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保守主義論述變遷中的日本防衛政策
蔡增家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第二研究所副研究員）摘
要
在過去分析日本的防衛政策大多是從《美日安保條約》及區域環 境轉變的角度來分析，而忽視日本國內層次的因素，尤其是文化規範 對日本防衛政策的影響。日本是一個注重集體主義的社會，同時在文 化傳統的規範下，日本的社會約束力一向是大於法律的約束力，講究 人際關係的非正式制度的影響力也是大於政府所制訂的正式制度；因 此，本文嘗試從文化規範的角度來分析日本戰後防衛政策的轉變。本 文主要論點認為：近年來日本防衛政策的轉變，主要是受到國內新保 守主義浪潮的影響，這股浪潮以美國反恐政策為經，以中國及北韓威 脅為緯，逐步讓日本從過去消極的防衛性政策轉變成為積極的防衛政 策，這也是 2000 年之後日本亟欲修訂現行的非戰憲法，突破傳統禁忌 派自衛隊赴海外執行維和任務，讓日本成為一個真正的正常國家的最 主要原因。 關鍵詞：新保守主義、文化規範、防衛政策、反恐政策、日本壹、前言
根據日本《朝日新聞》報導，日本防衛廳制訂了為因應本土遭受 攻擊和國內反恐事件擬定的《防衛警備計畫》，將過去因應來自俄羅斯進攻的重視北方防衛構想，轉變成為重視西南來自中國威脅的構 想，這份防衛計畫書假設中國攻打日本的兩個可能性，首先是中國為 了確保釣魚臺周邊海域權益而在釣魚臺登陸入侵的可能，其次則是當 臺海爆發衝突時日本對介入美軍提供資源，中國因此攻打駐日美軍基 地和自衛隊設施；1同時日本為了因應來自中國及北韓軍事的威脅，也 將逐步修正現行的非戰憲法，日本執政黨─自民黨於 2005 年 11 月在 黨內已經通過將現行自衛隊改變成軍事色彩濃厚的自衛軍，這些措施 將逐漸轉變日本自我的防衛能力成為正常的軍事國家。2換句話說，在 國際及區域環境的改變下，日本正在逐步改變它的防衛政策。 在另一方面，從 2001 年 4 月在自民黨黨內特立獨行又富有右翼意 識形態思維的小泉純一郎上臺之後，在不顧國內在野政黨及鄰國的強 烈反對下，連續四年五次前往靖國神社參拜，此舉將日本與周邊國家 之間的外交關係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3其次，小泉所領導的自民黨在 贏得 2005 年 9 月 11 日眾議院大選之後，在大量新世代政治家進入國 會之後，使得小泉派頓時成為自民黨內的最大派閥，這些新保守主義 的新生代政治家，讓過去的右翼勢力從非主流派別走向了主流派別，4 換句話說，新保守主義已經成為日本政壇的主流聲音。 那麼本文接下來要問的是：日本近年來防衛政策的轉變是否與日 〈防衛廳制訂國家防衛整備計畫〉，《朝日新聞》，2005 年 9 月 26 日，版 1。 〈自民黨通過將自衛隊升為軍隊〉，《讀賣新聞》，2005 年 11 月 23 日， 版 2。 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在 2005 年 10 月 17 日，靖國神社一年一度的秋季大祭 上，第五度前往參拜靖國神社。小泉過去參拜靖國神社的其他日期依次如 下：2001 年 8 月 13 日，日本戰敗紀念日的前兩天；2002 年 4 月 21 日，靖 國神社春季大祭首日；2003 年 1 月 14 日；2004 年 1 月 1 日元旦。請見〈小 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讀賣新聞》，2005 年 10 月 18 日，版 2。 〈自民黨眾院選舉大勝〉，《讀賣新聞》，2005 年 9 月 12 日，版 1。
本新保守主義的興起具有絕對的關連性呢？在過去分析日本的防衛政 策大多是從《美日安保條約》及區域環境轉變的角度來分析，而忽視 日本國內層次的因素，尤其是傳統文化規範對日本防衛政策的影響。 日本是一個注重集體主義的社會，同時在文化傳統的規範下，日本的 社會約束力一向是大於法律的約束力，同時講究人際關係的非正式制 度的影響力也是大於政府所制訂的正式制度。5因此，本文嘗試從文化 規範的角度來去分析日本戰後防衛政策的轉變，本文主要論點認為： 近年來日本防衛政策的轉變，主要是受到國內新保守主義浪潮的影 響，這股浪潮以美國反恐政策為經，以中國及北韓威脅為緯，逐步讓 日本從過去消極的防衛性政策轉變成為積極的防衛政策，這也是 2000 年之後日本亟欲修訂現行的非戰憲法，突破傳統禁忌派自衛隊赴海外 執行維和任務，讓日本成為一個真正的正常國家的最主要原因。 本文總共區分成六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前言，內容包括本文的研 究目的動機、主要論點及章節安排；第二部分則是理論探討，從文化 規範的角度分析一個國家防衛政策的轉變與文化規範之間是否具相關 性，同時也進行理論性的建構；第三部分則是探討日本的主要文化規 範—新保守主義，分析新保守主義的源流及在二次戰後的演變過程； 第四部分則是探討日本的主要結構環境—防衛政策，分析日本戰後防 衛政策形成與 1990 年之後的轉變；第五部分則是結合理論與實例，以 2001 年之後日本政府所制訂的有事相關法制為例，來分析日本新保守 主義對日本現行防衛政策轉變的影響。最後，第六部分則是將以上五 部分的分析作簡單的結論。
Peter J. Katzenstein & Nobuo Okawara, Japan’s National Security: Structures, Norms and Policy Responses in a Changing Worl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2-8; Peter J. Katzenstein, Cultural Norms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e and Military in Postwar Japa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6-11.
貳、理論的探討：文化規範與防衛政策
過去在分析一個國家的安全政策大多是從國際層次與國內層次兩 個面向來分析，在國際層次包括霸權主導、國際合作及區域衝突等三 個面向，例如 John G. Ikenberry 在 America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這本書中，從權力平衡來看美國霸權的角色
對東亞國家安全政策的影響；6又例如 Ralf Emmers 在 Cooperative
Security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ASEAN and ARF 這本書
中，從國家之間的安全性合作來分析東協國家在 1990 年之後安全政策 上的轉變；7最後 Drifte Reinhard 在 Japan’s Security Relations with
China Since 1989: from Balancing to Bandwagoning 這本書中，探
討日本與中國之間的區域衝突與區域爭霸對 1990 年之後日本安全政策 轉變的影響。8
在國內層次則是包含政權輪替、決策體系及領導者的特性等三個 面向，例如 Eiichi Katahara 在 Japa’s Changing Political and Security
Rol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spects 這本書中，分析日本執政黨
（自民黨）與在野黨（社會黨）對《美日安保條約》的不同觀點，以 及這種不同意見的爭辯對戰後日本安全政策轉變的影響；9Ahmed
Hash-John G. Ikenberry, America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5.
Ralf Emmers, Cooperative Security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ASEAN and ARF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3), pp. 1-3.
