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既有文獻的梳理可知，有關俄屬遠東黃禍論的研究泰半屬策論式的政策分 析，且平鋪概述多、理論分析少。此雖能單刀直入問題核心，但也易於無從掌握 問題的規律與脈動。倘若研究議題又屬難以捉摸的無形觀念，此類疏漏就更容易 出現。若干文獻雖有理論基底與實地考查，但卻難免為理論而理論，反而受囿於 理論，同時也未能與時俱進地追蹤議題的動態變化。
如華茲（Kenneth N. Waltz）所言，某種聯繫的重覆謂之規律，而規律將令 人產生預期。理論則要作到對現象和規律的解釋，解釋變數間的聯繫，以及此一 聯繫如何形成；指出事物如何運作、如何聯繫或研究領域的結構為何。理論需構 造出理想的模型，以回答結果在何種條件下產生與不斷反覆出現的原因為何。94 在瞭解到中國移民構成的黃禍恐懼已成為俄中兩國間反覆出現的兩難問題，形成 某種或然性的規律後，本研究擬就個人原有的研究基礎，在本體論（Ontology）
上以後實證主義（Post Positivism）為基石，在認識論（Epistemology）上循實證 主義，就本研究的主題－黃禍，此一觀念變數再以建構主義作不同角度的剖析解 讀，透過論證國家政策和行為的變化進程證實身份認同的轉變，作一理論與實踐 的論證。除藉以瞭解黃禍如何被建構而成外，並藉由研究過程檢視建構主義的解 釋效度，以期發現理論與實踐後的新意涵，從而為欠缺經驗性應用的建構主義理 論，厚實其內涵。95
今日國際關係理論呈現結構現實主義（亦稱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新 自由制度主義（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與建構主義三分天下的態勢，而三者 實又可分為兩組相互對立的分析視角－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是故，我們有必要 對其加以批判評估，檢視其與本研究的關聯效度為何。以下，將先就既有的理性 主義主流理論與本研究的關聯作一探討；其次就建構主義作一檢視，並說明本研 究擬採納者及如何操作。
94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ub. Co., 1979), pp. 2, 12.
95 莫大華曾就建構主義內部的知識論焦慮作一分析，指出建構主義應考量在不同的本體論與方 法論系絡選擇知識論立場，不同的知識論立場有其優劣，端賴其在此系絡的效度，亦即應考量 經驗性研究的議題適用問題。原因在於建構主義的理論主張多為後設理論，而欠缺經驗性的應 用。在經驗性研究漸普及後，建構主義將成為一廣泛的社會研究架構，在某種程度上更不會強 調唯一的知識論，而是希藉由知識論的多元豐富其理論效度。參見莫大華，「國際關係建構主 義理論內部的知識論差異與方法論多元」，問題與研究，第48 卷第 3 期（民國 98 年 9 月），頁 76-77。
壹、理性主義理論的檢視
一、體系層次理論的解讀未盡周延
強調體系層面的宏觀理論並無從解釋當代黃禍恐懼的復萌，即令自詡為最具 普遍性與解釋力的結構現實主義亦然。黃禍再起實與俄國內部對大國地位喪失的 認知與俄中兩國發展差距擴大有關。冷戰後，國際體系由兩極轉為一超多強，對 華政策位階在俄國外交亦明顯下降。黃禍論的復甦固然有利於主政的大西洋學派
（Altanticism）西傾，但從正反兩面分析，彼時在國際層面皆無讓黃禍再起的動 因。原因在於俄國內部並無類似冷戰期間聯合中國抗衡西方的需求，因而必須拋 出黃禍議題，以遏制主政者的西傾；反之，俄中之間亦無嚴重利害衝突至需要形 塑中國黃禍再起的地步。
俄國外交政策由「向西方一面倒」調整為「東西平衡」後，亦即大西洋學派 失勢後，俄國雖有攏絡中國的需求，但俄國對遠東區中國勞工的管理卻愈趨嚴 格，未因兩國的戰略匯合而放寬，再者，俄國內部黃禍的渲染亦愈演愈烈。是故，
物質因素無論在「向西方一面倒」或「東西平衡」，乃至於當前的「全方位外交」
階段，皆非絕對主因。結構現實主義對國際體系權力分配格局變化的強調，並無 助於解釋黃禍復萌。我們能同意結構現實主義的常識性概念－國際環境對國家的 外部制約作用，但此實無助於更深層的分析。是故，國際層面的變遷僅只提供黃 禍復萌的空間，權充為我們理解問題的背景。
按結構現實主義的觀點，在俄弱中強的的情勢下，俄人對中國的恐懼自是必 然，但再回溯至百年前，當時俄國的排華法令卻是在中國最積弱不振、遭世界列 強瓜分勢力範圍的情勢下頒行。此即強調物質因素與及體系結構作用的結構現實 主義不足之處。當然，若按華茲所言，殺雞不應用牛刀，其國際政治理論並非為 解釋國家間的互動而生，故無意對此作出解釋，但我們在此仍能看出單憑物質與 結構因素並無法解釋此根植於理念的黃禍恐懼。
普京上任後，俄中兩國宣示「世代友好，永不為敵」，並於2001 年簽署俄中 睦鄰友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Good-Neighborliness and Friendly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罕見地以法律 形式確定「世代友好，永不為敵」的和平思想。此一概念無疑可作為俄中兩國互 動結構的共有知識（shared knowledge）或文化而詮釋。李靜杰即指出兩國為增 進彼此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誼，使「世代友好，永不為敵」的思想在兩國得到廣 泛傳播，鞏固、擴大兩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社會基礎，因而有後續「國家年」
