士自然成為放映時啟蒙民眾最 重要的角色。相對的，臺灣總督府方面也對這股辯士旋風有所感知，所以，從 1926 年開始，總督府開始實施辯士考照許可制度，辯士必須通過當時各州警察 課的考試取得資格取得證書，方能開始執業。同時有臨場警察監督，倘若有任何 破壞治安的思想或是風俗敗壞的說明，就立刻遭到警告或中止。劇情的敘述方

面，也應該按照保安課所審查通過的內容進行說明，假如太過離題，或是任意提 出說明也可能遭受到處罰。事實上，辯士坐在電影銀幕的一旁，說明著劇情的同 時，除了轉化聲音表演男女主角的對白之外，還是經常任意地穿插滑稽詞語，為 電影加油添醋一番。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辯士才有了個人獨特的風格與魅力，

如同票房明星一般為電影院爭相招聘。辯士的即興演出或是穿插劇情解說讓辯士 成為影片觀賞時很重要的一環，為影像賦予不同的靈魂與生命力，影片放映時辯 士經常成為影響戲院氣氛最鉅的關鍵。

圖 3-4 辯士詹天馬。出處：虛擬檔案館

http://www.ctfa.org.tw/taiwan50/note01.htm

臺灣文化協會所支持的電影巡迴放映隊─美台團，經常性地到農村進行電影 放映啟蒙民眾，宣揚其民族與文化的理念。美台團所放映的電影大多為上海電 影，有時候也進口日片，通常需要辯士在旁以台語進行解說，才能為民眾所理解。

因此美台團也於成立之初，積極訓練辯士，藉由辯士們向民眾解說電影，以啟迪 民智，同時宣傳臺灣文化協會的民族理念。於劇情解說中，一方面必須顧及臨場 警察與電檢制度的規定，另一方面必須能將某些特定的文化理念暗渡陳倉，因此 若說辯士是美台團巡迴放映隊當中最重要的核心人物也不為過。從《臺灣民報》

關於辯士的報導中可知，美台團的辯士經常因為超過劇本範圍，而在劇情解說中 途遭到警告或中止。作為電影影像的傳達者，透過影像劇情的說明也同時闡述了 辯士自身的意識形態。因此，美台團的辯士經常與臨場的警察立場衝突，以昭和 三年（1928 年）的《臺灣民報》為例，因為辯士說明違反場內秩序而遭到放映 中止的較大篇幅報導就有四則，更多的是對於臺灣文化協會的讀書會、演講會、

讀報社的警告和中止。身處於殖民統治時期，統治者種種法則的限定，使得辯士 不得不以繞路迂迴的方式發聲，透過電影影像述說不同的故事。昭和三年(1928 年)的另一篇報導可以作為參考：

新竹民眾黨員蔡清池於新竹郡下新埔庄開演《水上英雄》等中國影片，強調 是純粹的營業，沒有特別的使命。但部下調查辯士資格，新竹周氏是不需要 辯士許可的。而且巡查要求辯士移坐到他的警官席旁邊。說明的臺本被巡查 所持，但卻要求說明要與臺本吻合。片中看到非為的惡人，辯士用社會教化 的精神說：沒論中國人或是臺灣人，斷不可有像這樣惡人的行為才是。於是 終場時被注意，辯士於是回說：你也是臺灣人的一份子，叫臺灣人不可做歹，

有什麼不對^TP53PT？

上面這段文字讓我們對《臺灣民報》的立場以及美台團的辯士所扮演的角色更為 清晰。首先，《臺灣民報》中所有關於辯士的報導，幾乎全數都以巡查或是警察 刁難作為標題，標示其與統治者之間的對立關係，並在文中質疑執法者過於嚴 苛，或是規則的訂定不合理。再者，教化民眾並促使台灣民眾能夠儘早同化於近 代文明的理想是日本統治者與臺灣文化協會雙方共同的交集，但在這個邁向近代 文明的共同目標底下，兩方究竟在進行什麼樣的纏鬥？或許關於辯士的一些討論 能為我們提供一個方向。上面這篇臺灣文協放映上海影片《水上英雄》的記載通 過辯士之口透露了雙方對社會教育認知上的歧異，所謂的教化民眾在臺灣總督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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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 〈本地巡查刁難活動寫真〉，《臺灣民報》，第 228 期，昭和三年九月三十日