Drifte Reinhard, Japan’s Security Relations with China Since 1989: from Balancing to Bandwagoning?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3), pp. 1-5.
Eiichi Katahara, Japan’s Changing Political and Security Rol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spect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1), pp. 1-4.
im 在 The Crisis of the Iranian State: Domestic,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ies in Post-Khomeini Iran 這本書中，從何梅尼政權的回教什葉
派決策過程來分析 1980 年之後伊朗區域安全政策的產出與轉變；10最
後，Eugene R. Wittkopf 和 James M. McCormick 在 The Domestic
Sourc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sights and Evidence 這本書
中，探討歷任美國總統的性格對於美國對外安全政策轉變的影響。11 從以上各種不同的分析層次，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國家的安全政策 會受到國際層次與國內層次兩個不同面向的影響，而在一般的情況 下，霸權國家安全政策的形成通常是來自於國內政策過程的產出，而 霸權國家安全政策的轉變則是會受到國際安全環境轉變的影響；相對 地，小國安全政策的形成與產出通常是受到國際權力平衡的影響，而 小國安全政策的轉變則是受到國內政權轉變的影響比較大。12 舉例來說，日本從二次大戰結束之後，其主要的安全政策便是追 隨著美國東亞政策及全球戰略布局，因此，美國東亞政策的轉變及 《美日安保條約》的指針方向便觸動著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2002 年 之後日本為了要因應美國反恐政策，在國內所進行一系列防衛法制的 修正便是最好的例證。但是日本在二次大戰之前是一個軍國主義國
Ahmed Hashim, The Crisis of the Iranian State: Domestic,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ies in Post-Khomeini Ira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95), pp. 2-6.
Eugene R. Wittkopf & James M. McCormick, The Domestic Sourc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sights and Evidence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4), pp. 4-8.
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1-6; Overbeek Henk, Restructuring Hegemony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Neo-liberalism in the 1980s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p. 3-8.
家，戰敗之後卻為何完全變成一個和平主義的國家呢？Peter J. Ka-tzenstein 在 Cultural Norms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e and
Military in Postwar Japan 這一本書中，便嘗試以文化規範的角度來
分析日本在二次戰後安全政策的轉變，他認為日本傳統文化當中的集 體主義對二次戰後日本安全政策的轉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13例如日 本政府在戰後利用記者協會來重新形塑日本人民對於安全保障的概 念，在日本媒體的刻意傳播下完全改變日本軍人及警察的形象。14 那麼文化規範與防衛政策之間究竟具有何種相關性呢？本文認為 必須以結構與規範來連結兩者之間的關連性，所謂結構是由政府機關 所形成的政策環境，這是一種法律的約束力，而規範則是由傳統文化 所塑造的安全概念，這是一種社會的約束力，15在結構環境上可以劃分 成主導控制及相互協調兩種不同政策產出，所謂主導控制是指政策的 形成是由政府所主導，而相互協調是指政策的形成是由官民之間的協 調與妥協，在文化規範上可以區分成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兩種不同的
Peter J. Katzenstein, Cultural Norms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e and Military in Postwar Japan, pp. 5-9.
日本集體文化是著重在團體的一致性，而不重視個人的表現，團體的和諧一 向大於個人的利益，這種文化不但表現在日本的政治體制（年功序列），也 表現在日本企業結構當中（終生雇用制），有關日本集體文化的最佳體現應 該是 2002 年諾貝爾化學獎日本得主田中耕一，他在得獎之後將其成就歸功 於其公司－－島津製作所的集體創作。有關田中耕一事蹟請見黑田龍彥， 《田中耕一 生 方》（東京：大和書房，2003 年），頁 5-6。有關日 本集體文化請參見岩崎允胤，《日本文化論 深層分析》（東京：新日本出 版社，1989 年），頁 1-3；青木保，《「日本文化論」 容 後日本 文化 》（東京：中央公論社，1990 年），頁 2-10； 大久保喬樹，《日本文化論 系譜 『武士道』 『「甘 」 構造』 》（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3 年），頁 4-9。
Peter J. Katzenstein & Nobuo Okawara, Japan’s National Security: Structures, Norms and Policy Responses in a Changing World, pp. 6-8.
概念，所謂集體主義是指一個國家的文化傳統是講究集體的一致性， 而個體主義則是文化規範是注重及講求個人單方面的表現。 而如果一個國家在結構環境上是主導控制，但在文化規範上是集 體主義則會形成主動性的防衛政策；其次，一個國家在結構環境上是 相互協調，而在文化規範上是集體主義則會產生防衛性的防衛政策； 第三，如果一個國家在結構環境上是主導控制，但在文化規範上個體 主義則會形成攻擊性的防衛政策；最後，如果一個國家在結構環境上 是相互協調，在文化規範上是個體主義則會產生被動性的防衛政策 （請見表 1）。 主動性的防衛政策在政策上是由政府所主導，但卻也重視集體之 間的一致性，因此其防衛政策常常是處在政府政策與文化傳統的相互 衝突；防衛性的防衛政策在政府政策上是著重在機構之間的相互協 調，但在文化傳統上卻是相當重視集體主義，因此文化規範的影響力 通常會大於政府的政策；攻擊性的防衛政策在政策是由政府所主導控 制，而又重視個人的表現，因此政府政策的影響力通常會大於文化規 範的約束力；被動性的防衛政策在政策上重視機制之間的相互協調， 但在文化傳統上卻是重視個體的表現，因此文化規範與政府政策之間 的互動性並不大。 二次大戰之後日本的防衛政策便是屬於防衛性的安全保障政策，16 日本新保守主義與美國的新保守主義意義上略有不同，日本是強調國家正常 化，而美國則是強調國際角色的轉化。有關戰後日本防衛政策的文獻，請見 田中明彥，《安全保障：戰後 50 年 摸索》（東京：讀賣新聞社，1997 年），頁 7-10；小泉親司，《日米軍事同盟史研究：密約 虛構 五十年》 （東京：新日本出版社，2002 年），頁 9-15；伊藤剛，《同盟 認識 現 》（東京：有信堂，2003 年），頁 4-8；土山實男，《安全保障 際政 治學》（東京：有斐閣，2004 年），頁 3-12；Ralph A. Cossa, Restructuring the U.S.-Japan Alliance: Toward a More Equal Partnership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7), pp. 5-9; Michael
它在安全政策的決策過程當中主要是由通產省、外務省及防衛廳之間 的相互協調，並且配合美國的東亞政策及日本總體的經濟戰略，但是 在文化規範上，日本政治的運作卻一直存在著保守主義的思維，這種 被形塑的集體保守主義深深影響著日本對亞洲的外交政策，這也是日 本雖然是亞洲主要的經濟援助開發國家(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但是日本政府卻一直以很含蓄的方式來表現其在二次大戰期間 的侵略行為，同時對於外來的外交爭議及內部的社會示威都採取比較 容忍的態度，這是因為在日本文化規範所產生的社會約束力一向都是 大於政策產出的法律約束力所產生的結果。17 在分析文化規範與防衛政策之間的理論關係之後，接下來將分別 從實證面來探討日本的文化規範─新保守主義及結構環境─防衛政 策。
Green, The U.S.-Japan Allianc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9), pp. 1-5; Glenn D. Hook, Japa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ecurity (London: Routledge, 2001), pp.1-7; John G. Ikenberry & Takashi Inoguchi, Reinventing the Alliance: U.S.-Japan Security Partnership in an Era of Chang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p. 1-4。
Peter J. Katzenstein & Yutaka Tsujinaka, Defending the Japanese State: Structures, Norms and the Political Responses to Terrorism and Violent Social Protest in the 1970s and 1980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5-9.
