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經濟體制的改革下被政府視為企業，同時受到電視機的普及，而遭遇嚴重的票 房下滑，因此中國電影產業亟欲尋求與香港合作來挽救產業危機（尹鴻、何美，
2009）。而香港電影亦因為中國廉價的製作成本和豐富的人文地理資源（1982 年
張鑫炎導演《少林寺》）興起一股合拍片風潮，甚至台灣資金也參與投資，然而 當時香港電影並不以中國市場作為主要市場目標（魏君子，2010；周星、趙靜，
2009；趙小青，2009；尹鴻、何美，2009；劉輝，2010）。
1970 年代末期開始的中港合作，到了 1996 年由於中國政府的審查尺度益趨 嚴格，對於合拍也有嚴格的限制，同時香港亦面臨產業衰退問題，因而中港合拍 片第二次遭遇合作的低潮（尹鴻、何美，2009）。然而由於 2001 年中國政府加 入 WTO，並在條款的影響下被迫發行美國電影，因而中國的國家廣電總局在電 影方面鬆綁了一系列合作合資的條款（尹鴻、何美，2009）。在改革開放後，中 國政府更逐漸將電影產業從過去作為思想教育與政令宣導工具的角色，轉化為娛 樂功能（張燕、張江藝，2004）。而中國在 2002 頒佈的新版《電影管理條例》中，
不但民營電影公司獲得獨立投資拍攝電影的權力，同時政策鬆綁下影響中國內地 院線制度的出現與港資進入中國投資戲院，加上院線引進商業钜片（鐘寶賢，
2007）都顯示了中國電影業邁向娛樂化與開放民營化經營的模式。
特別在 2003 年中國電影部門制定輔導政策、開放內容審查、投資管制並與 民間資本合作，藉此進一步推動電影的產業化（張燕、張江藝，2004）。然而在 中國電影產業逐漸走向企業化發展與受 WTO 條款影響的開放門戶下，剛脫離政 府保護的中國電影產業具有廣大市場，但在市場競爭上仍未成熟，而香港發展已 久的商業電影卻恰好能補足中國電影的需求，因此中港兩地合拍影片形式幫助彼 此互取所需而蓬勃發展（鐘寶賢，2007），甚至合拍片在 CEPA 條約簽訂而香港 電影產業大規模與中國電影合作下，已成為中國電影市場的最主要內銷影片類型
（邱淑婷，2010）。
貳
「中國為主的製作模式」相對於上述三種「香港為主的製作模式」，則是由 中國方面的電影工作人員為主導，而香港透過提供純熟的技術、資金與開放的市 場作為輔助，如張藝謀導演的《英雄》由香港安樂影片有限公司發行、馮小剛導 演的《集結號》由香港寰亞電影發行(IMDB, 無日期)。「中國提供資金，香港負 責製作模式」最早來自中國出於政治目的對於香港「傾中」電影公司的投資（尹 鴻、何美，2009）；而「混合製作模式」則是在中國、香港以外，還加入了台灣 與國外等地的不同資金與技術人員加以合作，在香港電影轉型成為投資平臺，或 與其他國家資金、人員相互合作下投入超越中國、香港幅界的跨界電影市場（尹 鴻、何美，2009；張燕，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