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動與國家認同 - 國家認同、政治與文化認同傾向研究--以國家培訓選手為例

體育運動和競賽的許多特性，與國家認同不謀而合，因此運動經常成為強化或重建國家和國族認同的工具 (鍾俊敏，2005；Bairner, 2008; Bairner & Hwang, 2011; Jarvie, Hwang & Brennan, 2008; Lin et al., 2010)，政治和運動可說是共生共存 (Lin et al., 2010)，密不可分 (Lin, 2012)，而運動更是認同政治的要素 (Houlihan, 2004,頁 213)，甚至是認同爭議的要素 (Lee & Tan, 2011)。事實上，政

治介入運動有明確的目的性，包括強健人民體魄以建立國防實力、促進社會穩定、增進政治意識形態、以及穩固政權的合法性等 (Gratton & Taylor, 1991;

Houlihan, 1997; Lee & Taylor, 2005; Lin, 2012)。那「國族」又是什麼呢？首先，

國族主義並非本質賦予或自然生成，而是透過發明和建構而來 (黃冠華，2011)。

國家認同並亦非自然而生，而是刻意操作的結果。國家認同要透過運動文化建構，經常採用如運動歷史、地理、生物、生產與再生產的制度、集體記憶、個人幻想、權力機器和宗教啟示等手段 (黃東治，2006)，而國家則經常透過舉辦運動賽事來操弄人民的認同 (陳懷恩、李炳昭、林建宇，2013；Lin et al., 2010)。

塑造認同的手段，來自建構和發明共同的傳統、儀式、文化，再透過刻意遺忘某些歷史，使人民形成想像的共同體 (江宜樺，1998)，並產生他我之別。集體記憶與國族認同不可分割，前者的建構具有一連串創造性並且包含特定的目的，形成的過程中也是透過社會和媒體交織而成的，讓國族成員藉由重溫自身或他者的記憶強化認同 (陳子軒，2008)。就體育運動而言，一般性比賽當中的競爭導致涇渭分明的他我分別；而國際性的競賽如奧運中，因為各參賽隊伍間國籍互不相同，更是將這種對立的層次提升至民族間的對抗，而強化國族認同。運動的意義不再僅止於一項消遣，而是認同與民心士氣的泉源 (Lin et al., 2010)。以世界各國的賽會及運動項目而言，世界盃及歐洲盃足球賽展現了英國的國家認同、環法自行車賽是法國人的集體記憶、冰球是加拿大的國家象徵、足球是巴西展現國力的工具；而北京奧運更讓中國認為自己躋身世界強權之林 (Lau et al., 2012)。此外，運動選手的表現也與國家尊嚴緊密相依，成為國民關注的焦點，當選手的表現優異或賽事成績有所進展時，原本較為鬆散或失焦的國家認同傾向，可能因此激發而凝聚或得到安定。

建構想像的共同體，依靠的是現代化的工具，包括資本主義驅動的科技進步、教育水準和識字率提升、大眾傳播媒體興起，都是構成國族主義不可或缺的要素，而在時間進程上，兩者並駕齊驅並互相結合，西方社會現代運動發展及國族認同是在同一時期匯流而成 (陳子軒，2008)。另外，建構認同的重要活動之

一，就是體育運動，而運動協助定義道德和政治，協助個人區別自己與他人的差異，並提供建構認同的場域 (鍾俊敏，2005)。Hobsbawm 認為，1870 到 1914 年間的英國普羅大眾和中產階級所從事的運動，便藉由提供國家認同的媒介以及刻意建構的群體觀點，將政治傳統與社會傳統的創新結合起來。於是，運動就成為凝聚當時中產階級的一種社會力量 (黃東治、邱金松等，2008)。就國際而言，

選手在競技場上時不管在運動、思想或意識型態上，都代表國家 (黃東治、邱金松等，2008)，因此運動和國家認同的關係可說是密不可分。體育運動有助於凝聚成共同的群體(階級、種族、性別或國家)，藉由尋求相同與異己的關聯，建構與加強認同的意識 (鍾俊敏，2005)。就運動和國家認同之間的關係而言，有下列幾項特色(黃東治、邱金松等，2008)：

(一)運動本身是保守的，而且有助於鞏固那些屬於官方的或核心的國族主義、

愛國主義和種族主義。

(二)運動具有的某些內在特質，使得它成為國家統一與整合的可能工具之一。

(三)運動提供心生不滿的人民或民族一個宣洩情緒的安全閥或者出口。

(四)運動有助於形成某些獨特的政治抗爭活動，某些運動已與國族主義的政治運作以及國族主義的抗爭運動息息相關

(五)運動通常會涉入國族主義的運作歷程中，並成為國族主義依賴性及異常發展的自然反應。

(六)運動有助於認同的追求，無論是在地區或全國的規模上都可透過懷舊之情、

神話、傳統的創造、旗幟、國歌和慶典儀式追求認同。不論是經由懷舊、神話、傳統的發明、國旗、國歌和儀式等途徑、不論是發生在地方或國家的層次、運動都對認同的探索有所貢獻。

(七)運動有助於鞏固國族意識和文化國族主義。

就運動角色的認同而言，涵蓋了三個方面：(一)運動者的認同。(二)不同運動項目的認同。(三)社會屬性的認同(性別、種族、階級、國家等)。在運動與認同的關係當中，前者可促進、鼓舞並整合後者。以臺灣的認同發展和體育運動的