表 1 文化規範與防衛政策 結構環境 主導控制 相互協調 文 化 規 範 集體主義 主動性政策 防衛性政策 個體主義 攻擊性政策 被動性政策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參、文化規範：日本新保守主義的源流與崛起
日本自從 1955 年體制以來，在國內政壇存在著三種政治勢力，第 一種是以自民黨為主體的親美右派保守勢力，他們鼓吹參與《美日安 保條約》，並追隨美國的東亞政策，同時採取美國與亞洲國家並重的 外交政策，第二種是以社會黨為主體的反戰左派勢力，他們反對日本 與美國簽訂《美日安保條約》，同時也不贊成日本進行再武裝，並認為 日本應該採取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第三種是寄居在自民黨及以無黨 籍自居的極右派軍國主義，他們仍然維持過去的皇權思想，鼓吹日本 皇國史觀，以及強調日本種族的優越性。18 這些右翼分子人數雖然不多，但是在日本國內聲音卻相當大，原 蒲島郁夫，《 後政治 軌跡 自民党 形成 容》（東京：岩 波書局，2004 年），頁 9-11。另外有關日本右派保守勢力文獻，請見 野 健治，《日本 右翼》（東京：筑摩書房，2005 年），頁 3-8；鈴木邦男， 《新右翼 民族派 史 現在》（東京：彩流社，2005 年），頁 6-12； 堀幸雄，《 後 右翼勢力》（東京：勁草書房，1993 年），頁 1-8；天道 是，《右翼運動 100 年 軌跡 抬頭 挫折 混迷》（東京：立花書 房，1992 年），頁 6-9；政治經濟學研究會，《「神 日本」大綱：憂 愛 救 真正右翼民族主義 辱的 破綻 》（東京：政治經濟學研 究會，2002 年），頁 8-15。因在於從戰後以來右翼勢力在日本的政界、經濟界、輿論界及學術文 化界都占有相當高的地位，對於日本政府的決策也能產生相當大的影 響力，過去在美國政府的刻意支持下，日本政壇一直是以右派保守勢 力為主流，這種右派保守勢力不但維繫著自民黨在戰後的長期執政， 同時也讓日本成為美國在東亞地區最重要的盟友。19 但是冷戰結束之後，在國際環境的轉變下，日本國內開始出現另 外一種聲音，他們認為日本地處在東亞地區，應該要積極參與亞洲事 務，同時終戰已經 60 周年了，日本也要跳脫過去歷史的包袱，讓日本 成為一個正常國家，同時也要積極維護日本的民族利益及實現日本國 家戰略，因此，參拜靖國神社及善用朝鮮半島危機來改變日本的防衛 政策，則變成呼應新保守勢力主張的主要利器，這便是日本的新保守 主義的形成。20 日本開始出現新保守主義的呼聲始於 1980 年代的中曾根康弘時 代，中曾根在其代表著作《新的保守理論》這本書當中，一方面結合 自由民主、憲政法治及市場經濟等西方保守主義的價值取向，一方面 則結合維護威權、捍衛傳統的日本國家政治核心，1990 年後小澤一郎 則進一步將新保守主義加以發揚光大，他在《日本改造計畫》這本書 中，主張政治經濟改革及成為正常國家為日本新保守主義在冷戰後世 界新秩序當中的追求的目標，現今新保守主義的主張已經廣為被自民 黨內主流派、日本政界及日本國民所接受。另外在 1990 年代日本政壇 積極鼓吹新保守主義思維的，便是由日本松下集團創辦人松下幸之助 所成立專門訓練政治家的松下政經塾，在當時許多學有專精，同時有 志進入政界的日本年輕人都會到松下政經塾上課，以為將來的競選及 佐藤光，《柳田 男 政治 日本保守主義 源流 求 》（京 都：世界思想社，2004 年），頁 6-16。 張廣宇，《冷戰後日本的新保守主義與政治右傾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 社，2005 年），頁 3-4。
從政做準備，而 1990 年之後日本國內政局的轉變正好給予這些年輕的 新保守勢力蔓延的溫床。21 在 1990 年初期，自民黨新生代議員小澤一郎率領大批黨內議員出 走另組新黨，形成日本政黨的戰國時代，這不但造成自民黨的垮臺， 同時也給予新保守主義發揚的空間，當時日本新興政黨紛紛成立，許 多無從政經驗的新人也在這個時候進入政壇，這些二次戰後出生的年 輕人，既沒有日本極右派的軍國主義色彩，也沒有自民黨保守的親美 思想，更沒有社會黨左派的反戰思想，他們一切以日本的國家利益為 導向，以務實的作風來處理日本的外交政策，這種新保守主義投射在 外交政策上便是喊出：日本應脫離過去的歷史包袱來成為真正的正常 國家，同時日本也應該要在國際上取得與其經濟地位相等的政治地 位，這也是在 1992 年通過《PKO 維和行動法案》，並在 1996 年之後 日本自衛隊逐漸積極參與國際活動，且日本也關注周邊國家的軍事動 向，同時日本政府在國內也逐漸轉變其防衛政策的最主要原因。舉例 來說，這種新保守主義投射在日中臺三邊關係上，就是這些年輕議員 不像過去傳統日本議員對兩岸存在著漢賊不兩立的思考模式，他們大 部分既參加我國的日華懇談會，同時也參加中國大陸的日中議員聯 盟，在議案上支持中國大陸或臺灣與否，一切都以日本的國家利益為 考量。因此，有人稱日本在 1990 年代的轉變為日本政壇的第一次世代 交替。22 在第一次世代交替的時候，日本政壇好像正要面臨驚天動地的改 變，但是很可惜的是這波世代交替浪潮主要是出現在民主黨、自由黨 等其他在野政黨，而並沒有蔓延到自民黨，自民黨在 1993 年之後雖然 出井康博，《松下政 塾 何 》（東京：新潮新書，2004 年），頁 2-7。 藤原敏隆，《保守王 崩 ：平成十年政 “真 ”》（東京：創風 社，1999 年），頁 22-28。
有許多新人進來，但是他們的背景大多不脫是世襲的政治二世及官僚 體系的族議員（指關注特定利益的議員），這讓自民黨內的年輕議員 雖然年紀輕，但卻都是承襲著父兄輩保守思想的枷鎖，這種現象造成 保守勢力的自民黨對抗自由勢力的民主黨，日本政壇新舊勢力對抗的 現象投射在日本的政策上，就形成我們在 2005 年日本眾議院改選當 中，所看到支持與反對小泉祭拜靖國神社的兩種聲浪，以及支持與反 對小泉一邊倒親美政策的兩種聲音。23 但是 1996 年之後國際環境卻出現相當大的轉變，這股轉變也驅動 著日本防衛政策的改變，例如過去在非戰憲法的約束下，日本視強化 軍事能力為一項禁忌，右翼團體在過去雖然極力強調日本軍事能力的 獨立性，但是卻不被日本社會主流民意所接受，可是在 2001 年反恐戰 爭之後，美國東亞政策逐漸產生轉變，美國開始要日本逐步負擔起東 亞區域的防禦責任，再加上北韓核武威脅的日漸增強，例如 2001 年 12 月出現在日本鄰近海域的北韓不明船隻，2002 年北韓綁架日本人質事 件，以及再加上中國潛艇出現在東海的日本海域之內，這些因素都強 化右翼團體鼓吹日本國家應該要正常化的正當性，也讓右翼團體的主 張逐漸被日本主流民意所接受。24 而國際環境的轉變也逐漸影響到日本國內的政治環境，同時也強 化日本新保守勢力的鞏固，例如 1996 年之後左派日本社會黨勢力逐漸 瓦解，再加上屬於自民黨內右傾新保守派小泉純一郎的上臺，更鞏固 日本右翼團體在政壇的勢力，自民黨自 1955 年成立以來，在黨內就一 直有「主流派」和「非主流派」之分，主流派強調先經濟、後軍事 （例如從吉田茂開始下承池田勇人、佐藤榮作），而非主流派則比較 町村信孝，《保守 論理 「 美 日本」 》（東京： PHP 研究所，2005 年），頁 1-4。 文入努，《日米同盟 ：純正保守主義 日本本位 功利 主義的安全保障論》（東京：本 風景社，2004 年），頁 4-15。