活動的推行。96「國家年」乃至於後續又進一步的「語言年」活動，證明俄中兩
96 李靜杰，「跨入新世紀的中俄關係」，頁 56。
國的確將理念付諸實踐，邁向彼此所宣示的共享理念。「世代友好，永不為敵」、
「國家年」、「語言年」更是兩邊官方政策宣示與學界論述近年必然提及的理念標 竿。
俄中關係今日已成為大國關係裡相對最穩定的組合，中國亦成為普京重振大 國地位、對抗西方國家的堅強後盾，俄國國內有關黃禍的輿論似也暫時消弭，但 從各項民意調查統計以及後續實質排華的移民法，卻又證實俄羅斯對中國的疑懼 仍舊。凡此皆已說明單憑體系層面難以窺探黃禍論的全貌。因此，國家並未必然 因體系結構的制約而呈現同質性，各國內部的異質性有時才是問題癥結所在。
以自然科學標準衡量，華茲的結構現實主義雖是最為簡約的理論，但社會科 學並不等同於自然科學，吻合自然科學標準的理論未必適用於社會科學。正因對 俄國國內細膩變化的忽略，使結構現實主義難以解釋何以俄中關係正常化，甚至 彼此宣示「世代友好，永不為敵」後，俄國的黃禍疑懼卻仍方興未艾。
再者，黃禍論雖有對俄中關係造成深遠影響的可能，但兩國畢竟仍然極力自 制，也因此尚未反饋產生波及體系層面的後果。況且華茲在他人欲運用結構現實 主義於外交政策研究時，其亦一再堅持其理論為宏觀層次的國際政治理論，並不 適於外交政策研究。97秉持強烈結構決定論色彩的華茲將國家間的互動進程歸屬 於外交政策範疇，藉此將進程排除於結構層次理論的解釋範圍。在對艾爾曼
（Colin Elman）的回應裡，華茲甚至強調國際體系能影響外交政策，但並不能決 定外交政策，是故其國際政治理論不能運用於外交政策的分析，但這並非缺點，
而是優點！98若按華茲的堅持，結構現實主義其實並不適於本研究。儘管華茲的 堅持令人費解，但費爾恩（James D. Fearon）的解析卻一語道破箇中癥結。費爾 恩以為華茲將外交政策理論侷限於單位層次的作法過於狹隘，國際關係理論的本 意即在於解釋國家的外交政策及其結果。影響國家行為的變數同樣可歸屬個人、
國家與體系三個層次。若干變數在單位層次的解釋雖較結構層次為佳，但並不代 表體系理論不適於外交政策，充其量僅是其無法解釋外交政策的各個面向罷了。
99因此，在結構現實主義之下其實還是能有延續其理念的中層理論（middle-range theory）。
至於柯漢（Robert O. Keohane）與奈伊（Joseph Jr. Nye）強調以制度調和歧 異 的 新 自 由 制 度 主 義 能 否 適 用 ？ 上 海 合 作 組 織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確實為俄中兩國和中亞各國以制度調和彼此歧異的絕佳典範
100，但要將此一成功經驗套用於東北亞恐怕並不合宜。俄日之間有難解的北方四
97 艾爾曼（Colin Elman）的見解以及華茲對阿勒曼的回應，可參見 Colin Elman, “Horses for Courses:
Why not neorealist theories for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 Vol. 6, No. 1 (Autumn 1996), pp.
7-53; Kenneth N. Waltz,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not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 Vol. 6, No. 1 (Autumn 1996), pp. 54-57.
98 Waltz,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not foreign policy,” pp. 54-57.
99 James D. Fearon, “Domestic Politics, Foreign Policy, and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 Iss. 1 (1998), pp. 297-298.
100 個人亦曾研究過俄中兩國於上海合作組織的互動，而上海合作組織的緣起與演變可參閱郭武 平，劉蕭翔，「上海合作組織與俄中在中亞競合關係」，問題與研究，第44 卷，第 3 期（民 94 年5、6 月），頁 131-141。
島僵局，日韓間亦有領土爭議，多方會談欲化解朝鮮半島核武危機亦多次功敗垂 成。若暫且不論不同國家間難解的死結，縱然有利大東北亞地區發展，澤及東北 亞各國的「圖們江開發計畫」亦延宕多年而難有突破性進展，原因即在於各國彼 此間對相對獲利與絕對獲利的計算考量。再回過頭看，俄中兩國懸宕多年未決的 東段未定界問題反倒是在兩國一對一的談判裡達成協議。由此觀之，強調交往建 立互信，以制度調和歧異降低交易成本的多邊建制（regime）要在東北亞順利運 作其實有相當的難度。
因此，理性主義體系層次的宏觀理論在此充其量僅能輔助我們理解黃禍論復
因此，理性主義體系層次的宏觀理論在此充其量僅能輔助我們理解黃禍論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