脈絡而言，最遲自日治時代開始，便出現統治階級以運動鞏固認同的手段。日本政府透過現代化的教育制度，不遺餘力的將西式及日本式的運動項目推展到各級學校及社會各階層，表面上看起來是一項德政，但事實上仍是為了確保並穩固其政治勢力。在運動會的過程中升日本旗、唱日本軍歌和國歌，都是為了傳遞統治者的意識形態 (黃東治，2006)。

原本在日本人手裡的臺灣政權，在抗戰後的 1945 年回到國民政府掌握之中，兩年後發生了二二八事變，導致全國進入了戒嚴狀態。政府嚴厲箝制了所有人民思想、言論、出版、集會、信仰等自由，同一時期，國民黨也利用體育運動做為黨化教育的工具。依據 Bairner 及 Hwang (2011) 指出，國民黨政府來臺後原打算禁止由日本人引進的棒球運動，但因執行困難，遂轉而接收並改變此項運動，建立了各種體制使地方的棒球運動合理化，同時成立中華棒球協會，協助這項運動茁壯。而延續自日治時期的省運動會，其日期都安排在十月二十五日光復節，由省主席主持開幕，唱國歌、呼口號、唱愛國歌曲、大會操……這些都是展現黨國意識及權力象徵的符號儀式 (黃東治，2006)。

到了 1960 年代後，又是另一番光景，陳子軒 (2007) 指出，此時國民政府在國際上的地位大不如前，自 1961 年甘迺迪主張「一中一臺」後，後繼的詹森亦追隨此政策方向，1965 年停止對臺援助，種種因素交互影響下，臺灣終於在 1971 年退出聯合國，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其席次，至此完全被邊緣化，開始面對嚴峻的國際現實挑戰 (Lin, 2012)。此時的政府為了穩固日漸鬆動的政權，亟欲尋找凝聚政治認同最速成的工具，而將目光焦點轉向少棒 (Bairner & Hwang, 2011)。自 1968 年紅葉少棒隊以懸殊比數擊敗來訪的日本和歌山關西聯隊後，全國人民便沉浸在「擊敗世界冠軍」的幻想中，同時在政府的推波助瀾下迅速成立少棒聯盟，進軍威廉波特，居主宰地位達二十年之久 (陳子軒，2007)，並且將這種勝利與國家的榮譽緊密連結 (Lin, 2012)。在這段時間當中，每年的威廉波特少棒賽被操作成比擬奧運、身繫全國榮辱的關鍵競賽，有衛星轉播、駐外代表接見小球員、僑界動員至現場加油並揮舞國旗……，讓全國在關注比賽的同時融合

成一個休戚與共的「想像共同體」，並且暫時忘卻難堪的國際現實 (陳子軒，

2007)。

根據 Lin 表示，1990 年代中期以後，臺灣政府利用棒球的目的開始轉變。

從陳水扁的「特殊國與國關係」理論後，臺灣不再堅持中華民國的統治權及於全中國，而轉為以臺澎金馬的獨立為主。至此，棒球運動或舉辦國際賽會不再完全是為了凝聚國內人民的國家認同及鞏固政權；部分是為了在國際社會中確認或宣告自身(即中華民國政權)的存在。臺灣能在 2007 年成功申辦世界棒球錦標賽所產生的效應，便是一例(Lin, 2012)，就此，Houlihan (2000) 亦曾提到，運動可作為重返國際社會的工具。另外，就內政而而言，棒球運動以及舉辦國際棒球賽會，

也是民進黨政府重塑人民國家認同路線的機會--從以往國民黨建立的大中國認同，轉為以臺灣為中心的國家認同 (Lin, 2012)。按照 Castells (1997) 的說法，運動認同的形式與起源可區分為下列三種 (黃東治，2006)：

(一)正當性的認同(legitimizing national identity)：由運動組織的支配性制度所引介，以拓展及合理化他們對運動組織中行動者的支配。「合理化其結構性支配來源」的國家認同，也是市民社會與國家權力機器的關聯。這關聯環繞著同一相似的國家認同而組職起來。如日治時期，日本人控制大部分的運動的組織，以傳遞其統治正當性的認同。國民黨以及後來的民進黨政府亦然，只是無論何種政黨執政，臺灣在國際運動組織上的正當性，仍受到中國政府在國際上宣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合法的中國政府，而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政治信條所影響。

(二)抵抗性的認同(resistance national identity)：由支配邏輯下處於被貶抑或污名化的位置或處境的行動者所產生。這可能是運動社會中最重要的一種國家認同建構。以此認同抗拒無法忍受的壓迫方式，通常是建構在運動歷史、地理或生物面向等，能夠清楚界定範圍並使抗拒本質化的國家認同基礎上。例如在國際運動賽會上、各項運動組織上或國際運動學術會議上對臺灣的壓制，並強迫以「Chinese Taipei」或「中國臺北」替代「中華民國」或「臺灣」的情

況，造成臺灣人民對「中國認同」的反感。

(三)計畫性的認同(project national identity)：運動社會的行動者基於他們能夠獲得的運動文化材料，建立一個新的國家認同藉以重新界定他們的運動社會位置，並藉此尋求運動社會結構的全面改造。簡而言之，就是運動文化的「主體性」，然而主體並非個體，即使主體是由個體所產生並存在於個體當中。

個別的個體要經由「主體」這種集體的社會行動者來獲取他們經驗中的完整意義。

就我國體育運動與國家認同的相互關係而言，姜穎提出的說法可作為本節總結。我國的國族和體育運動政策密不可分，使用運動來凝聚國族認同的手段，即

在文檔中國家認同、政治與文化認同傾向研究--以國家培訓選手為例 (頁 2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