偏向民族主義（例如從岸信介開始下承福田赳夫、中曾根康弘），這 也是非主流派出身的小泉上臺之後會如此強調日本主體性的最主要原 因，從過去中曾根康弘上臺之後，立即在 1985 年打破戰後禁忌赴靖國 神社參拜來看，從 2001 年以來小泉之所以會連續四年五次參拜靖國神 社，我們也就不會感到意外了。25 2005 年 9 月 11 日日本舉行眾議院選舉，在這場選舉過程當中，小 泉趁著郵政民營化的機會一一消滅黨內的派閥，同時注入高知名度、 具有公眾形象，而有別於過去政治二世及官僚體系的候選人，形成日 本戰後第二次的世代交替，這次的世代交替徹底改變了自民黨，同時 也讓日本朝野新舊保守勢力合流在一起。而日本新保守勢力的崛起對 於今後日本的防衛政策會產生何種改變呢？可以預知的是日本會更積 極參與亞洲事務，也會持續邁向一個正常國家、並積極爭取成為聯合 國常任理事國，在日、中、臺三邊關係上，日本會以更務實的態度來 看待兩岸關係，一切以國家利益為考量，有別於過去冷戰時期親中、 親臺的壁壘分明。總而言之，經過這次戰後最重要的選舉之後，日本 總算是歷經真正的世代交替，同時也讓朝野的新保守勢力逐漸地合 流，這股強大的力量正在驅使日本改變，尤其是在日本以改變防衛政 策來追求正常化國家。26 在了解日本新保守勢力的崛起之後，接下來則是要分析 1990 年之 後日本的結構環境的改變，也就是日本防衛政策的轉變。
肆、結構環境：日本防衛政策的形成與轉變(1951-2000)
二次大戰結束之後，麥克阿瑟的盟軍總部為了徹底瓦解日本軍國 主義體制而為日本訂定一部「非戰憲法」，在這部憲法第九條當中明 淺井基文，《 後保守政治 平和憲法 危機》（東 京：青木書店，2004 年），頁 7-12。 土山實男，《安全保障 際政治學》，頁 10-18。白宣示：「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於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 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與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 段，為了要達到前項所述的目的，日本將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 的力量，也不承認國家擁有交戰權。」27換句話說，日本將在這部「非 戰憲法」體制之下永遠放棄戰爭、不保持戰力、不承認交戰權，以及 個別自衛權。在另一方面，日本為了要納入美國核子傘保護，便與美 國簽訂《美日安保條約》，同時為了要維持一定的自我防衛能力，於 是便成立日本自衛隊，於是《美日安保條約》與日本自衛隊便成為戰 後以來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兩大支柱。28 但是日本安保政策從二次戰後以來並非是一成不變地，而是隨著 國際安全環境、美國東亞政策及日本國內政治情勢而有所改變，簡單 來說，從二次大戰之後至 2001 年「911 事件」之前，日本的安保政策 主要可以區分成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從 1951 年《美日安保條約》 簽訂之後至 1970 年沖繩返還日本為止，我們稱之為「吉田原則」時 期；第二個時期是從 1976 年日本三木武夫內閣通過《防衛計畫大綱》 阿部照哉，《憲法》（東京：有斐閣，1995 年），頁 151-152；中村明， 《戰後政治過程 憲法九條》（東京：中央經濟新聞社，2001 年），頁 299-301。 有關日本《美日安保條約》文獻，請見菅英輝、石田正治，《21 世紀 安 全保障 日米安保体制》（京都： 書房，2005 年），頁 4-9；池 田慎太郎，《日米同盟 政治史》（東京： 際書院，2004 年），頁 5-11； 間 正一，《 日米安全保障 約：21 世紀 課題》（東京：文芸 社，2003 年），頁 1-6；露滿堂，《 日米安保 約 日 米平和友好 約 》（東京：星雲社，2002 年），頁 5-8； － Ｋ． － ，《 立 協調 新 日米 求 》（東京： 新聞社，2002 年），頁 3-12；小野直樹，《 後日米 係 際政治 分析》（東京：慶 義塾大 出版 ，2002 年），頁 5-9。
至 1990 年初期冷戰結束為止，我們稱之為「自主防衛時期」；第三個 時期是從 1997 年《美日防衛合作新指針》至 2001 年「911 事件」事 件的爆發為止，我們稱之為「積極防禦時期」。29以下便針對這三個時 期來加以分析。 第一個時期是從 1951 年《美日安保條約》簽訂之後至 1970 年沖 繩返還日本為止的「吉田原則」時期。其實從戰後以來，日本的防衛 政策不外乎遵循著「吉田原則」，所謂吉田原則有兩項重點：首先是 日本與美國簽訂《美日安保條約》，允許美國在日本本土成立美軍基 地，並將日本納入美國東亞防衛架構的一環，以讓日本在美國核子傘 的保護之下全力來發展經濟；其次是成立日本自衛隊，確立日本以專 守防衛的政策主軸，並作為《美日安保條約》的軍事後盾，同時也能 夠在遭受外來攻擊時提供日本本土的基本防衛能力。30 在這個「吉田原則」時期的主要改變是在《美日安保條約》上， 在 1951 年的《美日安保條約》將日本納入美國東亞防禦體系之內，同 時確認由美國協助防衛日本本土的安全，這是一個不對等安全防衛條 約，因此，1960 年新《美日安保條約》便是日本要嘗試改變這種不平 等的關係，所以新《美日安保條約》不但將日本本土防衛責任由駐日 美軍轉換成日本自衛隊，同時將美日軍事聯盟的角色從過去不對等關 係變成集體安全及集體防衛的關係，形成美日的戰略新夥伴關係。31 第二個時期是從 1976 年日本三木武夫內閣通過《防衛計畫大綱》 至 1990 年初期冷戰結束為止，我們稱之為「自主防衛時期」。1970 年 小泉親司，《日米軍事同盟史研究：密約 虛構 五十年》，頁 6-9。 Fred Greene, Stresses in US-Japanese Security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e, 1975), pp. 31-33.