的宣導短片中，可能是日台一家、誠實納稅或是文明上的注意衛生。但是在臺灣

蓄八字鬍而遭到中止^TP56。臺灣文化協會辯士的說明，雖說是以「社會教化的精神」^PT

士都於影片放映的同時，進行與電影劇情無關的解說或是加油添醋的表演。

覺」。雖然辯士對於影片的詮釋使觀眾日益了解電影的內容、劇情、表演、攝影

對於社會教化的注重，一方面因為社會教育的宣告與日本殖民政府有共通之處，

成為躲避查緝很重要的部分；另一方面臺灣文化協會也的確企圖強化社會教育啟 蒙台灣民眾，促使一般民眾產生民族自覺，邁入近代文明也脫離被壓迫統治的命 運，而這也同時與日本殖民政府之間產生劇烈的摩擦。如同本文所表現的，將台 灣人比喻為已經長大的孩子，日本則是其養父母，正當化其脫離日本統治之合理 性。雖然辯士說明的部分遭到報紙檢閱而刪除，但由前後文即可知，文中是指台 灣已經長大，因此能夠脫離作為養父母的日本自身獨立。原文中所被刪除的部分 更有可能是作為另一種發聲方式，並且因為刪除的話語、位置與前後文的關係等 而使得這段文字的意思以另一種方式更加地被標示出來。被檢閱而刪除的話語對 於正文來說，就像是一種暗示，更早之前的大正十二年(1923 年)《臺灣民報》一 則報導〈象的解放〉，文中便說東京動物園的一頭象最近發狂了，其發狂的原因 無他，正是因為這頭象被抓來動物園已經禁錮了三十年所致，即使是正常的大 象，一旦被囚禁了三十年左右，也會要發狂的^TP61PT。一篇好像是奇聞異事的報導，

在《臺灣民報》上卻若有所指，因為從 1895 年算起，當時當時剛好是台灣作為 日本殖民地的第二十八年。

因為政治環境的限制，《臺灣民報》向來擅用各種譬喻來闡述自身的理念，

讓我們再度回到大正十五年(1926 年)這篇討論辯士的文第當中。辯士解說的是

《北極探險》，但卻透過這部在北極拍攝的紀錄片，批評英國對中國之領土─西 藏的佔領。事實上，當時這類介紹異地的紀錄片已有相當的數量，通常作為奇觀 或是娛樂被看待，影片本身鏡頭的運動也可能已經相當自然流暢，觀眾不可能無 法理解劇情。因此，辯士所詮釋的《北極探險》，其實可能突顯了當時各地興起 的帝國主義，也就是各個殖民母國對於所謂蠻荒之地所施加的暴力。也就是說，

辯士的說明提供了閱讀影片的另一種方法，除了影片所呈現的異地光風之外，也 將當時的社會脈落或緊張衝突透過劇情解說帶進影片之中，意即透過英國對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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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 ，〈時事短評：象的解放〉，《台灣民報》第 6 號，大正十二年(1923 年)八月十五日

的強取豪奪，聯想到日本對台灣的傾軋統治，臺灣文化協會的辯士就經常透過這 種聯想與借用，一方面躲避統治者的查緝，另一方面教育、啟蒙農村民眾。

臺灣文化協會在 1927 年分裂之後，一時間，《臺灣民報》上左傾的言論就更 加激烈。然而，扣緊當時的社會氛圍來看，二○年代末至三○年代，整個日本社 會對於無產黨或勞動黨其實相當敏感。但，這其實同時也意味著當時這些共產黨 人相當積極的地下活動產生了某些效果，並且在 1928 年日本內地普選之後，獲

臺灣文化協會在 1927 年分裂之後，一時間，《臺灣民報》上左傾的言論就更 加激烈。然而，扣緊當時的社會氛圍來看，二○年代末至三○年代，整個日本社 會對於無產黨或勞動黨其實相當敏感。但，這其實同時也意味著當時這些共產黨 人相當積極的地下活動產生了某些效果，並且在 1928 年日本內地普選之後，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