Tsuyoshi Kawasaki, “Japan and Two Theories of Military Doctrine Formation: Civilian Policymaker, Policy Preference, and the 1976 National Defense Program Outlin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1, No. 1, March 2001, pp. 68-70.
代之後，拜日本經濟的快速成長及美國在東南亞軍事勢力的逐漸退 去，讓日本政府懷疑美國核子傘的保護作用，於是日本開始走向強調 自主的安全政策，所謂「自主防衛」的安全政策是指：日本在面對外 界對於本土威脅，日本自衛隊可以單獨負擔起防衛的責任，而不必像 過去是由駐日美軍與自衛隊共同來負責，在這項政策的轉變之下，日 本三木武夫內閣在 1976 年通過《防衛計畫大綱》，以將國防預算限定 在 GNP1%的架構之下來取代過去憲法對國防預算的限制，這讓自衛隊 可以有充分的預算來購置武器。32 之後 1977 年福田赳夫內閣期間，日本也提出「綜合保障安全」的 概念，以區域合作及多邊外交的方式來排除與鄰國的相互威脅感，而 不必再像過去是透過美日軍事聯盟機制來解決區域性的衝突，日本政 府這種強調「綜合保障安全」概念是讓日本逐漸走向正常國家的第一 步；最後則是 1978 年美國與日本重新簽訂的美日安保指針，在指針內 容方面明確指出：當日本本土面對外來威脅時，是由日本自衛隊負擔 起第一線的防衛任務，而駐日美軍只是擔任起協助的角色，換句話 說，也就是日本已經逐漸擺脫駐日美軍提供日本領域的防衛，而日本 自衛隊也經能夠完全具備擔負起國土安全防衛的能力。33 第三個時期是從 1997 年美日合作防衛新指針至 2001 年「911 事 件」的爆發為止，我們稱之為「積極防禦時期」。冷戰結束之後，在 國內經濟日漸衰退的情況之下，美國無力負擔起全球警察的角色，而 希望日本能夠在國際事務上擔負起更積極的角色，1992 年在美國的支 持下，日本政府通過有條件的《PKO 維和行動法案》，讓日本自衛隊 派兵海外參與聯合國的維和行動；之後在 1997 年日本與美國簽署《美 五 百 旗 頭 真 編 ，《 戰 後 日 本 外 交 史 》 （ 東 京 ： 有 斐 閣 ，1995 年 ）， 頁 110-112。 楊永明，〈冷戰時期日本之防衛與安全保障政策：1945-1990〉，《問題與 研究》，第 41 卷第 5 期，2002 年 9-10 月，頁 22-23。
日合作防衛新指針》，在條約內容當中將雙邊軍事合作範圍從過去的 遠東地區轉變為亞太地區及日本周邊地區，同時將日本自衛隊的軍事 發動權從過去的被動轉變為周邊事態範圍。34 由此可見，美國在國際環境改變之下逐漸要求日本積極負擔起防 衛的責任；之後在 1998 年日本政府依據 1997 年的美日合作防衛新指 針逐步通過《自衛隊修正法》、《日本相互提供物品及勞務修訂法》 及《周邊事態時確保日本和平安全法》，這三項法案的通過不但落實 了美日合作防衛新指針當中周邊事態的制度化工作，同時也進一步轉 變日本的軍事防衛政策從過去的「消極防衛」政策轉變成「積極防 禦」政策（請見表 2）。35 由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從二次大戰之後至 2001 年「911 事 件」之前，日本的防衛政策雖然是在《日本憲法》第九條「非戰憲 法」的制約及《美日安保條約》的框架下，《美日安保條約》及日本 自衛隊仍然是日本安保政策的兩大支柱，但實質的內容與結構卻已經 出現相當大的轉變，主客之間已經易位了，換句話說，日本安保政策 從過去的消極防衛轉變成主動防禦，美日安保聯盟的架構下由過去美 日之間的不對等關係已經變成對等的軍事夥伴關係，日本自衛隊從過 去必須依賴駐日美軍的援助而變成國家安全的主導者，而作者認為這 種轉變是依據著國際環境的轉變、美國東亞軍事政策的改變及國內新 保守主義對現狀的不滿這三項因素相互角力而加以調整的。而這種情 勢的轉變在 2001 年「911 事件」之後又更加地明顯了。36 直紀，《 日本 外交 防衛 「危 日米基軸外 交」 「憲法 立 平和政策」 》（東京：大村書店，2005 年）， 頁 10-18。
Akio Watanabe, “Has Japan Crossed the Rubicon? Defense Policy Since the Higuchi Report,” Jap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7, No. 4, December 2003, pp. 238-240.
而文化規範對 1990 年之後日本的防衛政策到底會產生何種的改變 呢？接下來將以日本在 2001 年之後通過的有事相關法制來分析新保守 主義對日本防衛政策的轉變。 表 2 戰後日本防衛政策的轉變(1951-2000) 時期 年代 事件 主要內容 轉變 吉田原則時期 1951 《美日安保條約》 將日本納入美國東亞防禦 體系之內，同時確認由美 國協助防衛日本本土的安 全。 美日軍事聯盟 1960 新《美日安保條約》 將日本本土防衛責任由駐 日 美 軍 轉 換 成 日 本 自 衛 隊，同時將美日軍事聯盟 的角色從過去不對等關係 變成集體安全及集體防衛 的關係。 美日戰略夥伴關 係 自主防衛時期 1976 《防衛計畫大綱》 將國防預算限定在 GNP1 ％ 的架構之下來取代過去憲 法對國防預算的限制。 確立國防預算在 GNP1 ％的架構之 下 1977 綜合保障安全概念 以區域合作及多邊外交的 方式來排除與鄰國的相互 威脅感，而不必再像過去 是透過美日軍事聯盟機制 來解決區域性的衝突。 區域多邊外交政 策 1978 《美日安保指針》 由日本自衛隊負擔起第一 線的防衛任務，而駐日美 軍 只 是 擔 任 起 協 助 的 角 色。 由日本自衛隊擔 負起防衛本土的 主要任務 積極防禦時期 1992 《PKO 維和法案》 日本自衛隊派兵海外參與 聯合國的維和行動。 自衛隊開始可以 派兵海外參與維 和行動 1997 《美日合作防衛新指 針》 將雙邊軍事合作範圍從過 去的遠東地區轉變為亞太 地區及日本周邊地區，同 時將日本自衛隊的軍事發 動權從過去的被動轉變為 周邊事態範圍。 軍事發動權從被 動轉變成主動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田中明彥，《安全保障：戰後 50 年 摸索》，頁 12-14；楊永明，〈冷戰 時期日本之防衛與安全保障政策：1945-1990〉，頁 22-23。
伍、文化規範與日本防衛政策的轉變（2001 至今）
2001 年 9 月 11 日，美國本土史無前例地遭到多起恐怖攻擊造成三 千多人死亡，「911 事件」不僅改變美國的全球戰略布局，同時也改變 日本在國際及東亞地區所扮演的角色，舉例來說，在恐怖攻擊的推波 助瀾下，在親美並且富有右翼思維的首相小泉的主導下，日本國會以 反恐之名提出《反恐特別措施法案》、《自衛隊法修正案》及《海上 保安廳法修正案》，這三項法案受到民主黨議員的全力支持，並很快 在國會當中通過，這意味著今後日本可以向世界任何地方派兵參與軍 事行動，完全改變日本在過去「專守防衛」的安全保障政策，而將日 本軍事力量由內向型轉變成外向型。37以下便分別針對從 2001 年 9 月 至 2003 年 4 月期間，日本政府為了支援美國打擊恐怖主義所做的防衛 措施。 首先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當美國本土受到多起恐怖攻擊之時，小 泉政府為了表示對美國反恐立場的堅定支持，迅速在 9 月 19 日宣布 七項緊急應對措施方針，其主要內容包括派遣自衛隊為美軍提供醫 療、運送、補給等支援，派遣自衛隊赴戰區蒐集情報，加強日本境內 美軍基地的安全措施，加強出入境管制及情報交換，提供印度、巴基 斯坦緊急經濟援助，提供阿富汗難民相關人道救援，以及積極與各國 協調預防國際金融市場的混亂。在這七項緊急措施當中，最重要的 便是派遣自衛隊為美軍提供醫療、運送、補給等支援，以及派遣自 衛隊赴戰區蒐集情報，而為了要達到突破《日本憲法》第九條限制 自衛隊出兵支援美國反恐的效果，在自民黨的主導下，公明黨及民 主黨的支持下，日本國會迅速在 10 月 29 日通過「恐怖主義對策關連 三法」。38 廖書賢，〈論日本反恐機制與台日安全合作〉，《國防政策評論》，第 3 卷 第 1 期，2002 年 10 月，頁 25-35。「恐怖主義對策關連三法」的三項法令，包括《反恐特別措施法 案》、《自衛隊法修正案》及《海上保安廳法修正案》。首先在《反 恐特別措施法案》當中，規定自衛隊的活動範圍並不限於非戰鬥地 區，如果獲得他國的同意自衛隊，也可以進入他國執行任務，同時自 衛隊的行動內容包括對美軍水及燃料等物資的運送，難民的救助及傷 兵的醫療與搜索救援，但在對美軍武器彈藥補給方面，因為擔心對外 界造成使用武力的印象，因此，支援項目並不包含武器彈藥的運送， 至於自衛隊使用武器的範圍，則只限於自我防衛、保護難民及傷兵 等，這項特別法案的有效期限為兩年，這是日本自衛隊在戰後首次不 必透過聯合國維和部隊就可以單獨派兵海外。39 其次在《自衛隊法修正案》當中，其主要目的是防備恐怖分子的 襲擊，日本自衛隊可以對駐日美軍進行警衛任務，同時放寬自衛隊在 維持治安和執行海上警衛任務時使用武器的條件，最後《海上保安廳 法修正案》則是允許日本海上保安部隊，對於不明及奇怪的船隻進行 射擊，這兩項議案突破戰後以來日本自衛隊僅限於自我防衛的基本定 位。40綜觀這三項法案，作者發現有以下四種意涵：第一，擴大自衛隊 的活動範圍，從周邊地區擴大至外國領土；第二，開了戰時自衛隊派 兵海外的先例；第三，放寬武器使用的標準；第四，該法是無限期的 限時立法。 劉冠效，〈轉變中的日本安全保障政策—反恐特別措施法的探討〉，《問題 與研究》，第 41 卷第 5 期，2002 年 9 10 月，頁 41-65。
Paul Midford, “Japan’s Response to Terror: Dispatching the SDF to the Arabian Sea,” Asian Survey, Vol. 43, No. 2 , March/April 2003, pp. 329-351. 日本這三艘自衛隊船艦包括搭載有直昇機的「鞍馬號」（5,200 噸）、「霧 雨號」（4,550 噸）兩艘驅逐艦，其中霧雨號有迷你神盾艦之稱，此外另有 補給艦「濱名號」（8,150 噸）其搭載直昇機四架，指揮官為日本自衛隊第 二護衛隊本多宏隆海軍副將。請見日本防衛廳編，《 日本 防 衛（平成 17 年版）》（東京：日本防衛廳，2005 年），頁 144-145。
之後在 2001 年 12 月 7 日，日本國會也通過《聯合國維和行動合 作法修正案》，在這項修正法當中，除了放寬日本自衛隊武裝出國的 條件之外，日本政府也解除了先前凍結自衛隊參與維和部隊軍事行動 的武器使用條款，其主要內容包括監視停火、解除當地部隊武裝、檢 查武器的運輸情況、在非軍事地帶駐兵、執行巡邏任務及蒐集、銷毀 廢棄武器等。美國對阿富汗採取軍事行動之後，日本政府為了要顯示 自己存在，以及呼應國際社會要求日本做出貢獻的呼應，小泉政府便 順勢通過《聯合國維和行動合作法修正案》，以讓日本自衛隊能夠參 加阿富汗重建的多國行動來製造條件，當然讓日本成為正常、普通國 家也是主要的考量之一。41 緊接著在 2002 年 4 月 16 日，在自民黨小泉政府的主導下，日本 國會通過「有事三法關連法律案」，所謂「有事三法」其包括《武力 攻擊事態法案》、《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修正案》及《自衛隊法修正 案》，這三項法案的通過意味著在緊急事態之下，日本首相將可以不 經過外相及防衛廳長官所組成的安全保障會議及內閣會議，直接調動 自衛隊的權力，這項擴大首相權限、增加對國民限制與懲罰條款，成 為日本「有事法制」立法最重要特性，另外對於「有事」定義的廣泛 界定，其不僅包括對日本本土受到攻擊的事實，同時也包括被攻擊的 危險，日本都可以出動自衛隊進行防衛作戰，這是日本針對外來威脅 所強化自我防衛的權限。42 在日本國會通過《反恐特別措施法案》、《自衛隊法修正案》、《海上保安 廳法修正案》及《聯合國維和行動合作法修正案》之後，在 2001 年 11 月 9 日三艘日本自衛隊船艦「鞍馬號」、「霧雨號」及「濱名號」便以先遣部隊 到印度洋進行調查研究，此次日本所派遣的三艘船艦並非依據《恐怖對策支 援法》，而是根據《防衛廳設置法》當中的調查研究規定而派遣的，其主要 目的是在真正支援英美軍隊尚未出動之時新型前往蒐集海洋狀況、他國船隻 及飛機部署狀況，港灣設備等情報。請見朝雲新聞社編，《防衛 》（東京：朝雲新聞社，2005 年），頁 635-653。
小泉政府為了要達到正常國家的目的，特別強化有事三法的法令 解釋，其中《武力攻擊事態法》規定了有事的定義、首相的權限、政 府採取的對策，以及國民所應給予的配合措施，43其中「有事」不只是 指日本遭到外部武力攻擊的事態，同時也包含預測可能受到武力攻擊 的事態，因此，日本不僅可以在受到攻擊時採取行動，而且只要可以 預測到存在著被攻擊的可能性及危險性，日本政府就可以出動自衛隊 進行防衛作戰，同時國家、地方團體及國家指定的公共機構，有義務 向採取行動的自衛隊提供物資、設施及勞務支援；另外《自衛隊法修 正案》則是為了保證自衛隊的軍事行動可以順利展開，也就是在預測 到將可能進行防衛出動時，自衛隊可以徵用民間土地及構築用地，以 及允許自衛隊在自我防衛或保護同僚時使用武器；《安全保障會議設 置法修正案》的目的是為了要加強安全保障會議的機能，也就是當發 生武力攻擊事態的同時，除了首相之外，只有外相、防衛廳長官及官 房長官等五位閣僚出席便可以進行緊急協議。44 「有事三法」是日本在戰後首次有了對應「戰時事態」的法律， 在內容當中除了規定日本政府在日本有事之際的對應方式，以讓自衛 隊順利出動，也就是當日本遭受到外來攻擊時，日本首相可以制定對 應方針，同時也可以徵用一般民眾的財產與設施，讓自衛隊能夠迅速 展開反擊，這讓日本安保體制從此進入新的階段，在過去公開討論有 事法制，在深受非戰憲法束縛的日本是一項禁忌，從 1977 年福田赳夫 內閣開始，公開討論日本遭外來攻擊時的戰時體制問題，由於受到 《日本憲法》第九條規定，日本沒有交戰權也沒有集體自衛權的限 西澤優、松尾高志、大內要三，《軍 論理 有事法制》（東京：日本評論 社，2003 年），頁 82-89。 日本防衛廳編，《 日本 防衛（平成 17 年版）》，頁 124-130。 朝雲新聞社編，《防衛 》，頁 72-74。
制，因此福田內閣的此案一出，立刻受到來自社會黨及共產黨的大力 反對。而有事三法制的立法與 1996 年《美日安保新防衛指針》的周邊 事態法是有相互輝映的效果，因為周邊事態法定義，日本周邊若遭到 攻擊則自衛隊可以出動對應，而不以地理的概念，而以事態發生的性 質來作判斷，有事三法則更進一步明確規定自衛隊出動的詳細作戰細 節，並規範自衛隊在何種條件之下，可以徵用民間的物資與設備，為 日本遭到攻擊預作準備。45 在小泉的主導及在野政黨的全力配合下，日本逐漸透過美國的反 恐政策來達到國家正常化目的，日本不但逐步突破過去非戰憲法的限 制，派兵到海外負責後勤補給的任務，同時也將自衛隊在有事狀況的 權限加以擴大，逐漸將自衛隊的性質轉化成軍隊，在另一方面，日本 也強化防衛廳的功能與位階，以達到主動性防衛的任務，日本政府能 夠達到改變防衛政策的目的，一方面固然是美國東亞政策的轉變，最 重要的則是日本國內新保守勢力的推波助瀾，否則這些法案不會這麼 順利在國會當中通過。46 舉例來說，小泉在 2005 年自民黨成立 50 周年的大會上便發表自 民黨正式通過修改非戰憲法草案，而小泉為何要在自民黨建黨 50 周年 的日子提出新憲法草案呢？因為此時不論在國際環境或是國內環境都 是最有利於日本修憲。 首先在國際環境上，目前美國在反恐政策及中國崛起下，已經不 再反對日本重新武裝了，反而希望日本成為美國在東亞防衛的最前 鋒，例如美日兩國於 2005 年 10 月 29 日在華府舉行該年第二次的「二 加二」會談，在這項會談的美軍重編計畫當中，美日兩國將進行軍力 調動計畫，駐琉球美軍陸戰隊人數將從 15,000 員減少成為 8,000 員， 西澤優、松尾高志、大內要三，《軍 論理 有事法制》，頁 79-82。 張廣宇，《冷戰後日本的新保守主義與政治右傾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 社，2005 年），頁 139-142。
這顯示美國將逐漸改變過去美日安保體系當中，逐漸將日本自衛隊推 向區域安全防衛的第一線；其次是美日共同作戰中心的成立，美國將 在華盛頓州的美軍司令部，移到日本座間基地，這顯示朝鮮半島及臺 海安全情勢仍然為美國全球布局中重要的戰略目標，但是美日安全同 盟將從過去的共同防衛轉變成為共同作戰。47 其次在國內環境上，自從 2001 年 4 月小泉上任以來，小泉在對內 進行「構造改革」以挽救搖搖欲墜的經濟，對外則是順應國際環境塑 造日本成為一個真正的正常國家，當郵政民營化及道路公團改革陸續 在國會當中通過之後，小泉的「構造改革」其實已經宣告一段落，接 下來應該是要全力邁向國家正常化；在時間點方面，自從 2005 年 9 月 11 日國會改選之後，自民黨在暌違 13 年之後終於又可以單獨過半，加 上公明黨之後，更是超過三分之二，足以在眾議院當中通過任何一項 法案，此時正是小泉進行修改憲法朝向正常化的最好時機。 〈日米安保進行軍力調整〉，《讀賣新聞》，2005 年 10 月 30 日，版 1。
表 3 911 之後日本針對反恐行動的相關作為 年代 法案名稱 主要內容 2001 年 9 月 19 日 七項緊急應對措施方針 派遣自衛隊為美軍提供醫療、運送、補給等 支援，派遣自衛隊赴戰區蒐集情報，加強日 本境內美軍基地的安全措施，加強出入境管 制及情報交換，提供印度、巴基斯坦緊急經 濟援助，提供阿富汗難民相關人道救援，以 及積極與各國協調預防國際金融市場的混 亂。 2001 年 10 月 29 日 恐怖主義對策關連三法 支援美國在阿富汗的反恐特別行動，首次允 許在戰時派遣海外自衛隊。 2002 年 3 月 日本自衛隊首次派駐海外支 援美國非戰鬥性任務 日本為了支持美國反恐行動首次將自衛隊派 駐海外，日本政府派遣 1,200 名自衛隊員， 兩艘驅逐艦及兩艘補給艦赴阿拉伯海。 2003 年 6 月 6 日 有事三法關連法律案，《對 處武力攻擊事態法》、《自 衛隊法修正案》及《安保會 議設置法》。 日本政府在日本有事之際的以對應讓自衛隊 出動，也就是當日本遭受到外來攻擊時，日 本首相可以制定對應方針，同時也可以徵用 一般民眾的財產與設施，讓自衛隊能夠迅速 展開反擊。 2003 年 7 月 26 日 《伊拉克復興支援特別措施 法》 日本自衛隊將在伊拉克為美國等國部隊提供 飲水、燃料和武器彈藥等候勤補給運輸，由 於伊拉克戰爭尚未結束，法案內容對自衛隊 在伊拉克的活動制定了幾項基本原則，其中 包括：自衛隊的活動限制在現階段沒有發生 戰鬥，並在活動期間可以確認不會發生戰鬥 的非戰鬥區域，以及自衛隊不得使用武力或 以武力進行威脅等原則。 2003 年 10 月 《反恐特別措施法修正案》 將兩年前國會所通過的海外派兵案延長兩 年，並允許自衛隊赴伊拉克支援美國軍隊。 2004 年 3 月 設立反恐特種部隊 日本防衛廳將在陸上自衛隊成立一支 300 人 專門承擔反恐、反游擊任務的特種部隊，同 時也可承擔海外救助任務。 2005 年 2 月 日本制訂《防衛警備計畫》 日本防衛廳制訂了為因應本土遭受攻擊和國 內反恐事件擬定的《防衛警備計畫》，將過 去因應來自俄羅斯進攻的重視北方防衛構 想，轉變成為重視西南來自中國威脅的構 想。 2006 年 4 月 美軍重編計畫及美日共同作戰中心的成立 美日兩國將進行軍力調動計畫，駐琉球美軍 陸 戰 隊 人 數 將 從 15,000 員 減 少 一 半 成 為 8,000 員，並將 7,000 名陸戰隊員額移防關 島；其次是美日共同作戰中心的成立，美國 將在華盛頓州的美軍司令部，移到日本座間
基地，同時美日兩國也將在駐日美軍橫田總 部設立美日共同作戰中心，而以橫須賀為母 港的小鷹號，除役後由核子動力航空母艦取 代。 2007 年 1 月 防衛廳升格為防衛省 將防衛廳升格為防衛省，乃日本政府為了因 應來自周邊威脅，強化自我武力防衛，以達 到正常國家的目的。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日決修訂日米防衛大綱〉，《讀賣新聞》，2001 年 9 月 20 日，版 2； 〈強化軍事權三法案送國會〉，《讀賣新聞》，2001 年 10 月 30 日，版 1；〈防衛廳 陸上自衛隊設立反恐部隊〉，《讀賣新聞》，2004 年 3 月 25 日，版 3；〈爭議 26 年， 日本通過有事三法〉，《朝日新聞》，2003 年 6 月 7 日，版 3；〈參院通過對伊派遣 自衛隊法案〉，《朝日新聞》，2003 年 7 月 27 日，版 1；日本防衛廳編，《 日本 防衛（平成 17 年版）》，頁 17；日本防衛廳編，《 日本 防 衛（平成 18 年版）》（東京：日本防衛廳，2006 年），頁 14-19；〈日防衛廳升格為 防衛省〉，《讀賣新聞》，2007 年 1 月 3 日，版 2。
陸、結論：新保守主義與日本防衛政策
由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發現近年來日本防衛政策出現相當大的轉 變，對外日本不但逐步突破過去非戰憲法的限制，派兵到海外負責後 勤補給的任務，同時也將自衛隊在有事狀況的權限加以擴大，逐漸將 自衛隊的性質轉化成軍隊，對內日本也強化防衛廳的功能與位階，以 達到主動性防衛的任務，日本政府能夠達到改變防衛政策的目的，這 些內外的轉變其實主要是受到國內新保守主義浪潮的影響，這股浪潮 以美國反恐政策為經，以中國及北韓威脅為緯，逐步讓日本從過去消 極的防衛性政策轉變成為積極的防衛政策，這也是 2000 年之後日本亟 欲修訂現行的非戰憲法，突破傳統禁忌派自衛隊赴海外執行維和任 務，讓日本成為一個真正的正常國家的最主要原因。 在日本防衛省出版的 2006 年度版防衛白皮書，對於日本內外部的 安全環境表示極大的憂慮，首先在外部因素方面，日本政府在白皮書 中，除了認為北韓核武問題是日本安全的最大問題之外，同時也對中 國近年來的快速擴軍表示警戒及對中國軍事現代化的憂慮，在內部因 素方面，日本政府在白皮書中指出，美日安保體制的合作關係是以美國的參與和美軍的展開，以確保日本周邊地區的和平與安定為基礎， 同時在日本周邊出現緊急事態時兩國將從事包括外交在內的所有努 力，並由日本提供美軍後方支援，日本正逐漸採取漸進式的防衛政策 邁向正常國家。48 在另一方面，同樣在 2005 年的 9 月 11 日，自民黨在眾議院改選 當中大獲全勝，獲得 296 席，取得國會絕對過半的席次，而民主黨雖 然只得到 113 席，但仍然是最大的在野黨，日本政黨體制正面臨 1955 年以來最大的改變，而最重要的是日本新保守勢力即將在這次選舉後 正式匯集在一起，成為日本政壇最大的一股政治勢力，這些新保守勢 力在小泉的主導下正在推動日本防衛政策的轉變，例如在 2007 年 1 月，日本國會正式通過將防衛廳升格為防衛省，替日本國家正常化邁 出了第一步，而安倍內閣也正在推動將自衛隊轉型成為軍隊。49可以預 知的是，這股保守新勢力將會觸動日本防衛政策進行再一次轉變。 （收件：2006 年 1 月 15 日，修正：2007 年 6 月 11 日，採用：2007 年 6 月 29 日） 日本防衛廳，《 日本 防衛（平成 18 年版）》，頁 12-24。 〈國會通過將防衛廳升格為防衛省〉，《讀賣新聞》，2007 年 1 月 21 日， 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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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ing Japanese Defense Policy
－ A Perspective from Neo-Conservatism
Zheng-jia Tsai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Abstract
Most analyses on Japan’s defense policy used to focus on the U.S.-Japan 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and changing regional situations, which overlooked Japan’s domestic factors, particularly the impact from cultural norms on its defense policy. Japan is a society of collectivism, i.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social norms have greater restraints than legal regulations, with the influences from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outside institutions outweighing those from the government-established official or non-official systems. This article tries to analyze the changes in Japan’s defense policy in the post-WWII yea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norm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recent changes in Japan’s defense policy are attributed to the surging influence of neo-conservatism in its domestic domain. Japan’s recent neo-neo-conservatism is demarked by two occurrences – the 911 terrorist attack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threats from China and North Korea. These two have shifted Japan’s defense policy from passive to active. This attitude change has become the main force behind Japan’s
pursuit to revise its peaceful constitution since 2000 to be a normal country, and its breakthrough of traditional taboos by sending the Japan Self-Defense Forces to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missions.
Keywords: Neo-Conservatism, Culture Norms, Defense Policy, Anti-Terror Policy, Japan
